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

　　邓发，1906年3月7日生，广东省云浮市附城乡石塘村人；乳名8仔，书名邓元钊，化名易林。父邓兴盛，母欧氏。

　　1912年归庵书堂读书。1915年迁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1916年返云浮，读私塾。1917年夏东明小学插班2年级。1919年转城西小学。参加“54”运动。1921年辍学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做勤杂，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冬到香港，太古船坞轮船上当厨工，参加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积极参加工会工作。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时回广州。7月任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队长，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宣传队小队长。1925年10月由苏兆征介绍入党，任支部组织干事，西业总工会常委兼中共党支部书记。1926年7月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参加支援北代战争工作。1927年4月任中共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后到香港。11月回广州为广州起义准备工作。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兼5区工人赤卫队队长，5区暴动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按组织指示回到老家。

　　1928年春赴香港，任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秋任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冬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职委书记。被捕，营救出狱。1929年任广州市委书记。不久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兼香港市委书记。1930年春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夏任江西省委（白区）书记。组织被破坏后被捕，出狱之后返上海组织部工作。1930年9月任中共6届3中中央委员。1930年2月到粤东大南山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4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7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1月任中共6届5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人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64]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65]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1931年3月2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纷纷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伯翠是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

　　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傅伯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年5月27日，又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红军军委2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35年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9月任陕甘支队3纵队政委。11月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邓发与《西行漫记》

　　------摘自《西行漫记》

　　在我【斯诺】到了不久之后，王牧师又一次告诉我，我就是要搭这样的卡车到前线去。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有可能引起少帅【张学良】难堪，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嘴快说出来。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

　　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说话去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进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象铁抓子似的那么有力，不仅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

　　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结果这种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

　　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着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像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

　　邓发泄漏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样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击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

　　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

　　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邓发

　　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两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的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

　　就是在这里，邓发告诉我由谁护送我去红区，我一路怎么走，我在红色中国怎么生活，并且向我保证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

　　“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

　　“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1937年在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并学习。1937年9月回国到新疆，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第18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持党的新疆工作。1939年秋回延安。1940年初任中央党校校长。1月兼《中国工人》月刊编辑委员。2月兼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1940年5月－1942年秋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2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3年3月兼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1945年4月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45年4－6月参加中共7大，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5年9—10月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任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到英国参加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1946年1月回国，到重庆协助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的工作。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难（同时遇难者还有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重要领导人）。
 

　　1930年12月，邓发受中央派遣到福建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随后即在根据地开始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名的“肃反”运动。以肉刑和逼供为先导，唯一的手段就是处决。1985年，为根据地被妄杀者平反时，有名有姓的达6352人。蛟洋暴动的领导人傅柏翠为自保，拥兵反抗，一时成红军干部战士的避难所。这一事件在中共历史上称为“坑口兵变”，与中央根据地的“富田事变”齐名。具体主持“肃反”工作的林一珠，杀人杀得癫狂的当口，也被当成“社会民主党”被整肃而处决。1932年--1934年，在邓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局长期间，继续进行内部肃反，肃掉了毛的老对头李文林。李文林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中央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毛长期意见不合，于1932年5月被枪杀。同时造成龚楚叛变投国军，龚楚在1929年左右江起义组建红七军时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龚楚在晚年回忆录中说道：“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杨遇春，江西瑞金人，黄埔生，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长征后，龚楚以国军的身份对留在根据地的项英、陈毅等进行疯狂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