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爿小店。王云五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王云五童年时代在家乡泮沙村度过。他的大哥日华长他九岁，聪敏勤学。幼年时，大哥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他6岁随大哥读《三字经》《千字文》，7岁时随大哥回到上海，8岁开始读《孟子》。一天，大哥讲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云五极有所感，因为他的表哥陆皓东上年在广州被捕并遭清政府杀害。他很气愤地对大哥说：“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他的话使大哥大吃一惊，并向父亲报告：“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1897年，王云五9岁时，大哥回乡应试，顺利地通过了“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因病逝于乡下。因此，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反天意，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

　　1902年，父亲送14岁的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

　　1904年，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5年，17岁的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

　　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在一首诗中，他表明了当时的志向：“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王云五继续任教历时四年。

　　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加入国民党，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

　　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

　　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

　　1921年9月，王云五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旋任所长，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

　　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

　　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

　　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

　　1947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

　　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

　　1949年4月，去台湾。

　　1954年，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964年退出政坛，辞去官职后，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在台湾，他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直到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才算有了“文凭”。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

　　1979午7月6日，王云五因患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仅有微咳，住院后才开始发烧，但服药即止，几天后出院。8月4日，他又因肺炎入院，自谓“约需住院一星期”。哪知延至8月14日，即溘然病逝，终年92岁。逝世前几天他还奋力执笔为“商务”的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为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史料。王云五曾说：“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九十二年的壮游，已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断。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他所致的欢迎词以及对中华民国建国意见的陈说，都得到孙中山的欣赏。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他将其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没想到与他没有一面之缘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又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不久被荐为佥事，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除了任公职外，他也开始笔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报》撰述，以岫庐和出岫的笔名写社评。由于文章批评时政，引起北洋军阀的不满，这张报也就被封闭了。

　　在担任禁烟特派员期间，因为耿介和认真的性格，使他难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决定离开行政，以从事翻译工作为生，再以较多时间充实自己。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许多国际问题、国际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兴趣就转向这方面，同时又开始学德语和法语。王云五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惊。他晚年在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

　　此时，他的学生与朋友在上海合办了家公民书局，请他主编公民丛书，同时，由他选书、校稿。这样，他开始与出版事业有了接触。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时在1922年，他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创造了百年商务第二轮辉煌。这是他策划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也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30年2月，商务总经理鲍咸昌去世时，王云五已辞职离开了商务。两位负有监理名义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和董事会都主张邀请他回来担任总经理，他再三拒绝，经不住几位元老诚挚的力劝，在两个先决条件获得董事会通过后，答应重返商务。这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此前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库存图书和纸张，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并不是漫无目标地轰炸。

　　经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头翁”，这足可见其内心的焦虑和所承受的压力。经过彻夜苦思，明知前途艰险莫测，他仍决定肩负起复兴商务的责任。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在经过董事会同意后，他被迫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挨骂和闹工潮的风险他都一一顶住了。他认为：不如此，这么庞大的财务负担就足以把商务压垮，更谈不上复兴；保全商务对国难当头的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尤其重要，与此相比，他个人成为众矢之的事小。

　　当年8月1日，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仁当时的心愿。总馆、总厂复业后，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制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此后，王云五又主持编印了多套丛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尤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他拟定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被称为“丛书的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一百部编辑而成。本丛书的选目、编目、撰述、校订等工作都由他亲自主持，最后由张元济复审。这部丛书共有图书4100种。

　　短短时间内，商务实现了全面复兴，而且再度开创了出版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复兴商务，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见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他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负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1964年，王云五告别政坛，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台湾商务印书馆原系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三十七八家分馆中，台湾分馆不仅资历最浅，规模也最小，全馆同人寥寥十余名。1950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称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开始独立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一变而为出版机构，一面开始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的书刊，但当时书种难求、市场有限，只有惨淡经营。从1950年到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新书与重版书，共计不过数十种，营业所得，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王云五认为造成营业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事出版计划的资金。为增加营业收入，他制定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以最初两年尽量整理重印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的图书。

