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

　　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

　　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辽宁任职期间，曾主持张志新案的平反工作，在广东任职期间，大力开展市场经济试点，使广东走在全国的经济前列，并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
 

　　任仲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任仲夷大儿子任念崎、次子任克宁、小儿子任克雷，任仲夷女儿任克英。
 

　　任学锋，男，汉族，1965年10月生，河北邢台人，1988年12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在职研究生（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教授，高级工程师。

　　任仲夷（1914年9月－2005年11月15日），河北省邢台市威县西小庄人。

　　两人应该没什么关系。
 

　　任仲夷对改革的推动，终其一生，从未放弃，从未沉默。体制内的官员中，对改革的支持，像他这么坚定一贯、不遗余力的，不多；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像他这么深刻中肯、不稍隐讳的，更少。

　　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

　　1978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两个凡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在辽宁营口，他就有石破天惊之语：“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广东，就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主政广东的1980到1985年间，他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此间各种创举，难计其数。这种改革最初的“敢为天下先”，一直延续到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用他一位老友的话，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改革特区中冲锋，更是在禁区和雷区中冲锋：任仲夷被称“任胡来”，被指要把广东变成旧中国的租界，被质问“是否还是共产党员”。

　　1982年情势最为严峻。因为改革刚启，有人求富心切，不了解国家政策，走私贩私现象频现。中央有人直指广东领导“放羊”，放言“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入京，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份检查。他后来回忆道，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次“二进宫”最为外界所称颂的，是任仲夷在重压之下的担当、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的坚持。在传达中央精神的领导干部会上，他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自己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对下面的干部，他没有传递“压力”，反而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

　　有人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没。他还说，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个忠诚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政治的舞台风云际会，对他来说，理想主义始终是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十年“文革”的磨难，使他对革命的初衷愈加坚定。无论处于何种位置，他总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耳辨“左”风、眼明“右”路。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

　　对好友于光远的短文“讲道理”，任仲夷点评道：世上总会有蛮不讲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骗人、压人、害人的人。对这种人，实难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时，联合志同道合者，坚决与之战斗，真理终将无坚不摧，战胜一切邪恶。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抗言直论，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晚年时分，他仍体察时局、放谈国是，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大有赴汤蹈火之无畏。

　　《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