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

　　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州）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

　　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8月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但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悉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曾被毛泽东选派到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做该部的改造和训练工作。袁文才曾主张“宁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泽东没有强求，陈伯钧却并没有领会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关系的重要性，在独立活动时，口称“练练枪”，自做主张将与袁有关系的十个土豪杀了，与袁的手下谢角铭（也是袁的妻兄）冲突，差点将事情闹大。毛只好将他调出袁文才的队伍。到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1928年初，陈伯钧手枪走火，打死了自己的战友吕赤。按陈士榘的回忆，陈伯钧被判打手心一百下，打到二十下时，大家求情保下。

　　朱德上井冈山后，成立红四军，原井岗山人马被改编为31团，陈伯钧任31团1营1连连长，在著名的永新困敌中，他腿部负重伤，住小井红军医院治疗。医院条件有限，年轻的陈连长久伤不愈，非常暴躁，有时对护士医生态度不好，曾被毛泽东批评。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伤仍未好的陈伯钧与张子清、陈毅安一起，奉命留守，协助红五军守山。分别前夜，毛泽东来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这一别，对张子清和陈毅安来说，是永别。井冈山失守后，张子清和陈毅安逃过了敌人的搜捕，但很快先后牺牲。陈伯钧不幸在搜山时被捕，5月被营救出狱，任红4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1930年秋打开吉安后，陈伯钧第三次负伤，但幸运地与毛泽东重逢。此时他已在红二十军担任参谋长，仍向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让他暂时养伤，并在朱德任校长、自己任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三分校中担任学生总队政委。他去三分校不久，就遇上了富田事变。因为李韶九在红二团时与李文林有隙，在第六军一纵队时又同柯武东不和，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团”问题，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但陈伯钧被事变中的红20 军扣押，由于他曾任20军参谋长，这些人又大多是陈伯钧任学生总队的学生，他最终被释放。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在后来处理富田事变中全部被害，。这位放他的部下，也未能幸免。后来任一军团（朱德兼任）红3军（黄公略）第7师师长、当时好友徐彦刚为3军9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1932年7月升任红十五军军长。而当年10月，调到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1月起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0月任5军团第13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1934年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重视总结经验教训，曾写作《论运动防御》等文章，强调运动战的重要性。1934年10月率部从兴国出发参加长征，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后卫（五军团34师才是最后的部队），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十三师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赴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所部执行后卫任务，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在长征中，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陈伯钧亦在红军将领中赢得“铁屁股”之美誉。

　　1935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草地分裂之时，在一片对红一方面军的指责声中，在充耳的对“毛周张博”的声讨中，陈伯钧“是夜静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9月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主任教员。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任红4军参谋长。期间，曾编写《步哨动作》、《侦察勤务》等教材。二四方面军将要会师时，陈伯钧就写信给刘伯承，要求调到二方面军。7月继萧克后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1936年10月18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这时陈伯钧接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1937年5月9日，陈伯钧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幸存下来的同志合影。这张照片非常著名，在无数回顾解放军历史的书籍、影片、展览、报刊中出现过。毛泽东没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陈伯钧一同站在左侧。陈伯钧军容整饬，显得自信，而又多少有点冷傲。

　　红军改编八路军后，陈伯钧担任三五九旅旅长。 这时，陈伯钧的二哥，任职川军的陈笃斋，长途跋涉，赶到延安，看望离家十多年的陈伯钧。当陈伯钧在9月份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陪毛泽东专门宴请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陈笃斋。席间，毛泽东谈古论今，无比风趣。当年陈伯钧在马日事变后，坚决不离开革命队伍，他家中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哥哥非常着急，为了把他叫回来甚至发过“母病危”的电报。如今，陈伯钧的哥哥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看到了成长为高级将领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气蓬勃的风貌，多少理解了弟弟当初的选择。席毕，回到住处，陈笃斋兴奋地向陈伯钧诉说他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印象，甚至打算长留延安。陈伯钧安顿好哥哥，又回到毛泽东住处谈工作直到深夜。1937年10月，陈伯钧的二哥准备返回四川。毛泽东为此给陈伯钧写来长信，赠款300元。这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延安，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其实当时只拿得出100元，另200元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才能拿到。毛泽东还问和他一样嗜书如命的陈伯钧“看书没有？”陈伯钧的二哥在来延安前，曾给光宗耀祖的弟弟写信诉苦要钱，看来，老人在毛泽东面前也诉了苦。毛泽东的细心关怀使陈伯钧感动而不安，而他的二哥，也一直记得毛泽东嘱托：利用社会关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直到1945年，他的二哥仍“硬着头皮在与我党和青年之间拉关系”。

