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曾参加过“四川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全川自治联合会”，“东方文化协会”，“民盟”，“中国妇女联谊会”等先进组织。一生历经千辛万苦，多次在生死边缘和牢狱中折磨。

　　1905年8月中秋之夜，出生于长江边忠县，和明末著名女将军秦良玉同地方同族。

　　1918年，秦仲文把秦德君带到万县上女子初级师范。

　　1919年，五四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运动中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在《学生潮》上，秦德君写过一篇《秦德君的黑暗家庭》，《国民公报》和《川报》上登载过秦德君以“秦文骏”为笔名写的《要求女子参政》。

　　1920年初，吴玉章当时在重庆领导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演讲、宣传妇女解放。秦德君讲的是：“男女平等，女子参政，女子放脚，女子剪发运动等等。”

　　1920年在南，,秦德君在大会上提出组织女子宣传队，随军北伐的建议。冯玉祥在全军将领面前，把秦德君说成是300年前的抗清英雄秦良玉第二，组建女子宣传队。

　　1922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陈愚生、杨贤江等在上海聚齐，到杭州西湖去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把秦德君也带到西湖去了。

　　1923年，19岁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学习，邓中夏培养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变本加厉地摧残革命力量，张济帆、于泽洪被捕了，《人权日报》也被迫停办，开始被敌人注意了。

　　1926年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郭春涛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受派担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处长。秦德君和郭春涛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

　　1927年春，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伯坚任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黄少谷为秘书处长，邓飞黄为宣传处长，郭春涛为组织处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造成全国范围的白色恐怖。如前所述，秦德君在北伐战争中坠马负伤，随即又同刘伯坚和一批共产党员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中被“礼送出境”。

　　1928年7月初，离开上海赴日本。在赴日船上，与同时避难日本的茅盾邂逅。

　　1929年冬，日本大检举开始了，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平常教秦德君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漆湘衡、袁文彰被捕，和秦德君们经常来往的沈起子也被捕了。从此，流亡在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上海，就剩下秦德君和茅盾两人。期间，秦德君和茅盾相知相爱，共同生活数年，鼓励和陪伴茅盾写出大量作品，包括现代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虹》。关于秦德君和茅盾之间的情缘以及对茅盾创作的影响，引来文革后文学界的颇多关注。1930年4月初，秦德君和茅盾回到上海。

　　1930年8月，秦德君和茅盾在杨贤江家只住了四个多月。原以为，茅盾一直是个共产党员，秦德君失落了组织关系，见到他，他就可以为秦德君证明，这样，秦德君也就有了组织关系。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

　　1930年秋天，一个黑沉沉的深夜，忠县江边一副滑竿上悄悄地卸下一具“女尸”，又迅即被人抬到守候在那里的一条木船里。木船立刻解开缆绳向下游的“鬼城”——丰都进发，这“女尸”便是秦德君。当年8月，秦德君抱病从上海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四川忠县。

　　1931年的春天，举行了就职仪式，任刘湘集团第21军司令部参议官、第7战区司令部参议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成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秦德君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想方设法寻找上前线杀敌的机会。成都的《华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消息：“秦德君请缨杀敌。”秦德君也曾资助一些青年，由郭春涛写信给周恩来和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9年，周恩来指示，要王炳南与郭春涛配合，在重庆组织“东方文化协会”，目的是团结东方各国家、民族共同抗日。

　　周公（周恩来）、董老（周必武）为首，和杨杰、杨虎、张澜、陈铭枢漳伯钧、姚觉五、郭春涛等不公开的九人小组，秦德君在家招待聚会。

　　1939年5月，在重庆，家被日本飞机炸毁，无家可归，在在南岸老君洞进门的右手边租得一间半房。于是由王炳南、郭春涛积极筹备的“东方文化协会”就以秦德君家作会址，在秦德君家门前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秦德君也从老君洞搬回来住了。协会由王炳南出面联系，请于右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为会长，郭春涛出面联系，请罩理鸣（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为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绿川因子、池田幸子，台湾代表谢南光等也参加了筹备事宜，东方一些国家均有代表来。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特务横行，乱抓乱杀。秦德君被潘文华追杀。张澜介绍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的妇女运动委员。参加邓颖超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

　　1940年，周恩来介绍苏联大使馆武官（后来是大使）罗申找郭春涛，请郭春涛帮助他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

　　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来和谈的时候，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见“中国妇联”的几十个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面高唱和平经，一面磨刀霍霍，公然破坏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为配合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对于敌军的策反工作，也采取了积极行动的步骤。

　　利用“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在策反国民党军和杂牌军的海陆空军以及警察人员等的行动中传递情报，做交通员之类的事情。

　　1948年，正当淮海战役激烈的时期，到国民党空军基地活动。回到上海，秦德君立刻把秦士宪遗物里的历届空军人员相片和履历册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已狼狈到不敢在陆地上过夜了。

　　1949年4月23日，与女特务周旋。

　　1949年5月，处变不惊保全组织。后来被特务出卖，入狱。身陷魔窟，宁死不屈。

　　1949年5月，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秦德君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解放军进军神速，把秦德君从敌人屠刀下解救出来。但是许多朋友都以为秦德君已经牺牲了。

　　1949年8月，秦德君和郭春涛奉召由上海来北京，参加新中国人民政协的筹备会议。

　　解放后在教育部工作。1954年，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转到政协。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1967年10月再次沦为阶下囚。在秦城监狱囚禁了八年。

　　1975年4月5日出狱。后来，又回到政协工作。
 

　　与穆济波，1920-1927年间在一起，生有两个女儿。

　　刘伯坚与秦德君在西安重逢，爱火重燃，红杏出墙，生下私生女。

　　与茅盾同居的期间，秦德君两次怀孕、两次堕胎。
 

　　1929年，怀孕了的她因生活不富裕无力养活孩子而回到上海做了人工流产。同年9月，她再次回到日本，茅盾当时向她表示坚决与原配夫人离婚，与其长相厮守，她信以为真，将一片真心皆许给他。

　　由于日本通货膨胀，生活日感拮据，两人只好于1930年4月回到上海，寄居在杨贤江家中，此时的她已再次怀孕。然而好景不长，茅盾的母亲和原配妻子找上门来逼迫矛盾与她分手。茅盾与她订立四年之约，即他用四年时间写稿赚钱，用于与原配的离婚费用，然后与之再续百年之好，共同完成《虹》的下半部。好友丁玲知道这件事后，极力反对，但痴情如她，望着日益憔悴的情郎，她违心答应了。茅盾特意带她到附近照相馆照了一张六寸的合影，作为暂时分手纪念，然后带她去打了胎。

　　一周后，她只身回到杨贤江家中，发现同居的楼房四壁萧条、人去楼空。矛盾骗了她，失望与绝望涌上心头，她再也难以承受这份情感之重，服下了200片安眠药。?

　　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可她受此情伤后心灰意冷，遂返回四川老家养伤。

　　新中国成立后，她与茅盾有过几次见面。那时茅盾已被视为文学巨匠，名气很大，两人形同陌路，见面匆匆，一句话都没有了。
 

　　194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欢迎会还谈起秦德君当年洛阳坠马的事。陈毅同志在上海一次群众会议上也谈到秦德君做地下工作所冒的风险，表示敬意。

　　秋桓的丈夫何维凌与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文革中同时遭难，彼此熟悉。有一次何维凌无意中告诉他，岳母是秦德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同住一起。邓朴方将此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点点头，说：“秦德君？噢，我认识，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