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

　　1880年11月11日（光绪六年十月九日），徐树铮出生于清朝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今属安徽省）醴泉村。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徐忠清（又名徐世道）和母亲岳氏已经生育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当时，徐忠清已有四十七岁，而岳氏也有四十五岁，徐树铮的出生对他们来说可谓老来得子，因此对徐树铮格外疼爱，正如徐树铮所回忆的那样：“树铮于昆弟序最幼，先考妣抚爱规教，倍切于兄姊”。

　　徐树铮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徐兰因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而逃到了徐州城外的醴泉村定居。他的父亲徐忠清原本是一个乡村塾师，1873年被选为拔贡生；母亲岳氏为徐忠清之继室，其家族自称岳飞后裔。徐树铮的外祖父岳封叔是个看相先生，因看中徐忠清有富贵之相而将女儿嫁给他。徐树铮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中，自幼深受儒家熏陶，并且聪明伶俐，乡里争传他“七岁能诗”，誉为神童。十三岁那年（1892年）考中秀才，四年后以岁试第一等第一名的成绩补廪生，可谓少年得志。

　　1897年，徐树铮赴省城江宁（今南京）参加乡试，不幸落榜。此时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逐渐觉醒，不少人走上投笔从戎的道路，徐树铮就是其中之一。此次名落孙山后，他就放弃科举，认为“儒者读书，要以致用为宗。频年朝政日非，丧师割地，为国大辱。释而不图，虽皓首牖下何益？”于是徐树铮将他投笔从戎的志向诉说给父母听，父母借口他还年轻而不予同意。此后的徐树铮便“思究兵谋，留意天下政财大略，预为投笔计”。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徐树铮听说清政府正在招募士兵，认为这是自己实现夙愿的大好时机，便从父亲的床头拿了钱偷偷离家投军。岳氏发现儿子离家出走之后，亲自坐上骡车，追到清江，把徐树铮带回了家。儿子胆大的举动让父母十分担忧，为了打消徐树铮从军的念头，父母强逼徐树铮娶亲成婚。新娘是同样出身乡村塾师家庭的夏宣。尽管如此，徐树铮仍割舍不掉他的军旅情结，夏宣甚至还出奁金资助丈夫追求梦想，徐忠清夫妇见无法阻拦，不得已同意徐树铮离家投军。

　　1901年，徐树铮离开徐州前往济南，欲投奔当时的山东巡抚、统领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并上书一封，中心内容大致是“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袁世凯正值母丧丁忧，所以不能亲自接见徐树铮，便派山东观察使朱钟琪来代他考察这位年轻人。但徐树铮与以“名士”自居的朱钟琪话不投机，被拒之门外，朱钟琪甚至还向徐树铮的家乡寄去了讥讽他的书信。就在徐树铮落魄于济南城中之时，他遇到了袁世凯之部下段祺瑞，两人一见如故，段祺瑞遂聘徐树铮为记室，徐树铮遂成为段祺瑞20多年的左膀右臂，并开启了他事业的起点。

　　1905年，徐树铮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他先在振武学校学习基础知识，三年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就学，1910年学成回国。回国时才知道父亲已在几年前去世，不禁放声痛哭。

　　徐树铮被清政府分配到驻扎北京南苑的陆军第六镇，仍归段祺瑞麾下。不久后又前往彰德拜访“回籍养疴”的北洋领袖袁世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很快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袁世凯被起复以镇压革命，到11月更登上内阁总理大臣宝座。此间徐树铮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使计划起义攻入北京的吴禄贞被暗杀。接着，段祺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徐树铮随他驻扎湖北孝感。其后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部将拥护共和，逼宫清廷，徐树铮受命为段祺瑞草拟拥护共和的通电，并以总参谋官身份名列49名将领之中。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段祺瑞成为民国政府的陆军总长，徐树铮则被任命为其属下的军学司司长，旋调任军马司司长。1914年升为陆军次长。当时，段祺瑞因镇压白朗起义而不在陆军部，回京后又因对袁世凯不满而经常不上班，所以陆军部的事务实际上由徐树铮掌管。

