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

　　莫文骅出生时，家境较为殷实。家里不仅有点田地，其父莫廷俊还在城里开了一爿卖布的“苏杭铺”布店。后来家境渐渐衰落，到1925年已被迫卖掉布店，后来连田地也卖得一干二净。在此情况下，出身贫苦被拐卖到莫家当小的生母黄婉卿，将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盼望儿女出去闯一闯，闯出点出息。父亲怕儿女受人欺负，专门雇请拳师教习拳棍刀剑。

　　莫文骅七岁时，父母亲将他送入村里的蒙馆小班读书识字，接受启蒙教育。到14岁时，母亲极力支持他上洋学堂。他虽然没有上过初小，仅在村里的私塾读了几年书，但天咨聪明，学习刻苦，却由母亲带着到离家十多里的城里直接考上了南宁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

　　每天天刚亮，莫文骅匆匆吃完早饭，就带上父亲给他的四个铜板去上学，中午在街摊上花两个铜板买碗米粉充饥，剩下两个铜板是早晚往返渡邕江的船资。这样持续四年，起早走，傍晚归，实在辛苦，但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扎扎实实地读书，上课专心听，不明白的就大胆地问。他聪明好学，爱好广泛，特别喜欢英文、古文和体育。在南宁模范高小，他是学校的体育部长，喜爱赛跑、打篮球，学校每次组织比赛，他都积极参加，多次拿到200米赛跑第一名，而且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对英语学习，他较为用心，不仅认真学习了《模范英语读本》、英文版《纳氏文法》，晚间还参加英语补习班，一有空就背单词，练英文书写，能用常用英语对话，由于花的精力比较多，其成绩自然好于其他课程。由于爱好，他参加革命后仍然坚持学英语，时常读一些英文报刊和书籍，对工作和学习帮助很大，确实终身受益。

　　对古文，他甚为偏爱。他学习《古文观止》非常有兴趣，好多章句被他熟记下来。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小时的一件事激发了他。一次，学校组织作文展览，他的作文没有被选上。当他看到展出的文章都引用了《古文观止》上的话，就随口说道：“作文章都用古人的话怎么行？”不料，这话却被其他同学听到了，当即回敬他道：“好嘛，那你为什么不晓得引用呀？你用得好也可以把作文贴出来嘛！”同学的话深深地刺激了他。自尊心很强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作文能够贴出来展览。当年放寒假，他将自己关在家中，专心致志地学习《古文观止》。整本书被他从头到尾翻了几遍，像《岳阳楼记》、《陋室铭》、《醉翁亭记》等精彩的名篇佳作，都被他背了下来，并且还勤动笔练习写作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的作文水平大有长进。后来他写的作文经常被拿去展览，有的文章还受到学校的奖励。

　　1925年，莫文骅从南宁模范高小毕业。翌年，他考入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正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莫文骅在省立一中大量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少年先锋》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鲁迅的《呐喊》，甚至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了该校约200人组成的学生军，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6年12月，由梁砥介绍，莫文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莫文骅在南宁不幸被新桂系逮捕，关在一间暗无天日、散发出恶臭腥酸气味的肮脏监牢里。在狱中，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受尽了肮脏、饥饿的折磨，身上的虱子、臭虫成群，疥疮一个连着一个，不少人还经受了酷刑的摧残，坚持与敌人进行绝食等坚决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莫文骅因没有暴露共青团员身份，到1928年2月敌人仍未抓到他的任何把柄，只得将他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由于在狱中受到敌人残酷的折磨和摧残，已是体弱多病，只得在家中养病。其父是一位老实本分人，不信神，爱写诗，能吃亏，对儿女管教很严，但就是怕莫文骅再出去“闯祸”，于是盘算着给莫文骅娶个媳妇，以拴住他那颗“不安分”的心。但因文骅耐心地说服了父亲，筹集了一些钱，前往广州夏令馆补习功课，可是仅学了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病倒了，只得又回到家里养病。

