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

　　1929年到1945年2月是徐在国民党中统局中担任领导的时期。其重要靠山为同族前辈徐青甫，由于甫曾经为蒋启蒙师傅，故曾尽力拉拢甫，徐为了升官后又将CC系头目陈氏弟兄拉拢过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这也使得曾在1928年坐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的座位上，并于1931年兼任该部调查科科长，至此便开始了徐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生涯。也就是这一年使得蒋对徐刮目相看，徐捕获了我方人员顾顺章并成功使其变节投降，令蒋掌握了大量宝贵材料并由此破坏了我方很多组织。徐恩曾更“出色”的是，曾有一段时间在“中统”局第二组（后改为第二处）从组长到小特务清一色的都是我方叛徒，其中比较的“著名”有陈建中、杜衡、郭乾辉、周光亚、先太启、王维理、范振中、邹春生等人，而在中统内部我方叛徒也占了极大比例，就连徐的小妾费侠也是我方叛徒！

　　1936年，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成立，徐恩曾任该局第一处处长，戴笠任第二处处长，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们称中统特务为一处的人，而叫军统特务为二处的人的原由。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徐恩曾任副局长，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原军统局局长为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副局长为戴笠。但中统、军统两局与其它局不同，人事权与经济权都在副主管手中，就连蒋介石对两局下达命令也只写“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这样一来局长实际成了虚设之衔，而真正的主管其实是副局长。于是徐恩曾也就正式成为中统特务头子。但朱家骅与徐恩曾的关系并非是戴笠与贺耀祖的关系那样。贺耀祖有职无权，戴笠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当面请示，即使过后被贺耀祖知道了也是没什么用，甚至可以说贺耀祖的命令基本在军统没什么效力可言；而朱家骅却是当时蒋介石的一流红人，朱家骅在局里也有很多嫡系，如局秘书刘次萧，会计室主任李光灼，统计处处长郑尧泮，局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郭紫峻等，加上朱家骅本人又身兼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中英庚款保管董事会董事长，中德协会会长，留法、比、瑞同学会会长等头衔，更是让徐恩曾憷头。另外又有戴季陶为他撑腰，足可以确保朱家骅在中统局的地位，但朱家骅本人并不怎么过问中统之事，使得徐恩曾可以稳坐“金交椅”，只是在签署命令时朱家骅与徐恩曾共同署名签发。

　　1949年1月，做为多年与共产党作对的徐恩曾，已感觉到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他忧心忡忡的哀鸣：“共产党一定是不会放过我的，一定要向我算账的。”1949年3月，他与其妻费侠从上海仓惶逃往台湾，开始了他的富商生活，但自然没有政客生活那么风光。1985年死于台湾。
 

　　徐恩曾有妻三人，1949年大陆解放时，都还健在。其原配眉氏，是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尚好，徐妻一向与徐母同住，约自1928年起，两人感情恶化，徐恩曾后来干脆不再回家住，或回家也不与张氏同居。但徐妻始终住在徐家，整天吃斋念佛，很少找徐的麻烦。张氏生有一女，女儿随母生活，很少与徐恩曾见面。

　　徐恩曾的第二个老婆叫王素卿，东北人，体格健壮，性情泼辣，贪财好色，原是徐恩曾的友人之妻。友人赴英国留学，托徐予以照顾，友人出国后不久，1929年，徐恩曾与王同居，王氏一年生一个，生有子女四五人。后来，友人返国，见生米已成熟饭，又慑于徐恩曾的权势，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过问。

　　徐恩曾第三个老婆费侠，曾留学苏联，是一个革命叛徒，怀有政治野心。与徐恩曾结婚前，在徐恩曾的领导下参加《中苏半月刊》的工作。与徐恩曾结婚后，经常出入于中统局。费侠虽未正式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却实际地参与了中统特务的活动。她经常与国民党候补中执委吕晓道、陈逸云等混在一起。1948年她当上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后，更是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反动活动更加积极。1949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台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费侠担任委员，并在会中不断叫嚣要“与上海共存亡”。解放前夕，同徐恩曾一起逃到了台湾。徐恩曾与费侠生有子女四五个，其长子1939年生，乳名明明。费侠之母是一旧式的家庭妇女，1938年以后，一直住在徐家，费侠所生子女，都由她照顾。
 

　　戴笠最受蒋的信任，掌握着军统，被称为中国的盖世太保，徐是中统，虽然地位也很重要，但肯定不及戴。

　　抗战期间，徐恩曾为了发财，可谓绞尽了脑汁。日军即将占领武汉后，银行将一批巨钞运往重庆，由于战事紧迫，调运汽车困难，只是临时找来一辆大卡车来装运。运钞车行至途中，负责押送的国民党军警发现日军就要追上来了，没有把钞票烧掉，只是顺手把卡车伪装了一下隐藏起来，便一哄而散。银行有关方面找到这批人，问他们钱去了何处？这批人谎称，巨款已经销毁，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中国银行信以为真，便将钞票的票号注销了。

　　实际上，巨款的确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而是落到了徐恩曾的手里。因为当时在运钞车后面追踪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徐恩曾派遣的中统湖北站特务。

　　过了一段时间，徐恩曾自以为不会有人再想起这笔钱的事了，便让部下将其从湖北偷偷运到重庆销赃。然而，当车辆到达检查站时，被军统特务拦截。军统特务素来和中统不和，看到中统特务拉了一车钱，押运人员也没有任何手续，且神情紧张，当然起疑，于是迅速报告了军统头子戴笠。戴笠早就看不惯徐恩曾，正在全力搜集徐恩曾不法的种种证据，听到报告后欣喜若狂，马上派人将运钞车扣下，将钱送到银行鉴定。由于钞票的票号早已被注销，因此鉴定的结果是一车假钞。戴笠立即书写了“中统偷运假钞”的报告，上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阅罢非常生气，下令将押送人员处死。徐恩曾吓得半死，赶紧去求陈立夫。陈立夫本来不想“多管闲事”，但看在亲戚的面子上，还是去向蒋介石说了情。蒋介石终于答应将此案暂时压下。

　　不过，徐恩曾并没有因此收敛。上海沦陷后，国民党把一批印制法币的铜板从国民党中央银行转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但日军在占领香港后，找到了这些印版，并将它们运到上海，开始仿制十元面值的法币，以便搞垮国统区的经济。一日，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特务，找到中统设在上海的地下办事处的程某，说想通过“非常优惠的比价”，请程某帮忙推销一批伪钞。

　　程某见优惠比价是1∶40，认为赚头不小，他马上拿出5万元钱，买了日本人印制的“法币”200万元。

　　当时，法币在上海已经不能流通。于是程某将这200万元的消息迅速告诉重庆中统方面的某位大员，想通过他将假钞花出去。但收报员是徐恩曾的心腹，当即把电报转给徐恩曾。徐恩曾截获来电内容后，并没有上报，却自行主张，冒充某大员的名义，让程某按照他提出的运送时间、地点、路线，将这些假钞运送给他。

　　不料，徐恩曾的所作所为又被中统另一名高级特务郭紫峻知道了。郭紫峻正和徐恩曾斗争激烈，他又知道戴笠一直想搞垮徐恩曾。于是在一次会议上，和军统一个高级特务聊天时“不小心走了嘴”。于是这件事被传到了戴笠耳朵里。

　　戴笠闻讯后立即部署，让军统特务在徐恩曾指定的运钞路线上设卡，果然截获了这批假币。于是戴笠连忙撰写报告，上报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命令军统彻底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