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

　　1908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区朱家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给地主打短工，并偷偷学会写字、背诵三字经。1924年离家到武汉，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

　　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率先登上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

　　1928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当班长，参加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斗争。

　　1930年4月任红1军1师3团排长、连长，参加杨家寨、杨平口、花园、四姑墩、新洲等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后，任第10师营长，参加双桥镇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任第10师28团副团长，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和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1932年12月任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参加创建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3年任红30军88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仪南、营渠和宣达战役。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初期，在88师师长汪烈山牺牲的情况下，独自率全师作战，给敌以重创。经常深入第一线组织指挥作战，并善于组织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被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长征中率部参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

　　1934年任红四军政委。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1935年，率部参加广昭战役、嘉陵江战役。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教育部下维护两军团结。长征途中，不顾身体虚弱，拄木棍，沿途向部队喊话，鼓舞士气。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率部攻克雅江县城阻击国民党军李抱冰部一月之久。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王率红十二师、独立师任后卫。

　　1935年冬入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任高级干部队副队长。

　　1936年到陕北后，入抗日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王建安参加了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5月毕业离校，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率部先后在鲁北庆云、宁津等地歼灭伪军1800余人，并收复宁津县，打开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1939年6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旅旅长。

　　1942年8月起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3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两万人分路合击山东军区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王建安指挥1个营与之激战终日，后带领全部机关人员连夜巧妙突出合击圈。由于指挥得当，八路军一枪未放，无一伤亡，一夜之间就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预定地点。 随队突围的德国记者希伯立刻在《战士报》上发表了《无声的战斗》。

　　1944年，率部讨伐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克据点50余处，歼7000余人。旋克沂水县城，歼日伪军1000余人，首获攻坚胜利，使鲁中、滨海两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率部连续进攻伪厉文礼部、张步云部，共歼12300余人，解放4200平方公里地区。

　　1947年，王建安参加指挥鲁南战役获胜，战后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转战华东，参与组织指挥了鲁南、莱芜、孟良崮、开封、睢杞、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莱芜一战，率部与九纵队歼国民党军七十七师，毙其师长田君健，旋受命指挥3个纵队与兄弟部队围歼李仙洲部两个军，获解放战争以来空前大捷。1947年5月，参加孟良崮战役，率部突击青驼寺，断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之联系，并攻占万泉山，破敌突围希望，继而从东面主攻孟良崮，与兄弟部队共歼七十四师3万余众。1947年8月，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执行外线作战任务。为掩护刘邓大军南下，率部沿三河寨、万福集方向进击，与兄弟部队歼国民党军五十七师于沙上集地区。

　　1948年3月至7月，王建安参与指挥洛阳战役、豫东战役。战后，任山东东线兵团副司令，受权指挥济南战役，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并亲临前线指挥。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晚开始，至1948年9月24日结束，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守军10万余，生俘王耀武。毛泽东主席悉讯后写道：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并特为中央军委起草贺电相祝。淮海战役中，王建安受命指挥5个纵队歼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圩，继而与谭震林指挥8个纵队围歼杜聿明集团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淮海战役后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

　　1949年4月，王建安率部参加渡江战役，率先登上南岸，迅猛向纵深插入，与兄弟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队5个军10万余人于广德和长兴地区。1947年5月，王建安率部攻占浙江省会杭州，解放了杭州、宁波、温州等浙江广大地区。

　　解放后，王建安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2年，王建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赴朝作战，率部驻防朝鲜东线，后换防中线。

　　1953年夏，率部发起夏季攻势，攻占许多战略支撑点，粉碎美军破坏停战谈判阴谋。1953年10月，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王建安因病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顾问等职。

　　1956年，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

　　1980年7月25日在北京病逝。
 

　　1954年春天，当时担任志愿军 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建安，在朝鲜因高血压突然病倒，病情危急。彭德怀特派医生护送回国，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请了苏联专家主持治疗。完成治疗后在青岛疗养。

　　由于健康的原因，身体恢复程度和能否参加工作甚至军事工作当时都不能确定，由此王建安的上将军衔没有在1955年授予，而是在确认恢复了健康后，1956年补授并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病情见原青岛警备区政委李治亭 著《烽火岁月》P60，李当时担任26军的军报总编辑）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核取证，给耽搁了1955年授衔。
 

　　既是老乡，又是搭档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一场出走，“双雄”反目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大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地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窖洞。

　　进窖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

　　主席点将，“两虎”言和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王建安心里突然一震，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发报通知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但他全然不顾了，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

　　田普正在手忙脚乱地做晚饭，奇怪地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连晚饭都不吃了？要到哪去呀？”

　　许世友乐颠颠地说：“毛主席点了我的将，去打济南！快，就走！”

　　结果，田普衣服还没收拾好，接他的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就来了，他拉上妻子，踏上车就喊：“开，快开！”田普连随身换的衣服都没带上，就被他拉着上了车，吉普车一夜狂奔240里，第二天拂晓到达了泰安兵团司令部。毛泽东得知许世友“到位”后，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开头是：“你已到前方，甚慰。”许世友收到电报后，说：“‘甚慰’是主席对我寄予的重托。”同时他也得知毛泽东派来的“副手”王建安正在急急赶来山东呢！也顾不上以前的什么恩恩怨怨了，说：“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发话问候，接着又摆酒为王建安“接风”。两瓶山东高粱酒，他们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要提。我先干了再说。”说罢，他就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了下去。

　　王建安也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跟着来个“感情深一口闷”，把瓶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再来一次仰脖喝。”

　　结果，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战后，齐鲁大地流传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虎”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而知情人谭震林则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人民日报读者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评价王建安深入细致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老八路作风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使不少人的心灵又萌起了对真理的信念”，“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使不少人又感到了党的政策精神，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

　　解放军报评论员

　　解放军队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不少同志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逝世后，本着既严肃庄重、又俭朴的原则，适当举行悼念活动，包括开个追悼会，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学习死者的美德，这是完全应该的。对领导干部，对每一个做了有益的工作的人，我们大家都应当纪念他、学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