　　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后，段祺瑞、徐树铮相继免职，当时袁世凯正筹划称帝，段、徐二人都表示反对。而袁世凯则认为段祺瑞的态度是徐树铮推动的，所以对徐树铮尤为忌恨。1916年袁世凯撤销帝制后，段祺瑞升任国务卿（后改称国务总理），拟用徐树铮为其秘书长，由于袁世凯不悦，遂改为副秘书长。从陆军次长到国务卿副秘书长这段赋闲期间，段祺瑞用美国军械军火的回扣钱创办了北京正志中学（现为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仍为总理，徐树铮升为国务院秘书长。他在任时行事独断，威福自专，气得黎元洪抱怨道：“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制！”连段祺瑞也说“又铮荒唐”。徐树铮与当时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对立，一度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经徐世昌调解，黎元洪遂于1916年11月将二人分别免职。

　　1917年春，围绕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之争达到白热化。段祺瑞企图在日本的支持下对德国宣战，而黎元洪则唱反调。在段祺瑞的部下中，唯有徐树铮一人反对，认为中国应在一战中严守中立。但段祺瑞不听徐树铮劝谏，于3月14日宣布与德国断交，5月1日操纵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大总统黎元洪拒绝盖印，并且在美国公使芮恩施“允为后盾”之下，利用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亿日元而引起民愤之事罢免了段祺瑞总理之职。段祺瑞离京赴津，试图东山再起。徐树铮作为段祺瑞麾下骨干，为段祺瑞恢复权力而四处奔走，还参加了1917年5月长江巡阅使张勋组织督军团召开的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从徐树铮那里得知张勋欲借调停府院之争以恢复清朝的计划以后，决定暂时不反对复辟，等到张勋复辟成功后再行讨伐，趁机夺回总理宝座。果然，张勋应黎元洪邀请进京后，就于1917年7月1日扶植清朝逊帝溥仪复辟。段祺瑞在7月3日马厂誓师，自立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徐树铮、梁启超等为参赞，讨伐张勋。讨逆军组织前后，徐树铮并不在段祺瑞身边，而是南下蚌埠、南京等地，游说北洋实力派倪嗣冲、冯国璋等反对复辟。不久后返回天津，到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功勋重掌大权，而每一次行动都与徐树铮是分不开的，正如徐树铮的朋友陈兴亚向他致电所说那样：“以总理（段祺瑞）坦白无私，而有三造共和之功，实皆兄运筹赞襄之力居多。”

　　张勋复辟后，黎元洪引咎辞职，由镇守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17年8月10日，徐树铮再次出任陆军部次长。当时，西南的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等军阀处于独立状态，孙中山也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勃兴，面对南北分裂的局面，段祺瑞力主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混一”，使府院之争再起。徐树铮与段祺瑞紧紧站在一起，共同进退。1917年11月，皖系的另一骨干傅良佐在湖南被陆荣廷打败，武力统一政策受挫，段祺瑞和徐树铮相继辞职。

　　徐树铮辞职后，继续为武力统一政策四处活动，他将直隶督军曹锟拉拢过来，又召集北洋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除长江三督外）召开天津会议，于是武力统一的呼声重新高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又占了上风。在徐树铮等人的压力下，冯国璋被迫赞同武力统一，到1918年2月时，曹锟、吴佩孚、张敬尧、张怀芝、冯玉祥等各路军阀纷纷南征。

　　徐树铮在向冯国璋施压的同时，又秘密怂恿奉天督军张作霖率兵入关。他的目的一是为了加大迫使冯国璋主战的压力，二是为了截获陆军总长段芝贵向日本订购的武器，四分之三给张作霖，四分之一给自己，三是让冯国璋亲信王士珍下台，皖系领袖段祺瑞重新出任总理。2月22日，奉军在秦皇岛强行截获日本军械，冯国璋和段祺瑞均对徐树铮勾结张作霖截获军械之举极为惊讶，徐树铮辩解说他是为了防止军械落入主和派手中。段祺瑞本欲利用这批军械编练“参战军”，不愿其落入张作霖手中，遂召见徐树铮，指责他此举是“教猱升木”，徐树铮反问教长江三督“升木”者是谁（即冯国璋），段祺瑞无言以对。进入3月以后，奉军在徐树铮的策划下陆续入关，拥护段祺瑞重新上台，徐树铮的计划遂大功告成。在段祺瑞下台后的几个月内，徐树铮在各路军阀间的纵横捭阖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独立完成的第一个“杰作”。当时在正志中学教书的著名学者林纾曾作《匹马度关图》以称颂之。

