张经武

　　张经武又名张仁山，1906年7月生于湖南省酃县一个富户里。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但不善经营，富裕的家庭中道破落，但同一般的穷苦人家比起来，生活仍很充裕。张经武7岁时，被家人送到学校读书，10岁进高小读书。13岁时，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时，他家已经贫穷，与穷人没有什么两样。由于家境贫困，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干起农活。为了糊口，他学了一段裁缝手艺。这样的生活使张经武接触了穷苦人，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来，张经武在家族人的帮助下，重新回到省立师范学校学习。因为前后辍学的缘故，他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

　　1926年，刚满20岁的张经武借得路费，从长沙北上到北京，找到一位同乡好友。在他的帮助下，张经武报考了在北京招生的黄埔军校和河南的一所国军军校。由于他成绩突出，竟被这两所学校同时录取。1928年，张经武在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部队当了排长。不久，这个学校的校长当了师长，张经武随之被调到师部任参谋。

　　后来，这支部队被桂系军阀打败，他所在的部队被收编。这样，张经武又来到桂系部队。这支部队驻扎湖北，张经武被调到驻湖北的警备军，由连长升任副营长。蒋介石为控制这支部队，以黄埔生将原来的河南军校生全部换掉。就这样，张经武和其他非嫡系人员一律被免职。他第一次对这位蒋介石的权术有了粗略认识。

　　1929年初，为谋生路，张经武来到驻守河南的湘军唐生智部队。通过同乡关系，他在这支部队补了个排长的空缺。但是，这支部队并非他想象的军队。部队内部黑暗腐败，他思想苦闷，既为国家前途担忧，也为自己的出路担忧。

　　1936年6月，张经武在红军大学校舍石窖洞前和第三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张纯清（又名张文彬）在自学在军校学习期间，张经武间或闻知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理论，感到新鲜。到唐生智部队后，他听说贺龙率领部队闹革命，领导穷人翻身，决心回到老家湖南，投奔贺龙。就在这时，张经武遇到了过去的好友、共产党人曾希圣等人，经过他的工作，张经武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党组织告诉他，河南那个军校的校长新办了军校，那里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可以利用过去的关系，到军校开展工作，壮大革命力量。

　　就这样，张经武来到新开办的军校，被校长任命为学生大队队长。在这里，他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经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里，张经武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发展党员，联系同情革命的学生，从事革命宣传。不久，他发动士兵将标语贴到了反动军队的军部，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扣押审查。敌人因没有确实证据，审问了一阵后，将他释放。这样，张经武不得不辞去大队长的职务，到中共河南省委，当了一名交通员。

　　1931年底，张经武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出身军校，当过军校学生队队长。上级派他来到红军学校任教员，主教政治和文化课。由于张经武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红军中属于有文化的指挥员。加上他教学深入浅出，很受人欢迎，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

　　红军长征，张经武在教导师任师长，师政委为何长工。教导师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机关，任务光荣而艰巨。机关老弱者多，行装沉重，是敌人重点袭击的目标，张经武与何长工身不负重望，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他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才干，也开始被中央领导认识。这是他后来任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的重要原因。

　　长征途中，何长工生病倒下。作为师长的张经武二话没说，与一名战士抬起担架就走，别人要抢，他说什么也不相让。师长的行动深深教育了广大红军官兵，对这件事，政委何长工永远难忘。

　　抗日战争前夕，张经武作为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特殊联络官，来到河北前线，向有抗日倾向的宋哲元所部做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使宋哲元对抗击日冠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先后战领北平、天津等地，其锋芒直指山东，为使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张经武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官，来到了形势严竣的山东。山东军阀韩复榘，面对日军的夹击，束手无策。张经武针对韩复榘的心理，向他讲明，只有对日军抗击才有出路，而抗日必须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光明前途。韩复榘无路可走，张经武的一番话打动了他。然而，谈到释放政治犯，韩复榘态度暧昧，不置可否。对此，张经武严词痛斥，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他对韩复榘的斗争有利有理有节，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央领导称他是对敌谈判的好手。经过张经武的斗争和争取，被韩复榘抓的6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铺保”的名义出狱，奔赴抗日第一线。