　　在争取到主动翻印商务印书馆本版书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选择重印，以增进营业，一面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着手研究。王云五看到，《万有文库》在台湾奇缺，于是从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重新选辑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该书包含各种门类，宛似一小图书馆，推出之后，极受各界欢迎，从1964年12月开始预约发售，到1965年4月，已销售400余部，台湾商务印书馆声威重振。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为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丛书集成简编》 《汉译世界名著甲编》 《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台湾在光复之前内地图书流传不多，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王云五一直主张：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必须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旧版书一年多后，王云五决定提前筹划新出版物。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 《各科研究小丛书》 《古籍今注今译》 《新科学文库》等。《人人文库》从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书逾2000种，多达2440余册，读者颇得实惠，因此风行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故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创编《学生国学丛书》，就我国的古籍，每书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并于导言中说明全书的大要。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课外大量阅读，但也不免留下对整本书未窥全豹的遗憾。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入主后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对于国学的阅读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十六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多有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些专著内容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

　　陈诚在任期间多次萌发辞职之念，不甘心做有职无权的高官。陈诚消极避让，无意过问“行政院”事务，这正是王云五担当重任的极好机会。但是，王云五对为官生涯也产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脱不了身。对于公务，他不再全力以赴，于是萌发了自撰年谱的念头。王云五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叙述评论不厌其详，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报告速记等档案资料。他一旦决定写自撰年谱，势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只能把公务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王云五于1963年2月开始写自撰年谱，自取其名为《岫庐自撰年谱稿》，行文较为随意，未曾出版。他后来撰写并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中，大量采用了《岫庐自撰年谱稿》中的文字。王云五自撰年谱，为后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务印书馆历史和台湾社会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作用与贡献，是他的“政绩”所无法比拟的。自撰年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写作过程本身使他恢复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辞去官职，遂于1963年6月24日致书陈诚，力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

　　在他提交辞职书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陈诚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去此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蒋介石挽留陈诚，同时再给他一个月假期，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欲罢不能，使王云五感到很苦恼。10月23日他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未获批准。后因陈诚坚辞院长，蒋介石遂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理由是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上皆不便屈王云五为副，又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让他当“行政院长”来组阁，只能允其辞职。辞职后的王云五，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所谓“总统府”资政，只是一个虚职，在蒋介石认为需要时，提供些政见方面的建议而已。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王云五的观点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政策也有较大的分歧，他的意见一再被否决，使其从1960年就萌发了退出政坛的念头。

　　王云五辞去“行政院”的职务之后，虽然仍虚挂着“资政”的头衔，常托故不参加有关的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托词，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并表示今后不再参加讨论。对于一届“国大”第五、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一般讨论不参加，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由王云五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总统”选举前后的许多会议，王云五大多不参加。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是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年轻人对他了解不多，虽然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文化商人虽然近年地位看涨，但在中国社会里拿笔杆子的文人仍会有所保留。这就是王云五的尴尬处。

　　此岸判定王先生为战犯，彼岸却称之为世界一流的出版家。“历史的轮回，总有事情发生常常让后人感慨万千”。

　　直到晚年，王云五回忆起这段历史，还说当时他加入民国政府是“一念之误”。但历史是不能重来的，正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失去了坚持独立人格的原则；也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在任财政部长期间，因为金圆券事件身处窘境，最终引咎辞职；还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陆续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位居第十五位。
 

　　王云五有两位妻子、七子二女和四十多位孙子和外孙，他的子孙多旅居国外。他的两位夫人是姐妹俩，徐净圃、徐馥圃。子女九人，除一女早逝外，其余也均为国际闻名的学者、专家。大儿子学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二儿子学武，工程博士；三儿子学政，在美从商；四儿子学农，牙医博士，香港；五儿子学哲，法理学博士；六儿子学艺，神经外科博士；七儿子学善，医学博士。大女儿学文早逝；二女儿学医，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