　　1929年夏，蒋桂军阀战争结束，广西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左派军人李明瑞回桂担任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担任广西省主席。俞、李两人受共产党影响，倾向共产党且与蒋、桂军阀矛盾重重。他俩掌握广西政权后，由于缺乏实力，企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莫文骅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于当年进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军校）学习军事。

　　1929年10月，俞、李仓促反蒋，加之部下叛变，很快陷于失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卷土重来。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党当机立断，决定把共产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力量撤往左右江地区。当时，莫文骅被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张云逸任命为中尉副官，随该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到达百色。1929年12月7日，莫文骅同黄奇彦在百色起义前夕，1929年12月11日，莫文骅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机要参谋，并随军参加了守卫百色、激战隆安和四把、袭占贵州榕江城等战斗。

　　1930年11月初，经革命洗礼的莫文骅，由军长张云逸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莫文骅奉命随红七军北上，先后担任第二十师辎重队长和第二十师五十八团四连政治指导员。1931年进军到广东乐昌河边，部队被打散后，莫文骅临危担任第二十师五十八团二营六连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莫文骅上任时，六连刚组建，战士大部分是勤务员、司号员、伙夫、马夫等非战斗人员，他们阶级立场坚定，能吃苦耐劳，但作风较稀拉，生活较散漫，缺乏实际战斗经验，也不太爱学习，内部关系不够融洽。历经两个多月的行军战斗后，连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完成战斗任务也不够好。为了改变六连的落后面貌，在部队到达永新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会合后，莫文骅着力抓连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给战士们讲解革命的道理，讲解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以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连队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生活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连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许多问题和矛盾得到了解决，大家的政治觉语提高了，战斗情绪高涨起来，连队的战斗大大提高，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方石岭战斗中，六连全歼韩德勤师一个炮兵营，受到上级的奖励。

　　1932年1月，莫文骅奉命率领第六连随红七军参加赣州战役。赣州位于赣南赣江上游，系章水、贡水、桃江、平江等江河的交汇处，它东、西、北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敌人倚仗着坚固的城防工事，死守不出。红军集中了红一、三、五军团三个军团的兵力攻城，红七军12个连共1000余人负责攻打北门，由红五十八团担任主攻。由于莫文骅所在的第六连前几次完成任务出色，这次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因为城墙太高，大部队很难爬上去，上级首长决定炸墙入城，并派来工兵在北门进行坑道作业，六连担任掩护任务。莫文骅带领六连在赣州城边与敌人苦战一个多月，终于以炸药将外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攻城开始后，六连紧随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冲入城中。不幸的是在爆破内城墙时，由于敢死队离城墙太近，点火之后，随着“轰隆”一声震天巨响，城墙“哗”地塌了下来，乱石铺天盖地，有的竟飞出七八里远，40多名精干的敢死队员大部分被活埋了，六连也有不少指战员负了伤，莫文骅的手亦被炸伤。由于总攻已经开始，又失去了“敢死队”这支精锐的突击力量，莫文骅只得忍住伤痛及时指挥六连担负突击队的任务，不顾一切地向塌下的内城墙缺口冲去。可是，刚冲到墙边，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另外一个坑道也被引爆，一下将刚冲到墙边的战士炸伤不少，但他们咬紧牙关爬起来继续向前冲锋，然而冲到墙根近百人的六连包括他在内已仅剩26人，并且没有被彻底炸塌的城墙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莫文骅毫不气馁，他立马组织战士两个人一组搭成人梯爬墙，可是敌人火力甚猛，连队伤亡很大仍攻不上去。正当他准备组织力量继续上攻时，突然左腿又被敌人击中，负了重伤。四连的一名大个子战士见了迅速将他背了下去。从此，莫文骅离开了心爱的六连，也落下了残疾，留在上犹养伤。兼任上犹、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1932年9月，莫文骅被调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以后又相继担任遂川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和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初，红五军团在江西兴国县境内打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带着满脸的忧愁和全身的疲惫从战场上回到宿营地。由于连续战斗数日，莫文骅饥、疲交加，匆忙弄了点饭吃，想躺下歇歇，以便有精力处理战后的各项工作。这一仗，依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跟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显然不是敌军的对手。经激战后，仍不得不放弃阵地向后退却。莫文骅边吃饭边寻思：照此下去，革命根据地不是很快就会丢光吗？就在这时，发自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封特急电报送到了莫文骅的手上，电报上命令莫文骅立即动身，两天内赶到古龙岗镇新组建的红八军团部，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电报最后特地加了一句：“如迟到了，就跟不上队伍。”