　　1937年，张经武回延安。后跟随周恩来到武汉，担任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山东抗日前线急需干部。毛泽东想到了张经武，就这样，张经武再次来到山东工作。长期以来，张经武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到山东后，他会见了国民党第6战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讲述毛泽东对他寄予的希望。对他以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给予很高的评评价。范筑先对张经武的到来，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加强合作，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年底，日军重兵包围聊城。范筑先带领部队勇猛反击。他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不久，聊城失守，范筑先和许多抗日官兵壮烈牺牲。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被任命为总指挥。第二年3月，八路军70多名干部经由鲁北，到延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暗中反共，得知共产党人路过太河镇，即派重兵伏击，70多名共产党人加上和护送的八路军官兵等200人，除数人逃出外，20多人壮烈牺牲，其余全部被俘。

　　作为山东纵队的领导人的张经武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严惩杀人的凶手。对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他们进行有力的反击。张经武、杨国夫、廖容标等果断指挥，派兵收复太河镇，救出被抓去的官兵。敌人吃了败仗后，派部队向八路军进攻。张经武指挥部队，周密布置，重创敌人，歼灭其大部，俘虏200多人。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1940年，张经武从山东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会议。以后。他被留在了陕北工作，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等职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联合组成了“北平军事调解执行处”，共同监督实现停战协定。这年，张经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来到北平。他的身份是第30小组的代表，为少将军衔。这是共产党在历史上，最早授予的军衔之一。

　　先后在北平军调处工作过的还有耿飚、许光达、李聚奎等。这是一场谈判的斗争，也是一场涉外的斗争，在斗争中，张经武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解放前夕，张经武为西北军区参谋长。1949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显赫的职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张经武，面授进藏事宜。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说：“经武同志，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交谈直至深夜。6月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西藏边陲小镇亚东。此时，达赖被西藏地方政府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亚东已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从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到达赖喇嘛。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要用这样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这种封建式的相见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摆到了属下的位置，对此，张经武的随行人员、十八军联络部长乐于泓严词拒绝。乐于泓还用事实说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他说：“这次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和谈代表时，也是平起平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旁边的两位和谈代表：“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两位代表连声说：“是的，是的！”4位噶伦无言可答，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作法。为顾全大局，为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也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推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7月16日上午，张经武在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噶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列队迎接。随后步入达赖喇嘛寝宫，达赖下座表示迎接，并按藏族礼节，向张经武敬过了酥茶和甜米饭。达赖和张经武分别在两把紫檀木椅上入座，张经武向达赖问候身体健康。达赖喇嘛也有礼貌地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张经武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右起：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张经武回答后，立即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并高兴地对达赖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达赖不识汉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是由张经武的藏文翻译彭哲翻译出来作为副本供达赖看的。达赖看完，显得很高兴。随后，张经武告诉达赖喇嘛：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您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员押运，不过数日即可到达亚东。张经武还向达赖介绍了和谈情况和《协议》的主要内容，谈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态度十分中肯。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话频频点头。达赖说，关于《协议》，要看看阿沛·阿旺晋美带回的正本，再由噶厦讨论一些问题。显然，他对《协议》没有表示态度。张经武也不着急。接着，张经武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希望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共同实施双方签订的《协议》；并十分关心地问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返回拉萨？”达赖喇嘛回答：“今日是藏历6月12日，我准备藏历18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先行到达拉萨的张经武前往迎接。

　　初进西藏，沟通思想，联络感情，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必不可少的。张经武一到拉萨，就拜藏文藏语翻译彭哲为师，孜孜不倦地学习藏文藏语。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常挂着一块两尺见方的小黑板，天天写着一些藏文拼音字母和一些藏语词汇。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借来一些藏族书籍，了解西藏的天文、地理、历史。

　　一连两个月，张经武不断地穿梭于上层门庭。张经武在西藏最好的上层朋友要算阿沛·阿旺晋美。早在北京和谈中，张经武就十分赏识阿沛·阿旺晋美的爱国之心。特别是对阿沛·阿旺晋美确认的“西藏既是中国领土，就必须赞同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原则立场，表示赞赏。回到西藏后，阿沛·阿旺晋美又积极帮助进藏部队解决粮食问题，代替达赖起草了致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的电文。所有这一切，都深深留在张经武的脑海里，并由此和阿沛·阿旺晋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1月9日，张经武与进藏部队的几位干部应邀参加了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才旦卓嘎的家庭晚宴。

　　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全家一起曲膝盘坐在鲜艳多彩的毛毯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席间，张经武与阿沛·阿旺晋美全家频频举杯，相互祝愿，相互致谢，气氛十分融洽。张经武一生不爱喝酒，平时遇有宴会，总是要拖着酒量较大的郭锡兰一同前往，以便为他解围。今天他显得特别高兴，也和大家一样，喝了几杯。晚宴结束后，张经武等又应邀和阿沛·阿旺晋美一家举行了联欢。张经武还十分关心和尊重西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诚心和他们交朋友。

