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寿

　　周恩来同胞兄弟三人，两个弟弟名叫周恩溥和周恩寿。周恩溥已于1944年因病去世了。知道他俩生平事迹的人不多。

　　周恩寿生于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4年4月8日。他出生后因皮肤稍黑，家里人便顺口喊他“小黑子”算作乳名，取学名恩寿，字同宇，也叫过桐宇。周恩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长期遭敌人通缉，他要求难免受到牵连的主要亲属改名回避；建国后，周恩来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以免受到特殊照顾。

　　于是，周恩寿先生从1928年即一直以同宇二字为名。周恩寿出世时，因他的曾担任山阳知县的祖父①已病逝多年，正是周家急剧败落的时候。他一周岁多，父亲因买彩票中头彩，家中陡然有了经济收入，母亲便带着三兄弟一起去了清河县，清江浦(今淮阴市区)的外婆家那儿，断断续续住了两三年。

　　在恩寿三岁时，因年轻的母亲及十一婶相继病故，大哥恩来便带着二哥和他一起从清江浦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这时父亲在外地谋生，工资甚低，无法养家，其他周姓各房相继外出谋生，从此，驸马巷老宅院便“门庭冷落车马稀”了。长期在这里“留守”的只有患有残疾的周贻奎夫妇，亦即当时淮安人常称的“八爷”和“八太”。周恩寿的八叔(按周家排行为八，是嫡亲三叔，周贻奎由于腿疾行走不便，由体弱多病和八婶母杨氏曾非常艰难地抚养过他们兄弟仨一段时间。

　　这期间同宇从八叔和哥哥那里学了一点珠算，也读了些古书。后八婶母实在无力抚养兄弟三人，就将年幼的恩寿托付给一位住于清江浦的姨娘家抚养。恩寿在多灾多难中度过了他那不幸的童年。

　　当时在东北谋生的四伯父(嫡亲大伯)周曼青工资收入不多，但能负担一个孩子读书。自1910年起，哥哥恩来转到四伯父处念书，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后，因成绩优异和坚持为学校刻钢板，搞勤工俭学，生活已基本靠自己。四伯父曾先后娶过王、赵、杨三位妻子，皆未生育。按照封建宗法，需要后嗣有人，恩来早先就已过继给他的十一叔(嫡亲四叔)周贻淦为子，十四岁的周恩寿筹借了点路费走了很远的路，步了两位兄长的后尘，也来到了天津四伯父的家，不过，他作曼青先生的过继子，那是公元1918年的事。

　　周恩寿自幼忠厚老实，到天津后，读书用功，头脑聪明，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常常因成绩好“跳班”升级，放学后还帮助四伯母做家务，深得老师、四伯父、四伯母的喜爱。

　　1921年，周恩寿考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所新型学校进步思潮影响下，周恩寿于1924年春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且是哥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同年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周恩寿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到北平市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恩寿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天天长大，他与其兄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后期认识了长兄的女友邓颖超同志。当时，他称邓颖超为“姐姐”，称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叫“杨伯母”。后来周恩寿曾回忆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可见邓大姐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25年10月，已与兄长结婚的邓颖超根据党组织决定从广州发来电报，让其陪同杨伯母一道去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1月经党组织决定周恩寿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学习，同年6月毕业。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周恩寿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恩寿随攻城部队在火线上采访，不幸右脚被敌人炮火炸伤，由当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郭沫若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抬下火线抢救脱险。一个多月后伤愈，周恩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改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继续参加北伐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周恩寿因年纪轻，涉世不深，仅为一件生活小事离开队伍一个短暂时间，一向律己甚严的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弟弟。年轻的周恩寿又害怕又爱面子，内心很痛苦。几十年后，据说有人曾向周总理问起这件事，周恩来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1928年初，周恩寿随党的组织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对上一次挫折仍耿耿于怀，遂向长兄周恩来提出自己读书太少，想离开革命队伍去念点书。兄嫂劝阻无效，于是他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然后，他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处。在吉林时，周恩寿担任吉海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过起了平民生活。

　　1943年，周恩寿夫妇携带了两个孩子，从哈尔滨迁到天津与伯母杨氏同住，在天津一个证券行当司账员，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入不支出，四伯母和王士琴不得不做些手工活，以贴补家用。

　　1945年冬，周恩寿经过多方努力，又与我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国共合作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他从天津给在重庆的兄嫂写了信，告知了四伯父四伯母先后去世的情况，从而使周恩来得知了他一直喜爱的三弟的下落。是年2月底，周恩来与“军调处”执行部的另两位成员，美国的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前往北平(今北京)，他让工作人员给周恩寿发份电报，让其到北平一见。这是兄弟两分别十八年后重新相聚。兄弟俩各叙离别之情之后，恩寿向哥哥提出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求。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就叫他去找叶剑英。叶剑英同志代表党组织，根据当时斗争情况，让北平军调处管理财务的同志给周恩寿一笔资金，要求他继续隐瞒身份，仍回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再继续为革命做贡献。遵照叶剑英同志的部署，周恩寿回津后即开办了一处“民生货栈”，并按规定与天津的地下党员周世昌取得了联系，有关药品、经费等均通过周世昌转交给党的组织。