　　看完电报，莫文骅着急起来。因为师长陈伯钧还未回营地，新任师政治部主任又未到，一些工作无法交接。但是，再等就来不及了，去古龙岗约有200华里的路程，稍耽搁一下，就可能跟不上队伍。军情紧急，莫文骅估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失利，可能红军主力要突围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若跟不上部队，则意味着莫文骅将留在根据地。事不宜迟，莫文骅查了一下行走路线，留下一张便条给陈师长，就带着特务员和饲养员，牵了一匹马上路了。他们日夜兼程，直奔古龙岗。可是，马在途中累倒了，他们步行了一天，赶到古龙岗，军团部与主力已经开拔，幸好军团后卫部队还在。莫文骅心里暗叹：“好险啊，真是差一点就赶不上部队”。

　　第二天，红八军团开始强行军，莫文骅从此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红八军团机关刚组建，莫文骅又刚到，对人员和部队情况都不熟悉。部队很快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开展工作，莫文骅一边行军，一边向干部战士了解部队情况。由于天天行军，加上工作繁忙，莫文骅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沿途还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走了几天，莫文骅已感到体力不支，再加上腿伤未愈，伤口发炎，左腿开始红肿，行军非常困难。军团领导同志知道莫文骅的情况，但也无能为力，因为军团刚成立，从别处也抽不出一匹马来。莫文骅只好拿根棍子，凭着革命者的坚强毅力，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前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莫文骅奉调到上级干部队任政委。上级干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一些地方干部合编而成的，由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组成，连勤务人员在内约140人，归中央军委建制，由红包干部团领导，它可是一支特殊的部队。队长肖劲光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被开除党籍，并被判五年徒刑；指挥科长周士第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了党，在上干队时还是非党员；政治科长苏进因“左”倾路线迫害，被捕受屈，释放后调到上干队工作；地方工作科长冯达飞亦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被撤职，长征时被调到上干队工作。此外，上干队的学员都是团、营级军政干部或地方县级干部，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作为普通战斗员扛大枪、背背包长途行军作战，思想上或多或少有些疙瘩，还有中央分来的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和冯雪峰五位老同志都是中央和部门的负责人，作为政治教员，他们年纪大，又无马骑、每人只拿一根自制的手杖走路。