　　擦珠·阿旺洛桑是西藏的著名诗人和学者，曾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随达赖喇嘛进京朝见过清代光绪皇帝。但因不是贵族出身，遂被一些贵族所嫉恨，后因结婚娶妻，被噶厦免职，贬为平民，全部家产被没收，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学识渊博，精通佛经和西藏历史，擅长写诗，弟子众多，仍受人敬仰。

　　1951年，擦珠已是71岁高龄，但他很快理解和接受了《协议》和中央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参加了拉萨的各种爱国活动。12月8日，拉萨召开第一次文艺工作者联欢会，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邀请擦珠活佛一同出席联欢会。擦珠当场热情洋溢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即兴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张经武更是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擦珠活佛的双手，表示感谢。

　　1952年元旦过后，西藏军区举办藏语文训练班，张经武聘请擦珠为训练班教师。当年西藏工委创办藏、汉两种文版的《新闻通讯》，张经武又请他负责藏文版的编审工作。1956年，《新闻通讯》改名为《西藏日报》，张经武再次请他担任藏文版的翻译工作，并任命他担任报社副总编辑。

　　1957年12月，擦珠病逝，张经武心情十分悲痛，当即指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登报表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噶丹池巴·土登滚秋也是西藏宗教界最有名望的人士之一，张经武和他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他多次来到布达拉宫的药王山上，看望噶丹池巴·土登滚秋，和他一起谈天说地。土登滚秋老人说：“一千多年来，中国就是保护、发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几百年来，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是一种隶属关系。”并从历史、宗教上论述这一问题。张经武深为感动，两次和他合影留念。后来，张经武要他担任了西藏佛教协会会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1年冬，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个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这给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四处捣乱，阴谋把解放军困死。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实执行《协议》，同时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一万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一股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社会制度不能改变！”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更严重的事态一触即发。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临危不惧，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要“人民会议”选出代表进入桑都仓，陈述意见。同时立即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张经武严肃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是背后有人唆使操纵，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张经武责成他们妥善、严肃处理这一件事。接着，张经武对“人民会议”选来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说理斗争，要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当天下午，包围桑都仓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次日，张经武分别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全体噶伦，指出这场骚乱的性质和危害，要求他们立即制止骚乱，迅速解散“人民会议”。根据张经武的指示，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联合发出了维护西藏治安的布告。然而，“人民会议”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幕后操纵下，不但没有停止其非法活动，而且更加猖獗。他们唆使一些人继续包围张经武住宅，扬言要攻打人民解放军，并把驻扎在江孜的藏军炮兵团调到拉萨，夜袭解放军驻地，偷抢解放军物资，向爱国人士散发恐吓信，割断电话线，哄抬物价……

　　拉萨形势越来越严重，张经武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会议”将会闹出重大的乱子，西藏人民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当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4月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反攻（即实行协议）。” 4月16日至18日，张经武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噶伦、仲译、堪布等参加的会议，严肃指出了这次骚乱的性质，传达了中央对处理这次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和两位司曹操纵的“人民会议”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策划武装骚乱，破坏《协议》，破坏祖国统一，决不能原谅。我们要求达赖喇嘛撤销这两个人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胁从人员和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一律不予追究。对于两位司曹，我们要采取教育的态度，他们愿意接受改造，转变过来后，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服务，还可以送他们去中央学习。会上，一些噶伦为两位司曹说情，张经武一直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帮助大家统一认识。其中不少同志都为张经武既坚持原则又宽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动。4月19日，张经武又召开了工委和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汇报了三次噶伦、仲译、堪布会议的情况，提出亲自上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布达拉宫肯定藏军密布，戒备森严，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位司曹也时刻守在达赖身边。张经武此时提出前往布达拉宫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为之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为了实施《协议》，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张经武已下定决心。他对同志们说：“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层人士，也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他沉着果断、临危不惧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大家。为防止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命令军区部队和炮兵营全体指战员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向布达拉宫出发了。布达拉宫内外，果真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毫无畏惧，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在达赖喇嘛住的宫殿里，张经武向达赖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策。

　　他说：“由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高度克制和严密的军事防范，才避免了这一场流血事件。但这次骚乱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怀有重大阴谋的个别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幕后支持，这种非法组织及其非法活动，不仅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拥护‘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和搞好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并且是破坏《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接着，张经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达赖从张经武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和政策的英明，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合，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张经武见达赖已答应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别达赖，回到了桑都仓。军区首长、战士们见张经武安全回来，犹如放下千斤重担，脸上浮现出了胜利后的喜悦。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3月2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终于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西藏一直没有现代化教育，只有极少数贵族子弟私塾。国民党统治时代，勉强在拉萨办起了一所小学，可10年之间仅培养了12名学生，便中途夭折。由此可见，在西藏要办一所学校是何等艰难。