　　段祺瑞第三次做总理以后，徐树铮专注于武力统一，他以奉军副司令的身份代行总司令张作霖的职权，指挥数万奉军南下应援作战，反复激励和催促曹锟、张怀芝率领第一、二路南征军赴湖南与南军作战，并遥控浙闽联军进攻广东，指示川陕刘存厚和陈树藩坚持抵抗护法军。起初北军节节胜利，夺取了岳阳和长沙。1918年4月，徐树铮与段祺瑞一道“南巡”汉口，召开军事会议。段祺瑞返回北京后，徐树铮南下长沙，亲自部署战局。这时湘军赵恒惕、刘建藩等部已反攻回来，徐树铮急调一支奉军迅速入援，自己于5月1日回京，继续辅佐段祺瑞展开对南作战。随着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局势越来越对皖系不利，特别是段祺瑞政府在1918年5月16日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披露以后更是引起了新一轮的反战浪潮。5月21日，徐树铮受段祺瑞之命再次南下汉口、长沙，稳住前线士气。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就采纳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之意见，宣称不要旧国会、不要旧约法、不要旧总统，而是成立了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参议院，并由冯国璋签署了选举新国会的命令。徐树铮遂积极从事于新国会的绸缪，打算成立一个支持皖系军阀的政党来控制国会。他认为政党一词“为世诟病”，已经污名化，王揖唐乃建议用俱乐部之称，又因为该俱乐部在1918年3月8日成立于北京安福胡同，故称为安福俱乐部。由于徐树铮是现役军人，不便直接出面，因此是安福俱乐部的幕后操纵者。1918年6月，徐树铮自南方前线回京后，更加紧锣密鼓地筹划选举事宜。由于权势干预，安福系与梁士诒、叶恭绰等的交通系联手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成功排斥了劲敌研究系。徐树铮大喜过望，于1918年6月29日致电各省督军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此次选举出的国会是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由于安福系包揽70%以上的议员名额，因此又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出笼后，选举新任大总统成为当务之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并非不想转正，但他看到国会已被安福系控制，自知大势已去，不愿参选；国务总理段祺瑞虽然在政斗中处于上风，但由于树敌过多，直系军阀及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都不乐见他当选，南方更是誓死反段，所以他也表示不参选大总统。而标榜超然主义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成为众望所归的大总统候选人。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作为这次选举幕后导演的徐树铮在现场“面有得色”，并第一时间将此消息通报给各省军民长官。徐树铮领导的安福系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出尽风头，引起各方不满，尽管他一心维护段祺瑞的地位，但段祺瑞权衡利弊，决定辞去总理之职，专任参战督办。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职，段祺瑞和冯国璋也同时下台，由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但段祺瑞仍在徐树铮等人的辅佐下把持着实权。徐树铮在筹划国会选举的同时，杀死了段祺瑞的政敌陆建章。此事虽在段祺瑞的袒护下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各路军阀的不满，尤其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冯玉祥，虽然当时并未流露，却为七年后刺杀徐树铮埋下伏笔。

　　徐树铮活跃于北京政界之时，南方前线的局面却越来越糟。先是主将曹锟称病北返，吴佩孚等前线将领又产生厌战情绪，私下与南方通款，又发电斥责徐树铮“坚持武力、得陇望蜀”，甚至公然反对安福系选出的徐世昌当大总统。另一方面，张作霖与徐树铮也产生龃龉，徐树铮不得不于1918年10月1日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专任参战督办处参谋长，负责编练参战军。

　　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仅国际和平成为人心所向，国内和平也压倒了武力统一之声，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公开鼓吹南北和解，美国和日本也不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继续下去。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与徐树铮难以坚守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10月24日，徐世昌下了一道和平令，徐树铮自然不甘接受，徐世昌乃把他支去日本“观操”。11月4日，徐树铮启程赴日，11月16日，徐世昌下达停战令，武力统一政策宣告破产，等12月16日徐树铮“观操”归来时，南北和平会议已经拉开帷幕，徐树铮对此无可奈何，遂于12月25日请假回徐州省亲，以示不满。