　　当时，莫文骅的工作方针是相信同志，采取积极的、信任的态度。几个受到错误路线打击的同志，对当时的中央有意见，但是他们的思想坚定，顾全革命大局，莫文骅坦诚地同他们分别谈心，消除他们的误会和不满情绪。平时，从不提他们受处分或脱党的事，避免因这些问题而伤害感情。在队党支部如何发挥战斗保垒作用的问题上，莫文骅极为慎重，因为肖劲光和周士第是非党员不能参加，五位老同志又不参加支部工作，莫文骅就每科选一名年轻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学员为支委，并选曾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年仅22岁的彭善和为支部书记，莫文骅和政治科长苏进为普通委员。而且党支部有时讨论问题时，莫文骅还请其他几位队领导和有关的老同志参加，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为了不伤害受迫害同志的感情，莫文骅从不召开党员大会，安排工作就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由队长讲话。有关全队性的军事、行政事务，莫文骅放手由肖队长去安排；各科的事，原则确定后，则由各科长负责组织完成。这样分工负责，相互配合默契，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1935年4月，莫文骅调任红色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和政委分别是陈赓和宋任穷。4月29日，红色干部团进抵彝民地区，继而奉中央军委命令抢占皎平渡，强渡金沙江。袭取皎平渡口，对红军的整个北进战略方针的完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事关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由于敌人已占领其上、下游所有的渡口，扼守着对岸，而且已烧毁了岸边老百姓的船只，而后面还有十多万敌人兵分三路追来。如果不能夺取渡口，将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后果不堪设想。由于事关重大，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30日亲临干部团作战斗动员，并派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等为先遣营先行出发，莫文骅和陈赓率领团直属队与一个步兵营、机炮连及上级干部队紧随推进。

　　在刘伯承、陈赓、宋任穷和莫文骅的率领下，红色干部团的勇士们，凭着长征磨炼出来的两只“铁脚板”，不顾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和险阻，强行军280余里崎岖山路，活捉敌人30多名，没收了厘金局盘剥的税款5000块大洋，不费一枪一弹，没伤一兵一卒，顺利控制了皎平渡口。接着，他们乘胜向纵深发展，打败了前来扼守渡口的敌军一个营，开辟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在那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这一革命路线的转变，完成这项极为艰巨而伟大的革命任务，中央决定将长征途中成立的工农红军大学与陕北干校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调一些高级干部入校学习。周昆、宋任穷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仍为校长，袁国平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撤销西北红军大学，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莫文骅渴望有个学习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政策和理论水平。于是莫文骅乘学校整编之机，找到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请求组织上能让他到工农红军大学去当学员学习。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去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委，主要培养军师级干部的“红大”第一科学习。但杨尚昆又明确告诉莫文骅，虽然是学员，还是要兼职任党总支书记。由于学校不设政治部，党总支领导第一、二科党的工作。并告诉他莫文骅，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等也都是既当学员又兼职。还明确规定，如有战斗，莫文骅随第三科一起行动。

　　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亲自到校参加。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任务和创办红军大学的方针。莫文骅作为“红大”的一名学员兼工作干部，心情无比激动。6月21日，这天是星期天。莫文骅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没有出去逛街，留在学校预习功课。下午3时，他想起晚上学校要开同乐晚会，于是将胶鞋穿好，绑腿打得挺直，准备晚饭后参加晚会。突然，陈光大声喊道；“司号员，吹吃饭号。快！快！”随着号声，大家立刻忙去吃饭。刚吃完饭，罗荣桓来了，莫文骅通知大家：“快准备，马上要出发！”待大家收拾准备就绪，莫文骅按照杨尚昆主任的指示，带着警卫员张力到校部去打听消息，以便随第三科行动。

　　他们到了校部，三科已全部集合到战场上去了。由于红军主力配置在南面抗击敌人，瓦窑堡是后方，所以只留下1个连负责担任警戒。此时，敌人进攻瓦窑堡，三科成为抵抗敌人的主力。

　　莫文骅立即带着警卫员赶到北门城楼，向杨尚昆、林彪和罗瑞卿请求任务，然后带着警卫员出城去找三科的队伍。出城仅约100米，他们就碰上了一个像敌人的人。正在怀疑那人是不是敌人时，左侧两个老百姓向他们摇手，告诉他们不要前进。莫文骅判断情况不妙：敌人撇开了红军的主力，利用地形钻空子进来了。于是莫文骅急忙带着张力赶回城里，向杨尚昆、罗瑞卿他们报告敌情。不料，罗瑞卿判断失误，认为那边不可能是敌人。莫文骅又只好带着张力和周昆的警卫员陈群炳再次出城去找三科。