　　1952年2月，张经武两次召开工委会议，专题讨论创办拉萨小学问题，并和噶厦协商，成立了办学筹备委员会，14名委员中，有10名是藏族上层人士。此后，筹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校舍、教材、教师、校长、课程等事宜，一些藏族委员提出能否设立“讲经课”和学生毕业后能否当喇嘛的问题。为此，张经武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西藏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作决定，学生毕业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本地课本只供参考，编审后要征求噶厦同意。”3月中旬，张经武再次主持工委会议，他说：“西藏办学只能慢慢来，主要靠中央出钱，不要搞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接着又召开筹委委员会议，听取上层人士意见。在讨论教材问题时，张经武说：“目前还谈不上正规，讲一般常识就可以，重点要讲西藏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讲17条协议、国旗、国徽和阿沛在北京的讲话，要讲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通过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再回家向父母、兄弟宣传。”

　　几经周折，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正式开学，600余名学生中，有10余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经武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当听完校长赤江·洛桑益西（达赖的副经师）的汇报后，张经武当即指示说：“凡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贫苦学生，除和一般学生实行免费外，他们的衣、食、住和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负担。”在张经武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各地都先后办起了小学，1957年，西藏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又得以创办。1959年平叛改革开始后，拉萨又相继办起了西藏师范学校和西藏民族学院。

　　在办学过程中，张经武还根据青年的特点，于1953年1月批准成立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开展政治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成立大会上，张经武把一面写着“为热爱民族和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锦旗赠给联谊会，勉励广大青年为建设新西藏作出贡献。接着又分期分批组织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与各民族的联系。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还高度评价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这一组织形式及其开展的各种活动。在活动中，张经武还善于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才旦卓玛随第一批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她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随后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西藏第一代优秀歌唱家。还有不少优秀青年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学习，成长为西藏的各级领导干部。

　　1952年那场骚乱平息之后，西藏局势化险为夷，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1955年7月，毛泽东任命张经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但要他继续主抓西藏工作，继续留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平息。5月，张经武回到拉萨，领导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同于内地，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谁种谁收的问题；赎买政策问题；划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叛乱界限问题；牧区政策问题；发动群众问题；培养藏族干部问题等等。张经武多次召开工委会议，学习传达毛主席的几次讲话精神，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并决定以拉萨、山南、塔工等地区为民主改革试点，摸索经验，指导全面。

　　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张经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要考虑全盘工作，还经常下到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决策。9月，张经武和工委副书记周仁山一同来到雅鲁藏布江旁的曲水县，整整3天时间，他和周仁山走田间、穿牧场，不断找干部、积极分子、朗生（奴隶）、贫苦农民座谈，向他们问寒问暖，征求对改革工作的意见。

　　寺庙工作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发生了拆寺庙、打佛像的行为，群众有意见。张经武找来部分干部开会，他说：“寺庙工作要慎重，千万不能着急，绝不能在一次运动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搞三反，首先是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把政教分离。对寺庙的政策一是不拆庙子，二是不打佛像，留下的寺庙由寺庙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一个寺庙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庙就要留下，可让群众监督，一方面劳动，一方面念经。”11月，张经武前往林芝县调查，他来到一位基层干部家里，听取干部和贫民汇报那里的民主改革情况。3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高原缺氧，张经武晕倒在地，经随行秘书取来氧气袋输氧，才苏醒过来。

　　在林芝县，张经武发现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赎买政策不理解，他们说，农奴主的耕地和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钱赎买。张经武给他们作了耐心解释：“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耕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后交大家分配，这样做，可以减少一些人反对和破坏改革，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这样有利于民主改革工作，更有利于打击、孤立反动分子。这样做，国家花钱不多，也不会妨碍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短短一席话，说得干部心悦诚服。

　　1960年2月，张经武又到山南地区的乃东、贡噶、穷结、扎囊等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乃东县结巴乡桑嘎村共产党员次仁拉姆把全村10户最穷的朗生（奴隶）组织起来，成立了朗生互助组，他鼓励他们：“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雄狮，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过高山。”在他的带领下，朗生互助组顶住各种冷嘲热讽，经过两年努力，终于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地上麦浪滚滚，草场上绿草如茵，牛羊骡马成群结队。张经武到这里视察，一位朗生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共产党胜过自己的生身父母，父母被迫送我们去当朗生，共产党帮助我们翻了身，我们深深感谢共产党。”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张经武心中，他看到了西藏的新生，看到了翻身农奴对共产党的一片深情，同时也看到了藏族干部的成长。

