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

　　柯庆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现安徽省休宁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先后就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
 

　　柯庆施的子女现在是怎样的?柯庆施总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儿柯六六是个作家。六六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六六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后来随着柯老工作的调任，六六来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写道，她刚到上海的那一个时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昼。

　　那个时候，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常用飞机到沿海地区骚扰。在六六五岁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轰炸。那天本来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广播停了，灯灭了。六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她对光明的渴望。柯庆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请客吃饭。据六六回忆，那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着家人搬离了花园洋房的家，搬进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庆施不喜欢花园洋房，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还非常的穷，他作为一个干部住好房子脱离了大众，心里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走进了群众，但是由于办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爱棠公寓，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办过家。住房面积不大，但胜在离办公室不远，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满意这个家。

　　柯庆施的二女儿叫五六，三女儿叫友宁，儿子叫友京。他们为人低调，资料不详。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邹家华的女儿。这就是柯庆施的子女一些资料。
 

　　柯庆施的下场是怎样的？1964年，柯老在上海做了手术，那时周总理特地在手术室外守了三个多小时。术后，柯庆施到北戴河疗养，随着天气渐冷，他又动身前往广州。大概疗养了半年后，柯庆施逐渐复原，准备继续工作。可是一月后，报纸和广播都报告了他的死讯，说他治疗无效死亡。

　　在柯老病亡后，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前去处理丧事。柯庆施的追悼会相当的隆重，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迎灵。一万三千多人到达公祭现场，主祭是当时的刘少奇主席。这是北京的公祭仪式。在同日，上海也举办了大型追悼会，林彪站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另外有六个省会也举行了追悼会。江青对于柯庆施的逝世悲痛万分。柯庆施的女儿回忆，柯老这次的病来势凶猛，可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后，报纸上出现爆炸消息，柯老并非因病去世，是死于谋杀。文中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等同志。

　　经过详细调查，柯庆施临死前的真相被还原。柯庆施在成都与四川省委一群人聚餐后，深夜感到腹痛，当时上海医疗小组火速赶往成都医治。经过反复确诊，认为柯老有患胆囊炎的可能。次日，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柯老转危为安。可是入夜后，心脏停止，经过胸部按压，心跳恢复。此后，心跳暂停好几次。第三天，柯庆施心跳停止，再无力回天。为了查明柯老的死因，专家医疗团解剖了他的遗体，一致确认他死于胰腺炎。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