　　当他们三人来到刚才发现那个人的地方时，遭到化装成红军隐蔽在树林里的敌人的突然袭击。他们势单力薄，显然不是敌人的对手，只得边打边撤，沿着河边一气跑回城内。接着，莫文骅奉林彪的命令，去左侧一座600米左右的山上指挥一个赤卫班抵御敌人。可是，莫文骅刚爬上100多米，山上的赤卫队员就撤下来了。莫文骅判断敌人是从侧翼钻了进来。就赶紧下山沿着城墙向南走，从南门转入城中。幸好天色已近黄昏，敌人不知城内虚实，未敢贸然入城。瓦窑堡战斗后，“红大”奉命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在保安城内的石洞内，莫文骅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和张闻天、李维汉等领导人的授课，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各国论、党的建设、兵团战术、时事和党的政策与战役学等课程，短短的几个月内，莫文骅从理论上懂得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领导和前途，了解了中国革命过去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同时，莫文骅基本掌握了正规战的军事知识及方法，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逮捕了蒋介石及其亲信。中共中央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大”第一期的学员没有举行毕业典礼就结业了。根据工作需要，这些在窑洞中修炼的“元始天尊”的弟子们陆续被分配下山。1937年1月，林彪、刘亚楼和莫文骅奉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前往延安筹办“红大”第二期。同年4月，“红大”第二期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后来抗大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由傅钟任主任，莫文骅任副主任。不久，为了加强对抗日前线部队的组织指挥，傅钟被调往抗日前线，莫文骅奉命接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英勇迎击猖狂的侵华日军。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在延安留下了1．5万多人的部队。为了加强对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当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毕占云、曹里怀相继任参谋长，先后下辖八路军第三八五、三五九旅和警备第一、三旅、骑兵旅及保安司令部与边区的各地警备团等部队。担负着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1948年10月30日，东总命令第四纵队与第十一纵队等部队归东北第二兵团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先遣兵团，迅速、隐蔽地挺进冀东。1948年11月1日，即沈阳解放的前一天，莫文骅征尘未洗，和吴克华奉命率领刚从塔山阵地上撤下来的第四纵队先遣入关，从锦州以南的六官屯、女儿河地区出发，经虹螺岘、喇嘛洞、干沟镇等地，然后横越长城，由冷口、喜峰口分路入关。

　　行军的头两天，由于纵队新补充的战士和刚解放过来的士兵多达5000余人，未经休整就仓促出发，加上部队入关的意图保密，有些东北籍战士家庭和地域观念很强，不愿意离开东北，部队的思想状况不稳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个别的甚至擅自逃跑了。途中，莫文骅和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认真研究了全纵队的思想情况，并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制订出动员方案，又通过各种形式向大家讲明没有华北的解放，没有全国的胜利，东北的解放是不能最后巩固的。同时，针对大家对关内关外的认识不同，对症下药，围绕“关”字做文章，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引导官兵从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和夺取全国的胜利来正确看待入关问题。全纵队采取边行动边动员的方法，让每一位战士都懂得先遣入关的重要意义，战士们的思想很快转过弯来，一些思想问题迎刃而解。

