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

　　陈布雷（1890年—1948年），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人。因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1927年，他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陈布雷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8岁，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追授陈布雷“当代完人”的称号。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欲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请陈布雷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故而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作为矛盾的人物，陈布雷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

　　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这些，可能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

　　陈布雷虽然不赞成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在抗战期间，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1943年末，陈布雷得知侄儿陈迨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十分高兴，写信勉励。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三子陈适（时在同济大学学习测量专业）积极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时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主动报名参加工兵。陈布雷知道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在体检时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以增加体重。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
 

　　从政以后，陈布雷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尽，而传统的一面则表现非常明显。他极力为南京国民政府宣传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思想，还为蒋介石撰写了大量文稿，把蒋介石打扮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陈布雷从政的本意是以文字为蒋介石服务，然而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大，陈布雷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专门为蒋介石写作文字的秘书，后来进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枢，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的“军机大臣”。

　　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陈布雷恪守为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为官清廉，从不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陈布雷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从不卷入派系斗争中去。所以，陈布雷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从1927年1月开始从政到1948年11月自杀，陈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年。二十多年的超负荷工作摧残了陈布雷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在政治上处于颓势。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下，陈布雷无能为力。体力、精力与脑力已经无法再为蒋介石服务。但是陈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坚决，因而他决不会像王芸生、翁文灏等人一样向左转。

　　从政之后，陈布雷为蒋介石作文字工作，虽然他是为蒋介石服务的，但是他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格守民族主义立场，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1927年到1936年，陈布雷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与舆论界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通过舆论来警告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于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有一定的意义。抗日战争期间，他为蒋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就这点来说，陈布雷是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的。陈布雷在从政时谨慎小心，廉洁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准则，并且痛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现象。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连周恩来都表示赞许。

　　陈布雷忠心耿耿于蒋介石，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也是历史事实。但是陈布雷在蒋介石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从陈布雷的日记来看，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越来越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此对于蒋介石功与过，陈布雷在其中的责任比较小。他只不过是一名秘书，是一名蒋介石意志的执行人员而己。

　　总之，陈布雷从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局变动中卷入政治漩涡的无奈。知识分子本质是要独立的、批判的，而卷入政治旋涡的知识分子偏偏要站稳立场，服从大局，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困境。从陈布雷的从政生涯来看，从政耗尽了陈布雷的体力与精力，打残了他的身心健康，断绝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响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在无奈之余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