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

　　1909年，李井泉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活累活少不了他。家里种的几亩薄田，从栽种到收割，他都是主要劳力。

　　李井泉从小喜欢读书。他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

　　1924年秋天，年满15岁的李井泉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随即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为了掩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进步学生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曾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春天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出席过在省会南昌召开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7年夏天，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李井泉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参加了周恩来、叶挺、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

　　对此，官方的《朱德传》是这样记载的：起义部队南下到达临川时，“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后，朱德派他到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任政治宣传员。有老同志深情回忆：“你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到士兵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在你的宣传鼓动下，士气大振，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我们要抱定必胜的信心，去和敌人勇敢的战斗。于是部队继续南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了许多胜利。在这同时，你还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协会骨干参军参战，教育农民帮助起义军，送军粮，抬担架，支援前线。”同年9月，他“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在丰顺县黄金铺区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做联络工作，前委书记毛泽东接见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老战友曾经评价他：“你对毛泽东同志很崇敬，很拥护，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走，你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名忠诚战士。”同年底，李井泉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1931年春天起，由于毛泽东认为李井泉“适宜做政治工作”，并着力培养他，李井泉历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补充师政委、第三补充师政委。“20岁刚刚出头，就能担任军师一级的政委，没有相当的政治水平，那是很难想象的！”

　　1931年春，被调到红三十五军任政委。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时，仍任政委。1932年8月中旬作为红21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乐安战役；1933年2月27-28日，率部参加了“黄陂战役”。后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李井泉同志曾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平的对待，但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在反“围剿”中带领部队英勇战斗。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在中央直属纵队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直属纵队提供粮食等后勤供应。“这一时期，他严格掌握党的有关政策，不该没收的坚决不没收，反对和制止滥打滥杀地主的现象，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诬蔑红军是‘流寇’的宣传，扩大了红军正义之师的形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李井泉调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5月，红军经过四川时，他担任过冕宁县革委会主席、游击总队政委，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后，两军交流调整干部，他因“适宜做政治工作”，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当年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相机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面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李井泉由衷高兴。

　　1935年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这也是李井泉第一次过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等地区，胜利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打开了通往甘肃南部的大门；与此同时，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并按计划准备渡噶曲河与右路军会师。这时，让随左路军行动的李井泉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1935年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然后南下。1935年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再三争取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张国焘此举，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竟然围攻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朱德、刘伯承都主张：“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竟然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李井泉不卑不亢地说：“总司令、总参谋长都说话了，他们肯定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赞同他们的意见！”张国焘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一怒之下，他把李井泉贬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

　　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领部队过草地南下，企图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南下行动彻底失败，严重消耗了红军有生力量。面对严重危局，李井泉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并利用政治教员身份对广大学员进行说服教育。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走投无路，被迫同意北上，李井泉又随着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北上。同年秋，他被调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四师担任政委。对于李井泉坎坷的长征路，党中央评价极高：“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的李井泉，担任了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不久改任政委），在民族抗战之初就声名大噪。

　　“10月3日，日军侵占宁武城。贺龙指挥李井泉支队袭击宁武。事前，他反复叮嘱李井泉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当地人民的协助。李井泉照此办理，派出工作组进行群众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宁武城里有10多名群众跑出来报告情况、做向导，使攻城部队迅速袭入宁武，歼敌50余人。”10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军搞好忻口会战，“张宗逊、李井泉按贺龙指示，指挥第七一五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见官方的《贺龙传》）

　　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枢纽。大青山东西绵延300多公里，南北宽50多公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从战略上看，大青山地区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1938年5月，毛泽东致电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1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不过，他特别强调：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第一二O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决定。

　　贺龙、关向应等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任命李井泉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姚喆为支队参谋长，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朱德、彭德怀选中李井泉，说明他们认为李井泉“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这个评价当然是极高的。

　　1938年9月初，李井泉第一二O师大青山支队共2300余人冒着酷暑北上，下旬由晋北进入绥远。他们按贺龙、关向应指示，在凉城地区留下一个营依托蛮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抵达归绥、武川、陶林、集宁地域，开辟绥中根据地。9月下旬，支队主力进到归绥、武川公路以西。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军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1938年11月，党中央据此指示：大青山支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李井泉、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

　　大青山地区土匪甚多，不但影响民生，也影响抗战；许多土匪最终成为汉奸。从1938年12月开始，李井泉决定剿灭匪患，到1939年2、3月间，初步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