　　其后徐树铮一面继续编练参战军，一面幕后操纵南北和会，徐世昌亦不愿受段祺瑞、徐树铮的摆布，起用徐树铮的死对头靳云鹏、张志谭分别为陆军总长、次长以牵制之，南方则要求解散安福国会及参战军，各方矛盾在此期间交织在一起，使南北和会毫无进展，到1919年5月13日，南北谈判破裂。

　　尽管参战军没有遭到解散，但在国内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赖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战争的皖系军阀已成为众矢之的，最受段祺瑞器重的徐树铮更是被推上风口浪尖。因此，徐树铮不得不为参战军找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外蒙古。辛亥革命时，外蒙古在俄国庇护下独立，后又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中华民国仅享有宗主权的空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动，遂生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之心，日本则指使出身布里亚特人的白俄军官谢苗诺夫染指外蒙，这种局势使外蒙撤治提上了北洋政府的议事日程。

　　徐树铮很早就关注外蒙问题，1912年在给当时还是段祺瑞手下干将的靳云鹏的信函中就已阐述他力保蒙古的战略思想。1918年10月，徐树铮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后，负责编练参战军，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组成三师四旅的规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提出条陈，首次公开提出撤治的建议；4月17日，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不仅主张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6月底以后，边防军陆续开拔外蒙。徐树铮动员的驻守外蒙古的边防军其实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的兵力，其余大部分边防军都驻守内地，以备军阀混战之用。

　　虽然外蒙撤治已成定局，但外蒙的王公和喇嘛两派围绕撤治条件问题明争暗斗，尤其是喇嘛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对撤治颇为抵触，导致撤治延宕不决。中央政府驻外蒙的代表都护使陈毅则周旋两方之间，商定了《外蒙善后条例》63条方案，准备由外蒙王公呈报中央政府批准。此时，徐树铮还陷入北京的政争之中，他在6月成功推翻了钱能训内阁，扶植龚心湛代理国务总理，徐世昌为了打击徐树铮的气焰，与曹锟、张作霖联手，点名要已成为徐树铮之政敌的靳云鹏组阁，徐树铮反对靳云鹏组阁失败，开始专心于外蒙古问题。都护使陈毅与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条件撤治方案，显然不符合徐树铮的口味，他于1919年10月23日自京启程，10月29日抵达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11月1日便指出陈毅撤治方案的“七不可”，主张简括数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外蒙问题。随后他排挤陈毅，并对外蒙当局施压，于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销自治，再商定条件，并警告巴德玛多尔济说：“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巴德玛多尔济听了以后吓得战战兢兢，第二天便赶紧召集王公和喇嘛开会，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为昨日的鲁莽向巴德玛多尔济道歉，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此前一天，徐树铮已从库伦返回北京复命。

　　1919年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12月27日，徐树铮第二次来到库伦，1920年1月1日为哲布尊丹巴八世举行册封典礼，在恰克图巡视边务后于1月24日返回北京。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不久后，北洋内直奉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着，大总统徐世昌于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徐树铮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他本人和皖系的威信和实力随之大为增长，令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如坐针毡。原本北洋各派系在段祺瑞、徐树铮的指挥下共同对南作战，到1920年时已经离心离德，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徐树铮的政敌靳云鹏在直奉二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下坐上总理之位，也让徐树铮耿耿于怀。1920年4月8日，曹锟在保定以悼念直军阵亡将士为名义，召集8省代表开会，不仅决议停止对南作战，还要求解散徐树铮所把持的安福俱乐部，矛头直指皖系。1920年5月，吴佩孚从南方前线撤回直隶，直皖关系日益紧张。直系明确提出罢斥徐树铮，段祺瑞坚决不接受。7月3日，张作霖、曹锟、李纯等通电公布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7月4日，大总统徐世昌免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改授远威将军，其指挥的边防军划入陆军部。段祺瑞和徐树铮对此怒不可遏，加紧对直系备战。7月9日，段祺瑞组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兼总参谋长。7月14日，段祺瑞发布总攻击令，曹锟、吴佩孚率军迎战，直皖战争爆发。两军从廊坊到高碑店一线展开战斗，到7月17日时，皖军将领曲同丰被吴佩孚生擒，张作霖也通电助直反皖，战局急转直下，徐树铮见大势已去，当晚从廊坊战场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直皖战争结束。

