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一

　　刘宁一同志1907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曾经担任直隶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进步社团，开展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曾任中共满城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他不畏艰险坚持斗争。1929年起相继担任中共唐山煤矿林西区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在唐山、天津、北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31年至1937年间，他三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刘宁一同志从南京国民党监狱获释，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保卫部部长、江苏省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他代表江苏省委负责领导上海租界巡捕房地下党委员会，根据地下斗争需要，在巡捕房警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利用英、美、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历经磨难，不屈不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6年5月，党中央派刘宁一同志重返上海，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工运组组长、南京局上海工委（对外称周公馆）委员。这时，中国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在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刘宁一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和对国统区工会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即中国劳协）的统战工作。

　　1946年6月，刘宁一同志代表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先生共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同年8月6日，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制造了武装接收中国劳协重庆办事处及其附属工人福利机构、拘捕劳协人员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宁一同志在上海出席朱学范先生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支持中国劳协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斗争。在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为使朱学范先生和劳协总部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免遭迫害，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刘宁一同志细致地帮助、安排朱学范先生和劳协总部撤往香港。1946年11月，刘宁一同志帮助朱学范先生在上海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反对一党“国大”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解放区工会与劳协的合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6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刘宁一同志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代表中国解放区工会在会上作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独立、要和平、要民主》的发言，得到与会各国进步人士的支持。此后，他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在国外建立起宣传联络的据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把我们的主张告诉全世界”的指示，于1947年初赴欧洲工作。他以巴黎为据点，一方面与世界工联总部保持联系，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会议和有关活动，另一方面依靠华侨及当地中共组织，与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对外交往。他到访欧洲许多国家，不仅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的情况，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同时，也把各国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情况向国内作了多方面的介绍。

　　1948年，刘宁一同志受命担任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工作。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国际上放手开展宣传和联络活动，他向党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除了进行广泛的对外交往，他还在华侨工人、中国旅欧知识分子中积极工作，扩大了党在海外的影响。1949年4月，刘宁一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大会理事。此后，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在欧洲领导开展的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和中国人民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工作，不仅对于打破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争取世界工人运动和国际进步力量与友好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很快打开外交局面，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全国解放后，刘宁一同志曾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代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刘宁一同志团结广大工人，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改善工人生活，保护职工权益，为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及国际联络工作，为全国人大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2年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55年至1965年以中国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60年，刘宁一同志作为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会议。1964年曾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五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宁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回到北京。1979年7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顾问，中共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坚持原则，为推动统战工作、经贸工作、纪检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1988年刘宁一同志退居二线后，任全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校长，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大量工作。他的著作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主编之一）、《欧行漫记》、《与青年工人谈心》等。

　　刘宁一同志曾被选举为第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宁一同志为人谦恭和蔼，平易近人，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作风民主，为人耿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刘宁一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建立新中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
 

　　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
 

　　刘宁一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实现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促进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扩大中国工会的国际影响作出的卓越贡献。

　　1946年4月8日，邓发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刘宁一积极开展国统区的工会运动，同国民党斗争；广泛开展国际交往和加强在世界工联的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的斗争。

　　刘宁一同志协助朱学范先生，支持劳协，做了大量艰苦且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诞生前夕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革命旗帜下统一起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2月底，刘宁一同志陪同朱学范先生途经莫斯科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朱学范先生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随即复电朱学范先生，这在国内外的工会和工人中引起热烈反响。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

　　7月31日，中国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宁一、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上海代表团团长汤桂芬、天津代表团团长周青诸同志的提议，将此次大会定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由大会产生全国组织，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8月，六次劳大在哈尔滨胜利举行。朱学范向大会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作了《关于国际职工运动工作的报告》，劳协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团体会员，朱学范和刘宁一都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工人运动团结统一的事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会后，朱学范和刘宁一共同署名写信给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通报大会的胜利召开和统一的中国工会组织的建立，申明从此不再由中国劳协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参加世界工联的会员组织。在当时世界工联面临分裂危机，法、意总工会已经分裂，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工会遭遇镇压的形势下，统一团结的中国工会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是对世界工联的极大支持和对国际工会运动团结的有力促进，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会在国际工运中的地位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刘宁一同志主持制定的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邀请外国工会的计划，对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国际工作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这个计划，坚持邀请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原则，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左、中、右各派工会一视同仁。邀请方式公开、合法，对已经建交的国家，在邀请工会的同时向政府发出照会。接待工作以充分满足对方了解我国情况为出发点，也给客人宣传自己的机会，以便于我们学习、借鉴。在当时国际工会组织和许多国家工会分裂、对立，经常相互攻击的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一个重大突破。刘宁一同志在国际活动中注意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始终认为各国工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广交朋友是国际工会团结联合的基础。1954年和1955年，在刘宁一等同志的精心组织下，先后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亚洲工会友谊座谈会和亚非工会座谈会。会议只发表大家共同认可的会议消息或公报，不作任何有约束力的决议，更不谈建立地区性工会组织的问题。刘宁一同志风趣地称之为“只恋爱、不结婚”。

　　刘宁一同志十分注意研究国际工运中存在的许多问题。1952年初，我刚到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报到，当晚他就让我看了内部存档的《亚澳工会会议纪要》，要我关注国际工运中的意见分歧及相关问题。

　　1953年筹备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专门研究了亚洲许多国家的工运情况，写出了《东南亚工会情况和问题》的研究材料。会后，他把马纯古、杨超同志留在北京两个月，在他的主持下，把这个研究材料改写为《对世界工联工作的一些建议和意见》。这个文件经刘宁一同志亲自修改后上报党中央，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批准，成为1954年4月中苏两党会谈有关议题的文件底稿。其中提出的应当坚持民主协商和求同存异的原则，应当把不参加任何国际工会组织的独立工会作为国际工运中的一支积极力量，国际工会组织应当尊重各国工会的独立自主等一系列主张，体现了维护国际工运健康发展的一些基本准则，为中国工会制定参加国际活动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