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与吴岱峰、拓可宽、杨重远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 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等战役，1947年春在豫北攻势中，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3纵队，俘其司令孙殿英，继而参加鲁西南战役，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等战斗，全歼国民党黄维兵团。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

　　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09年9月13日（清宣统元年七月廿九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随父兄种地、烧砖瓦，生活艰辛。阎红彦九岁才被送到米粮山私塾读书，半年后就因经济困窘辍学，到一家砖瓦场干活。1920年阎红彦外出独自谋生，到陕西军阀王保民的岳父家干活，后因被毒打出走，在陕北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生活。1924年，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阎红彦报名入伍，先当号兵，后当李象九的勤务兵，连长李象九不久入团入党，谢子长也在李象九连，阎红彦受连队革命气氛的熏陶。1925年4月，阎红彦经李象九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6年11月，冯玉祥国民联军占领陕西，石谦团改为国民军第十一旅，李象九任一营营长，谢子长任十二连连长，阎红彦深入村镇参加了连队演出，宣传打土豪劣绅。1927年6月，冯玉祥在西北军“清党”，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被井岳秀杀害，李象九等感到形势严峻，加紧起义准备；10月12日，李象九、谢子长发动陕北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武装暴动（即清涧起义），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捉拿了县长张反之；10月13日部队南下，歼灭敌军两个连，20日起义军占领宜川，部队发展到九百余人，李象九任第十一旅旅长，阎红彦任旅部警卫排长；11月中旬敌军来围攻，近千人的部队只有二百人突围，起义归于失败，阎红彦逃亡到山西绛州，不久又因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侦缉，乃秘密回陕北，在清涧一带组织游击队，由于处境艰难无法展开斗争，阎红彦只得又到山西。1929年春，根据陕北特委会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被派往宜川、延长交界的九殿山寨杨赓五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又潜回瓦窑堡。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先在“土客”师治贵部任班长，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负责汾阳联络站组织联络工作；4月下旬，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晋西北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现西泉村）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游击队连战连捷；夏末，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向游击队大举围剿，队伍被困于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阎红彦说服大家向西突围；9月3日渡过黄河进入陕北，6日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8日到达安定县；9月10日指挥了平桥战斗，然后进抵保安县（今志丹县），9月下旬部队南下；10月初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然后转移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10月下旬，高双成旅包围游击队，阎红彦率部顺利突围；11月下旬在南梁地区见到刘志丹，成立新的游击队党委，谢子长为书记，阎红彦为委员。1932年1月省委将部队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一支队支队长；4月任第五支队支队长；5月进军陕北，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的指挥下连战连捷；6月初，阎红彦在甘肃正宁宁头镇战斗中肩部负伤，队委决定由他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8月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认定阎红彦“有反革命嫌疑”，被打击迫害；8月30日谢子长回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南下，9月12日攻破照金；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为红二十六军，但在左倾形势下，谢子长、阎红彦被“留党察看”，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年1月，谢子长、阎红彦到达中央局，经短期学习审查，被送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5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中共河北省委随即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阎红彦奉命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7月成功举行了包头兵暴，拉出一个团，阎红彦任骑兵连长；8月任特务连长；8月27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阎红彦主张部队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被陈伯达指责为“大西北主义”，阎与陈激烈争吵，结果被撤消职务；11月奉命再到孙殿英部做兵运，任士兵委员会书记，随后派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到达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大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1935年4月，共产国际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带秘密电码回国，到北平时得知中央红军已至陕北；12月到瓦窑堡见到毛泽东，中共与共产国际重新联系上。1936年2月，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发动群众解决东征的渡船问题；2月21日率师渡河东征；4月1日，中央军委令陕北红军独立团和几个县独立营合编成立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全军共四百六十七人，担任对北线敌军的牵制任务；5月部队回师陕北，改任红三十军政委，宋时轮任军长；6月宋时轮调走，阎红彦重任军长；8月开赴三边；12月到陕西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8月25日，红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炮兵营，阎红彦任一二九师留守处主任；9月炮兵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留守延安拱卫中央。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警三团、警四团、炮兵团合为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兼关中军分区政委，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1940年春，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然后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1942年，阎红彦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十四支部学习，后调三支部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此间高岗诬告阎红彦“有野心”，中央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9月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11月参加了邯郸战役，改任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6月第三纵队出击陇海路；9月参加定陶战役。1947年3月参加豫北反攻；6月30日渡过黄河参加鲁南战役，8月挺进大别山；10月，阎红彦通过做商人资本家工作，筹措到大量布匹棉衣，解决了部队冬衣问题；11月白崇禧围攻大别山，三纵留守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1948年1月，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牵敌围绕大别山进行了十八天的“打围子”战斗；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三纵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12月15日会攻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4月参加渡江战役，第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10月中旬到湖南常德集结；11月兵团进军川黔，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任重庆军管会主任；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成立，阎红彦任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和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进行清匪反霸土改工作。

　　1951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1月被四川省人代会选为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副省长；9月23日被授予上将军衔，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8月，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1月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阎红彦抵触不满情绪增加；8月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未受到重视；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10月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污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接着江青指使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帮助云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揪斗阎红彦；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受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日，昆明“造反派”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4日在昆明市中心召开批判阎红彦的大会，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距离市区约十余公里的小麦峪（驻扎有省军区一个警备团），6日被抄家；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大队人马开到云南省军区，硬逼着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被军区政委张力雄拒绝；1月8日凌晨1时，阎红彦在电话中与陈伯达激烈争吵，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当时阎红彦已经在极度压抑悲观情绪下服安眠药自杀，时年五十八岁，他留下遗言“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他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解放军上将。

　　1977年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1978年1月24日，八宝山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阎红彦的革命资历很老，入党之早排在上将的第4位；军事学历也值得一提，他曾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了半年时间，是吃过“洋面包”的、有留学经历的4位上将之一。另外，他还创造了西北地区革命活动的好几个第一：是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陕北清涧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是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领导人之一；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革命武装——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之一；是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齐名。他因此被称为陕北的传奇式英雄之一，是开国上将中唯一的西北红军代表。作为陕甘晋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阎红彦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阎红彦提出小说《刘志丹》的事，加上康生的措施，八届十中全会后，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主持人和策划者，受牵连的人就更多了，由此成为一桩文字冤案。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因为阎红彦报告康生而升级。

　　在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阎红彦同志在此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记述得更为具体。该书写道：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说《刘志丹》（上册）。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指出：要把列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同志指出不要写高岗。1962年夏天，作者根据广泛徵集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审稿。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同志写信，说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因此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己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阎红彦与习仲勋处于完全对立面，阎红彦等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咸“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伞、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95-1096页）
 

　　阎红彦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披荆斩棘。从1958年秋起，他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为当地经济、驻军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

　　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就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5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和省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邓小平和胡耀邦亲临北京机场迎接运送阎红彦骨灰的专机；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7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阎红彦传略》一书。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彭真、杨尚昆、李达、刘澜涛、魏传统为该书题词，对其进行了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