　　事后，《西藏日报》记者到这里采访，把文章送给张经武审阅，张经武将文章标题改为《百万农奴的榜样》，并挥笔在文章前写上了“工委批示”：“这是一个由十一位朗生组织起来的‘穷棒子’互助组，他们给朗生的真正解放树立了榜样，指明了道路，反映了贫苦农民‘人穷志不穷’、‘硬骨头’的英雄气概和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雄心壮志。这个材料也说明，把这些‘没人要’的旧社会奴隶组成互助组，引导他们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是走向了真正解放的光明大道，他们的生产会搞得很好，生活过得很不错，驳倒了非依靠富裕户搞不好生产的错误论调，破除了迷信，那些‘朗生难解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在生产互助方面也是如此，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是错误的。”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张经武的辛勤工作，西藏全区民主改革一直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量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到1.5万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全区少数民族干部也发展到16000余人。全区群众都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当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无疑包含着张经武进藏14年所付出的心血。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张经武奉调回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7年春，林彪、“四人帮”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强加在张经武身上，非法逮捕了他。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含冤去世。

　　1976年10月，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8月27日下午，党中央在首都全国政协礼堂为徐冰、张经武等隆重举行追悼会，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后，张经武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一生革命”得到充分肯定。
 

　　1969年因文革运动中被靠边站的军队将帅没有选上九大代表的就有张经武。军队干部受影响的主要是文革前的彭德怀事件和文革中的贺龙事件。而且受牵连的干部大部分在文革期间被重新起用。
 

　　在延安的日子里，张经武和杨岗相亲相爱，日子过得简朴、美满。1941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华岗。华岗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活泼，很逗人喜爱。

　　1942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刚降生几个月，就得了急性腹泻症，杨岗带着孩子住进了医院。不久，孩子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1944年，杨岗怀了第三个孩子，他俩都高兴极了。可是祸从天降，由于杨岗忙于工作，过度劳累，孩子死在了母亲的腹中。杨岗因子宫大出血，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经医师检查诊断，这是宫外孕，加之孕中辛劳奔波，造成了胎儿死亡，必须马上进行手术，而且只有切除子宫，才能保住母亲的生命。但是，这意味着，她今后再不能生育了。

　　1952年春，李井泉夫人肖里怀了第八个孩子。孩子临产之前，李井泉对妻子说：“张经武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为革命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今天又在最艰苦的西藏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想再要一个孩子，也是人之常情，我想，把你生下的这个孩子送给他们。”

　　通情达理的肖里，十分同意丈夫的意见。当年12月，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白白胖胖，俊俏可爱，满月不久，便送给了张经武、杨岗夫妇。

　　张经武夫妇喜出望外，感激不尽，给孩子取名为“张华川”。

　　1950年，张经武的父亲张千厚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来到北京，得知儿媳不能再生育，为之忧虑不安。1952年，当听说家乡的侄孙张仲生的第二个男孩张佐民出生后，便立即写信给张仲生，要他把刚出生的孩子给张经武做孙儿。张仲生随即回信表示同意。

　　张经武一开始并不十分同意，后来在父亲的多次催促之下，才于1956年派人来到湖南省酃县沔渡镇，把4岁的张佐民接到了北京。从此，张经武、张华川、张佐民成了张家不同根苗的三代人。
 

　　“张经武同志政治上坚定、工作负责、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山纵’对他的信仰很高,是党的优秀干部。”——徐向前

　　张经武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在延安时，他总穿着一套褪色的旧军装。管理科叫他按规定交旧领新，他笑着说：“衣服能御寒就行，不必换新的了。”最终，坚持不换。他在西安当警备司令时，部队每人发一顶蚊帐，他却把自己的送给了一位起义将军。后来，警卫员又为他领来一顶，他批评警卫员违反制度，结果照价付了款。在西藏开展统战工作期间，收到的珍贵礼品很多，他从来一丝不沾，全部交公。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是，这些模范行为却教育着许多入藏干部。由于张经武领导西藏全面建设成绩卓著，刘少奇曾经一语双关地说过：“张经武同志是经过‘武’，当然是经武之才；可是他在西藏搞过‘文’，更是经文之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