　　这时，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统一整编，纵队分别编组为军，第四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名称变了，但负责人基本未变，莫文骅任该军政委。进关后，莫文骅等急盼作战行动。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终于打响。中央军委采取先西后东的步骤，调动傅作义集团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摆开的一字长蛇阵，使其不能连成一气，首尾不能相顾，以利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赋予第四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就是迅速切断敌人西窜的道路，不让敌人在南口的第十六军与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靠拢，拦腰斩断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的长蛇阵。1948年12月3日夜，莫文骅等率领的第四十一军在第二兵团的指挥下，为配合华北兄弟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蓟县出发，紧随第四十八军渡过白马河。1948年12月5日，改为先行，日夜兼程向平绥线疾进。他们轻装走小路，抄捷径，星夜插向延庆地区，直指平绥线上的康庄和怀来。按照中央军委的电令，第四十一军必须在1948年12月8日切断康庄、怀来与康庄、南口敌军的联系，并包围康庄守敌。途中，莫文骅和军长吴克华、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等研究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由于行动迅速，全军按时进入指定地区，1948年12月9日拂晓，该军的第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师已突然出现在平绥线上的怀来、康庄、八达岭一带，按照已定的作战部署展开。当日，第一二二师先头部队在康庄西面的小王庄与敌第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部和一个营遭遇，当即以猛烈火力发动突袭，仅20分钟就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500余人。1948年12月10日，我第四十一军主力于康庄附近的炮儿山、杨岭一带将仓皇逃窜的敌第十六军主力截住，一举歼敌6600余人。1948年12月10日晚至11日上午，我第一二一、一二二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每小时15～18里的速度追歼接应第三十五军未成企图回窜怀来的敌第一○四军主力及第十六军一部，在横岭一带追上该敌，敌已成惊弓之鸟，完全失去作战能力，仅经数小时激战，就歼敌1万余人。莫文骅和吴克华等军指挥员，指挥部队奋勇追歼敌人，先乘车，继而骑马，最后干脆下马步行抓俘虏。开始叫俘虏把枪栓卸下交给他们，后来俘虏太多，枪栓也拿不动了，就下令俘虏把枪扔在地上，空手跟着他们走。这一仗，第四十一军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沿途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真是痛快淋漓。不到三天，打掉了敌人两个军，歼敌近2万人，将华北傅作义集团的长蛇阵斩为数段，致使被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敌人东逃无望，实在是奇迹。

　　康庄、怀来战斗胜利结束后，莫文骅等率领第四十一军奉命占领南口、八达岭一线，阻止北平的敌人西窜并直接威胁北平。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转来中央军委急电，命令第四十一军暂归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指挥，立即出发，配合华野主力围歼张家口守敌，彻底切断敌人西窜之路。

　　接到命令后，莫文骅立即组织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开展政治动员和安排行军序列。随后指挥人员乘车出发，在“不让傅作义军队跑到绥远去”的口号鼓舞下，部队飞速西进。莫文骅等率领第四十一军抵达宣化，受到华北第三兵团部队的热烈欢迎。为了更加严密地包围张家口，不让敌人有机可乘，吴克华和莫文骅主动争取将第四十一军向张家口推进。经请示东总同意，于当日下午进到张家口东南外围，接防华野第六十六军阵地，从而大大加强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及攻击力量。1948年12月23日上午，莫文骅和吴克华带领师、团长到山上阵地察看地形，遭敌炮击，但没有伤亡。临近中午，留在军指挥所的欧阳文和李福泽先后接到第一二一师的报告和华野第六十六军的电话通知：张家口之敌已全部向北突围。他们当即下令各师做好追击准备，并以神速动作由南向朝天洼方向追击，与兄弟部队对逃敌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莫文骅等从山上阵地返回军指挥所后，又发出补充命令：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什么地方有枪声就打到什么地方。下午进占张家口市，继而出城北大境门，犹如秋风扫落叶追歼逃敌，与兄弟部队一起，不顾饥饿和疲劳，顶风冒雪，翻山岭，跨沟坎，趟冰河，1948年12月24日十时左右将敌歼灭，毙伤俘敌5万人，莫文骅等指挥的第四十一军歼敌达2万余人，仅第三六一团团部通讯员一人在送信途中就抓到俘虏150名。从此，傅作义集团西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第四十一军又接到了东总的命令：火速返回北平郊区。莫文骅等立即集合部队，搭乘火车驰向北平，接着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安排，迅速完成了对北平西北郊的包围部署，继而肃清外围敌人的工事、据点，及完成对阜城门至德胜门与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了进攻北平城的准备。