　　就在这时，发生了所谓少将旅长名片事件， 此事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秋，后来传遍了边区，连漫画家华君武晚年回忆录都提到，陈伯钧本人却直到1944年，贺老总来信质问，才得知。真是饱读诗书，不谙世事。陈的井冈山战友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到：“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陈伯钧自己，在日记中，有另一个说法： “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批评过我们。

　　不过，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陈伯均的处事为人。陈宏谟，此人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是蒋介石派到120师的联络参谋。在蒋派到八路军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中，他是对我方最友好的一位。曾对八路军有过帮助（好像送过二十挺机枪给贺龙），与郭化若一起，商议发起了延安的黄埔同学会，并成为此会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将领。解放战争末期，在四川率部起义。他出身川军，认识陈伯钧的哥哥，因而对陈伯钧非常热情，主动帮助陈同家人联系。但陈伯钧对与国民党官员进行统战工作非常不耐烦。他从冀察冀回延安后，就不想让陈宏谟知道，却在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陈宏谟撞见。之后陈伯钧曾想从他嘴里套蒋军内情，自然碰了钉子。再以后，陈伯钧就对这位同姓老乡更失去了兴趣，连看文艺节目时都特意躲避。这种为人处事，对于一个高级干部来说，实在不够大方成熟。毛曾说过他“统一战线中太清高”，可谓到位。

　　就在送走自己二哥的当天，生猛火爆的陈伯钧打了一个不听劝告的司机一个耳光。两天后，军委来电召陈伯钧去延安。陈伯钧一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清高，不虚心等。”毛泽东说他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陈伯钧完全承认错误，毛泽东不客气地让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几天。当时，原二方面军部队刚刚发生了反军阀主义事件，卢冬生负气离职。而此时，来自一方面军的陈伯钧的一个巴掌，可能再加一张少将旅长的名片，带来了谁都料想不到的后果。毛泽东谈话后三天，张闻天召见陈伯钧，就直接点明他有军阀主义倾向。随后，毛泽东决定陈伯钧离职去党校学习。本来，陈伯钧就在这几天要带队走上抗日前线。此时，他只能办理交接手续，含泪送别出征的战士。

　　初，毛泽东告诉陈伯钧是在党校学习四个月，然后上前线。实际情况呢，陈伯钧在194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有一首打油诗：三个月学习？四个月闲住，六个月抗大，年半晋察冀。。。。。。 可以说，毛泽东狠狠地磨砺了一下陈伯钧，但他终归深知陈伯钧的才华。陈伯钧在党校期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发

　　表在《解放》杂志上。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这是个适合陈伯钧的岗位。在抗大的初期（红大），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时，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再来。接替他上这门课的就是陈伯钧。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对毛深深折服的陈伯钧也一定将此铭刻在心。他在延安抗大“做工”的六个月确实是呕心沥血，学生管理，教员的调遣，教材编写，训练的组织，战略学的教学，各种种样的讲演，受到各方的欢迎。他的战略学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课，参谋作业这种业务课也不在话下。他会写作，能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一天内讲了八小时，“差不多已近声嘶力竭，仍愈讲愈有劲”。而他的演讲和教学，口碑很好。无论是在军校还是作战部队，都受到所在单位的学员和指战员的欢迎，其他单位也常请他去讲课。不过这期间他曾受到一次打击。1938年9月29日，校长林彪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通知陈伯钧取消他原有的参会资格。自尊心极强的陈伯钧如遭雷击，借酒销愁。第二天一早，他找到副校长、黄埔同学、好友罗瑞卿申诉，潸然泪下。在罗的鼓励下，陈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解释一番，但没有改变已宣布的决定。见面前字斟句酌想了一肚子话的陈伯钧，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当天晚上，他去信毛泽东，表示要求要么专门学习，要么上前线，不愿再呆在抗大。这件事的原委他在日记中没有完全写清，不过，与他同时被通知不能如愿参加会议的许光达，对此事表现得比他稳重、克制。也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江青的事在延安传得满城风雨，毛泽东的老部下议论纷纷。别人议论一下就完了，陈伯钧却拿起笔来，写信劝阻；也曾有人听说二人将要结婚而写信劝阻，他却是在二人结婚几天后去信反对，还曾把信的草稿拿给战友征求意见。1938年12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率队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临行之前，毛泽东谆谆告诫，要求他改掉暴露于外、喜形于色、不够深刻和稳重的缺点，培养全局观念、勇于牺牲自我。