　　大青山地区居住着蒙古族、回族和汉族，是民族杂居之地，搞好民族关系对于团结抗战意义重大。李井泉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之地，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平等待人，以极大热情去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各寺庙喇嘛的工作，把他们中绝大多数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同我党我军合作，实行全民族的共同抗战。

　　挺进大青山地区一年里，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消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成功地把敌人挤了出去，使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回忆往事，老战友褒奖他：“1938年秋，你率领八路军的一支部队，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突破敌人的阻截和包围，冒着冬季的严寒，横穿平绥线，深入大青山开展游击战。”“你为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建立了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1月，在大青山根据地形势相对稳定后，李井泉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三五八旅（旅长是彭绍辉）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参与领导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发动的“山西事变”战事。官方的《毛泽东传》有言，“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

　　1941年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井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理论修养得到很大提高。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担任秘书长，成为“贺龙的笔杆子”，为联防军的军政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3年春天，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既然是军政大学，校长无疑要懂军事，政委当然要适宜做政治工作，他想到了李井泉。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迁回陕西绥德县西山寺。同时，党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大第二分校、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延安第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李井泉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作为抗大总校政委，李井泉负责“党管干部”事宜，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党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作为总校政委，李井泉协助徐向前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10月中旬，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作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结果，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李井泉、徐向前十分关注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得到平反。对于李井泉担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毕业生这样评价：“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1945年8月，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却想独揽胜利果实，国共内战危机日重。就在当月，李井泉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从贺龙的老部下成长为贺龙的好搭档。1946年春，他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为常委）兼晋绥军区政委，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李井泉于 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与贺龙在会上一致强调：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贺龙的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的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晋绥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谈起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李井泉归功于贺龙：“都是老总唱的戏！”贺龙真诚地说：“你可是分局书记啊！”

　　1946年11月，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大打出手的现实，贺龙、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三个纵队。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李井泉二话没说，亲自到第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第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李井泉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

　　1947年12月，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1946年来的对敌斗争，发现不少问题。根据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贺龙、李井泉主持通过会议决议：

　　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两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由于贺龙、李井泉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增加了近3倍，战斗力也日渐提高。“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见官方的《贺龙传》）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

　　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从这时起，他就与邓小平、贺龙等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在四川战斗、工作长达16年以上。 毛泽东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此，李井泉提出群众大搞水利和机电提灌相结合的方针，并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年年获得丰收。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李井泉的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萧里一生为李井泉生有六男二女。5个男孩的取名都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长子黎风，次子明清，其名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的“黎明风清”之语。三子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子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五子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李井泉把几个儿子都送了人。三子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五子在望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幼子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因此，李家的亲兄弟有不同的姓。

　　李黎风生于1942年，1969年与“地主女儿”李彦君结婚，1970年生下儿子李放，1975年又生下双胞胎儿女，以毛泽东的名和字分别取名为李泽支、李润那。1972年，李黎风携全家到北京，为李井泉的平反奔走呼号。1978年，经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参加解放军，在总参谋部一个军事研究所工作，1995年升任为大校副所长。1997年退休。

　　李明清是李井泉第二个儿子，文革中李明清被抓住，殴打致死。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抓住打死李明清的两名凶手并报请李井泉处理，李井泉作了不追究他们责任的批示。

　　孙巨一是李井泉第三子，在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留学美国获南加州大学信息工程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经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介绍，进入康华公司。后经万里介绍出任中国科协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历任驻香港招商局副总经理，北京招商局副总经理。

　　李新桅是李井泉的第四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父亲牵连，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1971年获释后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唱凯仓下插队落户。李井泉重新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回到北京，现为北京市的个体户。

　　申再望是李井泉第五子，原名“在望”，文革结束后，改名为再望。1992年赴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处长，后任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副厅级巡视员。其妻是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国家一级剪辑师李玲。

　　张华川是李井泉的第六个儿子。1979年张经武平反后，80年代，张华川移民美国。

　　李大蓉是李井泉的大女儿。1973年，李大蓉考入江西医学院医疗系，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宣武医院。先后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1990年9月～2005年3月担任宣武医院教育处处长。

　　李井泉的次女叫李力清。归国后，历任山东桓台县副县长，中联部非州司副司长，非洲局局长，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李力清嫁给广电部外事处处长郭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