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应堂

　　1911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华河区熊家塆一个贫苦家庭。6岁时父亲去世，哥哥夭折，家无寸土，他和一个妹妹跟着母亲讨饭度日，7岁给人帮长工，受尽折磨。9岁那年，母亲被族人卖掉，所卖的钱被他们瓜分，他和8岁的妹妹走投无路，只得把妹妹送人做童养媳，他自己到几十里路外的四姑墩去当长工。

　　15岁熊应堂到华河，又去学理发手艺，在走四乡学理发时，熊应堂看到农民运动蓬勃兴起，1927年他也参加了青工会、护救会。1928年，他村附近一个村庄设了一个红军招兵处，他挑着理发挑子去报名，再三要求才被收下。开始，为战友理发，次年参加大山寨战斗，他勇敢地缴到一支枪，从此甩掉理发挑子，开始了为革命征战的一生。

　　1933年1月，熊应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曾任红一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战士，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师部手枪营班长，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特务队分队长，军委通讯队副排长、排长、指导员，川陕根据地通江县军事指挥长，川陕阆苍广三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川陕省军事指挥部独立团一营营长、团长，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团长。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和开创川陕苏区的历次战役战斗，参加了长征。

　　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熊应堂先后进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一营营长、团长。

　　1938年起，在小丹阳、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了皖南反扫荡战役，收复了泾县，后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

　　1941年1月，熊应堂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率部浴血奋战，突出重围。我党不久重建新四军，熊应堂任第七师独立团团长、白湖独立团团长兼政委、沿江支队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参谋长。他率部转战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七师十九旅副旅长、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师长，第三野战军八兵团二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率部出击鲁南，转战苏北，挥师淮海，渡江南下，解放上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应堂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军长。1951年1月赴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1955年，熊应堂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两次接见浙江省主要负责人，熊应堂两次均参加，但谈话很少涉及熊应堂。毛泽东主要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批评陈励耘多些。毛泽东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南萍表示听许世友的指示。林彪事件后，许世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给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会议认为南萍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被免去职务，熊应堂同时也被免去职务。在对待南萍和熊应堂的问题上，许世友认为两个人虽然都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觉自愿上的贼船，正像他在检讨中说的：“我在丑恶的资产阶级‘向上爬’、‘保官图名’的思想支配下，自觉地踏上他们早已铺好的跳板，一步步走上这条贼船，成了他们的‘借用力量’。”熊应堂则是被陈励耘等人拉上贼船的。许世友代表组织找熊应堂说：“表面看　你得罪人多，坏事是他们干得多。他们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成功了，也不会要你这个大老粗。错了就改，好好检讨，彻底交代，我们还可以给你讲话。”

　　后来熊应堂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过，据说他回到了上海养老。1988年，解放军实行第二次军衔制，由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发授予100多位老将军以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熊应堂的大名赫然在列。这也等于在政治上肯定了熊过去的战功，为他作了一定程度的平反。

　　1996年2月10日，熊应堂病逝上海，终年85岁。

熊应堂子女现状

　　他的两个儿子——熊紫平、熊北平，还有熊鲁平、熊苏皖等子女。

　　熊紫平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熊北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尽管熊北平被判了死缓，但其公子哥的脾气并不得以有所改变。不久之后在劳改队，因为与其他犯人争吵，受不了被人家欺负，在监狱里自杀了。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央再次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遵照毛泽东“首先解决敌我问题”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把陈励耘划入“林彪死党”，属于敌我问题，把南萍、熊应堂定性为犯了严重错误。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同时，中央发文件指出：“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的很深”。文件下发的同时，等于是宣告免去了南萍、熊应堂两人在浙江的一切职务。

　　在对待南萍和熊应堂的问题上，许世友认为两个人虽然都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觉自愿上的贼船，而熊应堂则是被陈励耘等人拉上贼船的。许世友代表组织找熊应堂说：“表面看你得罪人多，坏事是他们干得多。他们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成功了，也不会要你这个大老粗。错了就改，好好检讨，彻底交代，我们还可以给你讲话。”

　　熊应堂随即遭到隔离审查，但审查了几年，依旧是“犯有严重错误”，但也没有个象样的结论。不久，经中央批准，暂时恢复工作，发配至四川搞国防建设。

　　熊应堂在离开浙江的领导岗位后，由于其参加革命资历比较深，不属于“文革”期间的政治“爆发户”。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在军队的生活待遇并未取消，都得到了保留。

　　后来熊应堂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过，据说他回到了上海养老。1988年，解放军实行第二次军衔制，由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发授予100多位老将军以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熊应堂的大名赫然在列。这也等于在政治上肯定了熊过去的战功，为他作了一定程度的平反。
 

　　熊应堂同志政治信念坚定，作战英勇顽强，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老红军本色。

　　《人民日报》在播发他去世的消息中，并没有提及他在文革中的错误，而是说他“政治坚定，作战英勇顽强，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老红军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