　　1940年5月，陈伯钧被选为七大代表，与舒同率晋察冀出席七大的代表团，返回延安。途经白水村，遭到伏击，冀中区委副书记鲁贲牺牲，地委书记吴建民被俘遭杀害，袁升平等一个多月后才回来。陈到达延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他汇报了白水遇险经过后，安慰他说“疏忽而已”但总政治部经过调查，最后给了陈伯钧一个处分。客观来说，150人的代表团中有很多是缺少作战经验的地方干部，掩护部队只有两个连，千里跋涉，风险在所难免。三年后聂荣臻从晋察冀来延安时，为安全起见毛泽东曾要求他带兵力至少四千。但陈伯钧作为代表团中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在追究责任时，首当其冲也是必然的。按孟庆山的回忆，陈伯钧在指挥上是有责任的。在白水事件后不久，代表团重新选举领导人时，他落选了。 陈伯钧承认自己工作中有失误，但认为总政的处理意见过重，并不公平。他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写信，找任弼时申诉。加上七大延期，陈被派往他不愿去的军政大学工作。心情极度压抑。他被派往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教育长是理论家张如心。41年底，军政大学分为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张和陈各代表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负责分家事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陕甘宁边区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学员廖汉生就发现军政大学吃得比前线还不如。家贫万事哀，陈与张闹得很不愉快，41年11月18日，校务处长曾传六来找他，“谈关于军院经费问题，虽已结帐，但钱领不到，相当困难。军事队开办费只批了三千多元，还未领到钱。”十天后陈为此曾借着酒劲与张激烈争吵，在同事的劝说后，两人在“深夜谈判”了结此事。陈在1941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总之，这次搬家使我相当不高兴：个别人的狭隘、小气、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口是心非，无一不暴露尽净。”可以看出，在心思多多的知识分子面前，陈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对于办公室政治毫无所长。本来，陈伯钧同朱老总关系是很亲密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邀老总一起游玩，散步，对老总的军事报告等也非常钦佩。杨得志曾表示他心中是将朱老总当作父亲看待的，陈伯钧在日记中流露的是同样的感情。但1942年初，陈伯钧正在朱德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当副教育长，高干队编队时纠纷不断，陈受尽了夹板气，一气之下，他给毛泽东和王稼祥写信，要求去党校学习，得到批准。朱老总得知后非常生气。此举显然不妥，他应该先同朱老总好好地沟通。陈伯钧也很后悔难过，只好将写给毛和王的信交给副院长叶剑英，请参座从中斡旋。可以想像他这一冲撞只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痛苦中的陈伯钧甚至有轻生之念。他自责“缺乏修养”、“书未读通”。