　　1949年1月14日，由于天津守敌拒绝投降，部队对天津之敌发起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傅作义放下武器，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同时，各攻城部队积极做好进攻北平的充分准备，对城内之敌进行了化装侦察，一梯队开展了紧张的攻城演练，二梯队演习了市内巷战，炮兵精确计算了各打击目标的射击诸元。1949年1月18日，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率北平各界代表共11人，搭乘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出西直门到达我四十一军的前沿阵地。莫文骅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总部，接着，莫文骅根据总部的指示，和副政委欧阳文在海淀接见、宴请了何思源一行；当晚进行了严肃的交谈，莫文骅不失时机地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坦之以诚，晓之以理；第二天又陪同他们参观了炮兵阵地，然后，将他们礼送回城。送走北平各界和谈代表后，莫文骅等接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后，由第四十一军担任警备北平的任务，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由兵团程子华司令员任警备司令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副司令，莫文骅任副政委，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加上北平地下党长期的艰苦努力及北平各界有识之士的推动，傅作义终于在和谈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与我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协议，宣布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1949年1月22日上午十时，傅作义所部八个军、25个师开始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全部开出城外。与此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电令第四十一军派一个师随时准备进城与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军里决定由莫文骅率第一二一师进城。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天，莫文骅率领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的官兵，雄赳赳、气昂昂地从西富门进入北平市，从傅军手中接过了北平市的防务，古都北平和平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949年3月底，莫文骅与第四十一军的连以上干部及塔山英雄团（第三六七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第三六九团）、白台山英雄团（第三六一团）一起，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

　　1949年3月，我东北野战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共四个兵团。莫文骅升任第十四兵团政委，刘亚楼任兵团司令员，下辖第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军三个军。不久，莫文骅和刘亚楼率部从北平出发，随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追歼国民党军，一路势如破竹。1949年5月15日于武汉以东的团风、田家镇之间突破敌长江防线，1949年5月17日解放了武汉三镇。1949年9月，正当第十四兵团在汉口休整之际，中央军委命令该兵团回师北平，改编为空军。刘亚楼调任空军司令员，莫文骅调任第十三兵团政委。1949年9月底，莫文骅由武汉到达湖南常德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司令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此时兵团所属部队正在湘西配合衡宝战役进行湘西战役。解放湘西后，兵团司令部前移至安江，所属第三十八军集结于洞口、第三十九军集结于武岗。1949年11月初至12月初，莫文骅与程子华奉命率部投入广西战役，所部第三十八、三十九两个军共八个师约10万人组成广西战役的西路大军，担负远距离迂回任务，与中路、南路大军一道围歼逃到广西的白崇禧集团。

　　1949年11月五、六日，第三十八、三十九军相继从湘西南的洞口、武岗秘密向西进发，取道黔桂边境，在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至1949年11月14日，已相继占领靖县、通道、从江、黎平和榕江等县城，击溃敌第一○三军。接着，乘胜追击，尾追敌第十七兵团楔入广西。莫文骅（程子华从安江出发时已调回北平）所率兵团部组成的车队，沿安江，经衡阳至桂林一线公路跟进指挥。在莫文骅等机动灵活的指挥下，西路迂回兵团的指战员，克服一切困难，日夜兼程，通过无数险滩激流和深山老林，以日行150华里左右的速度奔袭。第三十八军于1949年11月21日解放宜北，24日解放思恩，26日占领河池，切断了敌人逃往贵州的退路；第三十九军则自进入广西后，就停止西进，兵分两路直插广西腹心地区，至1949年11月25日已先后解放了古宜、融县、罗城和柳州。以后，第三十八军继续西进，解放东兰、百色和果德等地，切断了敌逃云南的通道；第三十九军乘胜奔袭桂中和桂南，1949年12月2日进占宾阳，4日进占南宁，尔后兵分数路追歼逃敌，解放了宁明、凭祥等地，并于1949年12月11日将红旗插上了中越边防重镇镇南关，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广西全境解放，白崇禧集团彻底覆灭。