　　皖系战败后，安福俱乐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缉徐树铮等“十大祸首”，徐树铮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达百余日。1920年11月14日，徐树铮藏在一个箱子里，被运离日本公使馆，然后自天津东渡日本。

　　自直系声讨徐树铮以来，徐树铮本人一直保持沉默，先是静观待变，而后埋头于军事部署，未尝公开以言语反驳。因为他自知树敌过多，不宜公开发言。直皖战争失败对徐树铮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不仅武力统一的梦想被彻底粉碎，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随着皖系的倒台而基本终结。此后徐树铮虽图谋卷土重来，但再也没有先前在中央政界呼风唤雨的能力了。

　　1921年1月末，徐树铮自日本返回上海，2月初秘密到达福州，劝说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一起推翻直系军阀。李厚基曾经是皖系成员，并与徐树铮有表亲关系，但他为了维护自己地位，不愿接受徐树铮建议。4月，徐树铮又游说卢永祥，卢永祥虽然是皖系军阀仅存的硕果，但与徐树铮有隙，为保存实力，也不予理会。这时，孙中山返回广东，展开第二次护法运动，自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徐树铮产生了与曾经的敌手——孙中山合作的想法。在此之前，徐树铮就和孙中山有了一些联络，他曾阅读《孙文学说》一书，对孙中山的主张表示赞成。收复外蒙古以后，又主动电告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也以陈汤、班超相称许。这时出于打倒直系的目标，徐树铮开始为皖系和孙中山牵线搭桥。

　　1921年12月22日，徐树铮抵达广州，试图会晤孙中山，孙中山因公务缠身，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代为接见。1922年1月18日，徐树铮又前往桂林，在独秀山下靖江王府会见了孙中山，徐树铮建议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建立三角同盟，打倒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孙中山表示赞成。两人相谈甚欢，孙中山甚至要把徐树铮留下来作参谋长，被徐树铮婉拒。徐树铮回到上海，致函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建议联合孙中山，段祺瑞权衡再三，终于同意。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的奉军败北，退回东北自保；6月，陈炯明与直系勾结，驱逐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8月21日，徐树铮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谈，徐树铮拟至福建延平（今南平）策动他的旧部王永泉推翻李厚基，占领福建，作为反直根据地，请求孙中山调其部队相助。孙中山表示同意，派胡汉民去延平与王永泉商议合作条件，徐树铮本人也携带段祺瑞拨给他的80万元经费，于9月7日潜入延平，成功说服王永泉与效忠孙中山的粤军许崇智部一起打倒李厚基。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许崇智亦从粤赣边境向福州进军。10月2日，徐树铮在延平建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制置府事宜”，宣布尊奉段祺瑞和孙中山，在正统政府成立以前不听从任何人的号令，以其所著《建国铨真》为准则。随后王永泉和许崇智在其指挥下打败李厚基，徐树铮于10月17日进入福州，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但是，徐树铮的制置府基本上无人支持，不仅直系虎视眈眈，王永泉同床异梦，就连段祺瑞也不赞成徐树铮另立旗号。福建人民则高呼“闽人治闽”，孙中山方面亦主张“军民分治”。徐树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以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闽籍国民党人林森为福建省长，昙花一现的建国军政制置府便被取消了。

　　1922年11月2日，徐树铮离开福建，经上海前往天津，会见段祺瑞，汇报闽事经过，后又返回上海，隐居近两年。这期间，他一直在撮合与维持段祺瑞和孙中山的联盟关系，另外他还在1924年夏秘密来到奉天，会见张作霖，捐弃前嫌，重修旧好，使皖奉一致针对直系。1924年夏秋之际，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徐树铮再度活跃，援助卢永祥对抗齐燮元，但卢永祥的浙沪联军节节败退，到10月时只剩下上海，徐树铮趁机取而代之，通过卢永祥部将陈乐山、杨化昭逼卢下野，然后自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孙中山听说徐树铮登台，积极响应，发表了讨贼宣言，并鼓舞部下说：“又铮登台必可大振，望各方为之助力，我军仍决入赣。”不料，10月15日徐树铮到华界浙沪联军司令部开完会后返回上海英租界寓所时，被偏袒直系的英租界工部局拘禁，理由是他在租界从事军事活动违反相关规定，于是徐树铮欲在江浙大展宏图的计划流产了。