　　1942年2月4日，毛泽东批准他到党校学习。当年5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毛泽东点名派陈伯钧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负责作战事宜。1942年10月，陈伯钧被任命为385旅副旅长，协助王维舟旅长，驻防庆阳。 1944年1月2日，在纷飞的瑞雪中憧憬着新的一年的好收成的陈伯钧，突然收到贺龙一封严辞批评的信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少将旅长名片事件，但相比这下，此事还不算严重，真正让陈伯钧恼火、委屈以至惶恐的是：有人向贺老总报告，陈伯钧以“老毛”、“毛先生”称呼毛主席，不尊重党的领袖。 在1月3日的日记中，陈伯钧以少有的篇幅进行解释（事实是：我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间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主席为'老毛'；因为在井冈山时大家都称毛主席为'老毛'，此以为习惯，但在此时，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此事，陈伯钧专门写了检查。 与当年在延安的许多将领一样，陈伯钧参加了整风学习和之后的七大。大会之后，他离开延安返回庆阳前，特地将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和一些问题的认识，告诉彭真，请他转告毛泽东。而以前，对这类问题，他或是直接面见毛泽东，或写信报告。如今，陈伯钧不再将毛泽东看成曾朝夕相处的老毛，恭敬地拉开了距离。即使是与毛泽东密切交往十多年，在军内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的陈伯钧，也开始将毛看成了不可攀登的高峰、不敢触动的神明。这是当年全党对毛泽东狂热崇拜之始的一个脚注，也是被指责对领袖不敬之后的谨慎使然。在之后的日记中，陈伯钧对毛泽东的崇敬依然，亲密难再。对一个相识十多年的领导，他不敢再亲密，也不能再亲密。

　　抗战胜利后，陈伯钧与朱良才带领八百名干部进军东北，离开延安之前两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解放战争期间，陈伯钧先后从事军调小组，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侵占朝阳地区的各县城，一边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军调小组”进行“军事调停”，一边组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县政府和警察部队，不断对热东、辽西各县、区民主政权进攻。同时，调集主力部队准备进攻赤峰、承德等解放区。 3月20日，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签订了(叶柏寿协定)。协定公然决定，让被群众赶走的国民党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镇建平并负责全县县政，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不得妨害。22日，又签订了《凌南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巨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这两个《协定》对热东军分区和热辽军分区部队坚持自卫斗争、反击国民党军队侵犯都不利。不久，“第十一军调小组”到建平镇（即新邱）视察。国民党军代表岳昌瀛上校对共产党建平县党政机关进行刁难。 4月初，以美国海军上校汉夫，东北民主联军上校李逸民，国民党军队马上校为代表组成“第二十六军调小组”赴朝阳进行谈判。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了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全体成员，正式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严正声明，不承认“第十一军调小组”所签订的《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派段苏权接替陈伯钧的工作。同时，冀热辽军区亦积极整编所属部队，做好临战准备。” 这是陈伯钧的一次走麦城。对此事件，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在回忆录中有很不客气的指责。李聚奎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们历来的原则是：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为了改变原来的协议，我方把陈同志调走，并成立朝阳执行小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负责处理赤峰问题。同时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脱离接触。为此，美国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为了补救陈伯钧错签下的协定，我方人马可以说将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的招数悉数使出。李聚奎在同美方代表交涉时，抓住对方骂段苏权一事不放，大谈礼貌问题，对对方指责我方违反协定之事避而不谈。李逸民到任后从军调部接受了三项任务，有两项就是为了推翻陈签下的协定。 《陈伯钧日记 文选》一书中，收有他在签订叶柏寿协定前后的工作报告，写得详细，用心。但给我的感觉，陈太单纯了点，真不该来干这项工作。他在一份报告中写到：“我总以为既已成立了协定，还有什么可讲价钱的？”从这以后，他又被调到军事教育和地方军区等工作，直到1948年5月，才重上战场。

　　不过他参与指挥的长春之战，以六十军起义和新七军投降结束；由于对60军和新7军的起义与投诚处理得当，中央军委曾予以嘉奖，陈伯钧在日记中对此非常兴奋。不过，为60军起义立下大功的刘浩，在《争取国民党六十军起义》一文中，是这样描写陈伯钧的：（刘浩携曾泽生等人的亲笔信，到兵团司令部汇报） “这时，一位兵团副司令员（注：陈伯钧）看了这封信就说：“连章都不盖，简直是骗人 ！他们是想突围嘛！拉拉屯、石碑岭、兴隆山，是我前沿坚固阵地，他们想把部队开到这些地方集结待命，实际上是企图占领我主阵地，造成突围条件。而且对新7军的态度一句都不讲，我们不能相信。”说着，就把联名信丢到地上，主张不予理睬。”这就反映了他的短视了。平津战役中，他所在的兵团执行的是包围北京的任务，敌人再次不战而降。直到后期著名的衡宝战役和带传奇色彩的湖南剿匪，他才算真正地独当一面，一展才华，不负“红军干才”之名。