　　在广西战役中，莫文骅等指挥的西路迂回兵团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不仅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和越南的去路，有力地保障了将白崇禧集团歼灭于广西境内战役部署的实现，而且解放了河池、柳州、南宁、百色、凭祥等大量重要城镇，将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并且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和物资，

　　1949年12月初，莫文骅率兵团司令部进驻桂林，接着又乘车经柳州向南宁进发。沿途所见所闻，感慨万千。桂林、阳朔的美丽风光，令莫文骅心旷神恰，可惜无暇游览；被打散的白崇禧集团的军官、太太、残兵游勇，一个个被路遇的群众剥得赤条条的，有的被捆绑起来弃置路旁，脖子上没加上一刀，算是万幸；有的用稻草围着腰部，跟在我进军的队伍后面，不敢离得稍远，他们害怕当地的老百姓甚于我进军部队，认为只有跟着我进军部队才有活路，才能得到保护，每当莫文骅率领的第十三兵团司令部车队途中埋锅造饭，这些赤身裸体、饥渴不堪的人便一个个可怜兮兮地伸来颤抖的双手，而20年前，他们可是威风凛凛地尾追农民自卫军、红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岂料也有今日。由此也可窥见广西人民受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迫害之深和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之烈。生活在广西土地上的人民，多少年来在饥饿中煎熬，在苦海中挣扎，受尽盘剥、压迫，惨遭毒打甚至杀戮，今日能亲手扒光敌人的衣服，使敌人挨饿受冻，总算大大地出了口怨气。因而，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不仅热烈欢迎，而且积极支援。

　　1951年后，莫文骅历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福州军区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莫文骅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十三大特邀代表，他还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莫文骅离职休养。这时，戎马一生的莫文骅已近耄耄之年。以后，莫文骅老骥奋发，怀着当年的革命豪情，奋笔撰写记录历史脚步的回忆录，先后出版发行了《回忆红七军》、《回忆解放北平前后》、《英雄塔山》、《百色风暴》、《二十年打个来回》、《莫文骅回忆录》等著作。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0年5月31日，莫文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莫文骅出身于百色起义中创建的红7军，也属于一个革命小山头。到49年全军整编时，莫文骅先当了四野第十四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亚楼搭档。后调到第十三兵团当政治委员，与司令员黄永胜搭档，同为出身于红7军的李天佑当时是副司令员。按照这个晋升路线，到52年总干部部为全军干部定级时，莫文骅应为正兵团级无疑。

　　不料想，1950年初，广西籍的莫文骅被调任为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南宁市市长。广西省军区是个二级军区，副政治委员相当于副兵团级，莫文骅稀里糊涂就被降级了。到了50年底，毛泽东批评广西剿匪不力，“宽大无边”，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云逸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就靠边站了。作为副政治委员的莫文骅当然也跑不了，要承担部分责任。中央先后从中南军区派了叶剑英和陶铸过去帮助广西工作，很快就基本肃清了广西匪患。此后，协助陶铸剿匪有力的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继续留在广西，后来还升任为军区司令员。莫文骅则被调离广西，去了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

　　到了52年总干部部为全军干部定级时，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基本要在副、准兵团级范围内酌定。最后莫文骅被定了个副兵团级。到了55年全军授衔时，副、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少数可评为上将。按照就低不就高、照顾山头和资历等原则，红7军的山头由副兵团级的李天佑代表，被评为上将。而莫文骅，只能屈就中将之列。
 

　　据余汝信的《接近真相--代出版说明》--《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节录）一书记载：

　　"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了北京清华附中。柏林有此大伙都极艳慕的'幸运'，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却是有赖于当时军内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新北京'地区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1961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1964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

　　这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不过事实上也让人想到临阵脱逃），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
 

　　他一生戎马倥偬数十载，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素有“儒将”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