　　1924年10月21日，徐树铮获释后就乘英国船出国游历，逗留香港时听说政局发生剧变，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段祺瑞重新出山，被奉为执政。徐树铮反对段祺瑞当执政，强调这只是一个傀儡地位，但段祺瑞还是在1924年11月24日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徐树铮便决定将外游计划由长期改为短期。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组成一个15人的考察团，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共12个国家，徐树铮会见了这些国家的元首，包括墨索里尼、斯大林、裕仁天皇等，并与法国交涉金佛郎案，为此案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12月10日，徐树铮率考察团回到上海。

　　徐树铮回国时，国内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互抢地盘，浙江的孙传芳崛起，对抗奉军南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段祺瑞在复出后沦为冯玉祥的傀儡，由“段厉公”变成“段哀公”。徐树铮一心想将段祺瑞推上总统宝座，重掌大权，打算劝说张、孙两家息兵，共同对付有“赤化”之嫌的冯玉祥。冯玉祥得到这些情报，自然感到芒刺在背，再加上七年前徐树铮杀死他舅父陆建章的仇恨，遂对徐树铮萌生了杀心。

　　1925年12月19日，徐树铮自上海乘轮船进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当天乘汽车抵达北京，12月27日身着挂满勋章的大礼服觐见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此时北京局势日益险恶，冯玉祥打败了奉系李景林，张作霖处死了叛将郭松龄，冯、张双方势必有一场恶斗，因此段祺瑞劝徐树铮早早离京。等到徐树铮启程时，有人在段祺瑞办公桌上放了纸条，上面写道：“又铮万不可南去，去必死”十个字，段祺瑞又连忙派人将纸条递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后却毫不介意，笑道：“何人阻我，我岂信此谰言？”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树铮在众人送别下乘火车离京赴津。冯玉祥的心腹——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将这一情况通报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并请示该如何处置。冯玉祥对徐树铮的新仇旧恨一时涌上心头，指示鹿钟麟将徐树铮逮捕枪毙。鹿钟麟转达冯玉祥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执行，于12月30日凌晨2时在廊坊截住徐树铮所乘列车，穿着睡衣的徐树铮被“请”出列车并挟入张营，随即遭枪杀。与此同时，冯玉祥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接到廊坊，让他出现在徐树铮的随从面前，声言该事件是他为父报仇所为，但事后的各大报纸都披露了冯玉祥杀死徐树铮的真相。而段祺瑞虽然对徐树铮的被害感到痛不欲生，惊呼：“断我股肱！断我股肱！”却因处于冯玉祥的控制而无能为力，徐树铮之死也就没人追究了。次年4月，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而辞职，隐居天津，皖系军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徐树铮死后，遗体被他的学生段大洪找到，然后由徐树铮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提供棺材，并亲自撰写神道碑，安葬徐树铮于萧县凤家山之原。1945年，徐树铮之子徐道邻以杀人罪起诉冯玉祥和张之江，但有关部门以逾期为由拒绝受理。
 

　　1919年11月16日晚，徐树铮邀驻库伦都护使陈毅小聚。两人放量痛饮，徐树铮的酒量很厉害，把陈毅灌得酩酊大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徐树铮告诉他，活佛哲布尊丹巴已经在给中央政府的呈文上签了字。

　　陈毅听了大吃一惊。原来徐树铮唯恐夜长梦多，都等不及让活佛再考虑考虑。就在他和陈毅举杯痛饮的同一时间，他办了一桌“鸿门宴”，令参谋将哲布尊丹巴等人请来吃饭，席间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签字，今晚谁也不能走！

　　对撤治而言，这是最关键的一天，陈毅和王公交涉了十多个月而未果的撤治问题，就在这一天以极其干净利落或者说“霸道”的方式解决了。

　　11月17日，外蒙自治政府将自愿撤治的呈文分别送交都护使陈毅、筹边使徐树铮，请求代转呈送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收到呈文后，徐世昌即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宣布取消外蒙自治，同时废除相应的中俄条约。