　　1947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最终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还在垂死挣扎，采取强化地方统治，实行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周恩寿终于被一坏邻居告发，理由是：他是周恩来的亲弟弟。1947年7月，周恩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在狱中，周恩寿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外，没有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

　　周恩寿被反动当局逮捕后，在天津的周恩来的老师、同学及旧友们纷纷设法营救，最后由南开学校周恩来的化学老师，时任南开大学教务主任的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常策欧两先生出面担保，六个月后才使周恩寿获释出狱。文化大革命后中组部1979年对此事的最后结论是：“周恩寿同志1947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出狱后继续与我党地下党员周世昌同志保持秘密联系。”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恩寿和王士琴夫妇便从天津前往北平(京)见兄嫂。周恩来派人到住处接他们到中南海，匆匆见面后又到香山宿舍。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深夜才抽空和他们一起谈话。王士琴因是第一次见到兄长，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和地问王士琴：“你是哪里人啦?”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那时，因为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北平有部分人对东北印象不太好。周恩来马上睁着大眼腈表示很不同意地说：“东北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喜欢东北，因为我就是吃你们东北的高梁米长大的。”

　　那年周恩寿45岁，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来却严肃地建议说“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大’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当时，恩寿夫妇已经有了秉德、秉钧、秉宜和秉华四个孩子了。所以周恩来让弟媳王士琴先回家照顾好孩子。

　　1959年，周恩寿因身患胃病，年岁也较大，由组织上调内务部任专员。

　　1963年春节，周总理召约一部分亲属去西花厅，得用春节聚会的机会，教育他的亲属、晚辈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过好“五关”，并对弟弟恩寿说：“同宇，你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龄了(其实还差一岁)，就退休吧!不要让别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快到年龄为啥不退休?”然后周总理又恳切地说：“你退休后能把几个孩子教育好，这就是你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生活费困难，我给你补。”于是，周恩寿于1963年6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周同宇除了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与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友王光琦等人相约几个人一起聚一聚，吃顿饭，改善改善伙食，聊聊天，当时有人戏称他们的聚会是“神仙会”。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当然也要“挖”到周恩寿身上，硬是无中生有地把周恩寿说成是个“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把“神仙会”也诬蔑为“反革命聚餐会”等等，并发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处。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将周恩寿“拘捕审查”。这样，周恩寿又一次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4月末才经毛泽东过问批准，解放回家休养。

　　“文革”后，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恩寿一案进行了复查，全部撤销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强加在周恩寿身上的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为周恩寿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使他晚年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曾不顾病体向亲友们报告：“我彻底平反昭雪了!”接着，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于1985年初又被落实政策将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离休干部待遇。1985年5月13日，周恩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82岁。
 

　　周恩寿和王士琴共有子女六人，均学业有成。其中大、三、六是女孩，二、四、五为男孩。目前，他们的工作单位分别是：周秉德(女)，中国新闻社；周秉钧(男)，广州保税区；周秉宜(女)，国际贸易部；周秉华(男)，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周秉和(男)，从事私营经济；周秉建(女)，国家财政部。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当然也要“挖”到周恩寿身上，硬是无中生有地把周恩寿说成是个“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把“神仙会”也诬蔑为“反革命聚餐会”等等，并发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处。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将周恩寿“拘捕审查”。这样，周恩寿又一次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4月末才经毛泽东过问批准，解放回家休养。

　　“文革”后，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恩寿一案进行了复查，全部撤销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强加在周恩寿身上的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为周恩寿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使他晚年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曾不顾病体向亲友们报告：“我彻底平反昭雪了!”

　　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结束了长达7年的监禁，悄然回家。此时，他的亲哥哥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而他却不能亲往探视。因为，他是一个被控参与组织反革命、被哥哥亲笔批示拘捕的人。

　　此前7年的某个子夜，凌晨一两点，一名首都卫戍部队的军官带着几个军人来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读了拘捕令。

　　根据他女儿的讲述，作为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姑娘让他饱尝失恋之痛，他可能不会脱离革命的道路。失恋了，他跟上级请假去了外地，原则性很强的哥哥误以为他擅离职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是因为性子倔强受不了哥哥的责备，也可能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周同宇脱离了哥哥终生为之奋斗的组织。

　　脱党后也为中国革命做过一点贡献的他，在哥哥入住中南海的日子里，并没有显赫起来。从北京市直机关到国务院直属机关，他始终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干部。由于身体不太好，被捕时他已经提前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在中共培训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政协委员的周同宇与同为政协委员的国家主席的某个妻舅，以及两个教授相处甚欢，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祸根由此种下，至于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连累了他。周恩来的政敌希望借此攻击周恩来，就无限上纲上线，弄出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把他弄成涉嫌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坏蛋。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主席的妻舅连累了他。国家主席被打倒后，他的妻舅受到株连，被抄家了，审查者从其家中的请柬中，发现了周同宇等人的名字，红卫兵怀疑他们从事特务活动，就将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来。风声鹤唳中，一位老教授自杀了。死人了，问题大了，材料很快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