　　外蒙取消自治，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徐树铮10月29日到库伦，11月17日尘埃落定，在短短的十八天时间里，他不须一枪一弹，不费一兵一卒，仅凭“恩威并施”手段的运用，就得以大功告成，使外蒙重归中华版图，确实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

　　至此，徐树铮完成了一生之中最为得意也最为重要的一次壮举。11月24日，他载誉回京，向政府进行述职。各方面的贺电贺函已如雪片一般飞来，皖系内部自然是击掌相庆，梁士诒贺函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连孙中山也来电祝贺，称自清末以来，割地丧权之事不绝，中国已久无汉代陈汤、班超、傅介子那样能出塞为国建立殊勋的人物。徐树铮在短时间内就建此奇功，足以与上述这些古代人杰比肩称雄。

　　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情况下，孙中山的这一表态引起了某些国民党人的抗议。孙中山不改初衷，批复道：“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国务院决定裁撤库伦都护使署，原都护使陈毅奉调回京，改任豫威将军，外蒙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不久，总统徐世昌又特派徐树铮为册封专使，负责到外蒙主持活佛的册封典礼。出使之前，徐树铮的老幕主段祺瑞亲率政府官员、议员百余人在故宫保和殿举行了欢送大会。

　　重返外蒙，紧张和忙碌已被轻松所代替，但心情却更为激动。上一次徐树铮随身所带的是“六十三条”，这次则是一本《汉书》。

　　徐树铮的诗文水平很高，自称填词海内第一，其诗句“美人颜色千丝发，大将功名十万骑”在当时广为人知，而它也恰好可以作为《汉书》的题记——如同孙中山所例举的那样，这本古书所记载的汉代，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雄健的时代之一，其间涌现出了太多的勇士和外交家，傅介子、张骞、陈汤、班超……。他们出使西域，安定边锤，言必行，行必果，其事迹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

　　徐树铮走一路，看一路，吟一路，途经驿站时，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便忍不住披衣下床，在驿馆墙上题写七律一首，开头第一句便是：“冲寒才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徐树铮顶风冒雪，风尘仆仆地再次回到库伦。蒙人将徐树铮奉若神明，军民出郊十里，夹道相迎。进入库伦城后，大街小巷已经全都挂上了民国的五色国旗。

　　1920年元旦，徐树铮在库伦佛宫主持册封大典，典礼十分隆重，据蒙人说，乃千年未有之盛举。当徐树铮将册封令与七狮金印交到活佛哲布尊丹巴手中时，整个库伦城一片欢呼之声。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袁世凯曾形容徐树铮“一脸的书气”，在民初武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另一方面，他勤习武艺，晓畅军事，虽有直皖战争之败，但他所拟的战争草案却得到时人高度赞许，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隽还认为皖系战败不应归咎于徐树铮，反而是因为各路将领没能好好履行徐树铮所拟的战争草案。徐树铮的活动是紧紧依托段祺瑞的，他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而他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因他如诸葛亮挥动羽扇一般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故人称“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对段祺瑞始终忠诚不贰，鱼水情深，在皖系军阀当权的1916年至1920年间，干出了许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关、武力南征、对日签约、筹建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收复外蒙古等等。徐树铮在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为人专横跋扈、锋芒毕露，学者称“徐树铮做事，往往独断独行，亢直自爱，有时令人难于忍耐”，这种处事风格让他与许多军阀官僚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正是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而且在军阀中人缘极差，所以直皖战争后段祺瑞倒台，徐树铮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攻击。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徐树铮的著作，如《徐树铮秘史》、《徐树铮正传》、《徐树铮轶事》、《徐树铮小凤合刊》、《安福祸国记》、《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卖国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徐树铮加以丑化和抹黑，无不指责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北洋军阀倒台后，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都对北洋集团全盘否定，徐树铮自然也被打入“反动”人物的黑名单中。但由于他曾收复外蒙古，加上晚年与孙中山的联合，所以对他的评价不算太过贬低，甚至比起直系当权时略有上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史料的发掘运用，人们对徐树铮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趋向客观，尤其是时下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徐树铮以其收复外蒙古的功绩而耀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变得正面起来。总而言之，徐树铮如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世人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都是毁誉参半、两极分化，且其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形象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人物，正如为徐树铮作传的学者王彦民所说，徐树铮“有爱国之心之行，亦有误国之处”，“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