　　1949年7月22 日，陈伯钧在南下途中，经过铜鼓，这个二十二年前秋收起义三团驻地。他给战友们指点哪里是自己训练新兵的场地，哪里是团部，哪里是毛主席在八月中秋给排以上干部讲话的地方。往事不断地涌向眼前，记忆仍旧生动鲜明，一切就像刚刚发生。两个月前，刘白羽曾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毛主席进入北京城的盛况，而此时此地，他好像重又成了血气方刚的少年军人，当年那个衣衫褴缕、脚步艰难却意志坚定，眼光恢弘的毛委员，和无数正当青春就已牺牲了的战友，好像重又出现站在他的身边。建国后，陈伯钧在完成湖南剿匪任务后，来到南京，辅佐刘伯承建设南京军事学院。

　　有一个网络流传很广的谣言，说49年渡江后，钟伟的49军在湖南中了白崇僖的埋伏，指挥作战的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下令撤，钟伟不同意，坚持顶着等援兵，否则全玩完。陈说他是副司令，他说了算。钟伟拔出手枪顶住陈的脑门吼：“再说撤，我就先毙了你！” 其实这是一个在不少有声誉的军事论坛被军事大侠早已证伪的东西，登载过此事的三联生活周刊也为此公开向陈上将家人道过歉。陈是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及45军军长，钟是13兵团49军军长；陈指挥45军胜利进行衡宝战役受到嘉奖，钟在青树坪战斗中失利向四野总部做检讨。天底下会有一个打了败仗的军长跑到另一个打了胜仗的兵团，用枪顶着人家副司令的脑门这种事吗？这个传说时间和地点均错。始作俑者，无疑是想烘托钟伟的个性。钟伟少将有个性，但陈伯钧上将也有血性。草地分裂时，有几个人当面顶撞张国焘？那才是真有杀身危险的时刻！在反教条主义运动时，陈伯钧的保留意见曾被白纸黑字地写进报告。

　　1952年春天，毛泽东来到南京，副教育长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表在上海住院的刘伯承向他汇报工作。毛听完汇报，一声感叹：“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啊，延安，清凉山，抗大，陈伯钧怎么能忘记那艰苦而激情尽燃的岁月，和毛泽东当年让他们立下的誓言：“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 刘伯承听了陈、钟两人对接见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向全院传达，并号召大家树立“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决心。

　　1956年1月11日，陈伯钧与刘伯承一起陪同毛泽东再次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并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1957年春，国防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而陈伯钧和钟期光受刘伯承委托，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明确写明“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学院存在“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可以说，软中有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张宗逊上将，与陈同样出自31团，两人还是亲戚，很多人将他和陈一同视为毛的嫡系。草地分裂时，张和陈同样作为一方面军派到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受到张国焘打击。反教条主义时，两人的观点完全对立。不少人反感张在反教条主义的表现，他和萧克的争斗也为人熟。不过直到张宗逊晚年，中央已对反教条主义一事平反，他仍在回忆录里写明：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员和学员也认为，实际工作中照搬照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存在的。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显然指陈伯钧和钟期光）提的。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初期，陈伯钧作为小组长，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后期，他被点名作为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小组长也由李志民接任。扩大会议后，李志民主持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召开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继续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陈伯钧和宋时轮。主席团的结论是：“南京军事学院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对此，陈伯钧明确表示保留意见，被视为“心怀不满，抵触严重。”陈伯钧在被批后，继续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他并没有像刘伯承那样被闲置，或像萧克、李达那样被调离部队，原因可能也在于他们的嫡系身份。钟期光上将晚年在回忆录中对他在文革中远更悲惨的遭遇不做叙述，对反教条主义运动却做了长篇论述和反驳。我想，他更多的是替已无法发言的刘伯承元帅和陈伯钧上将一抒胸中的愤懑。 1967年，5月1日，陈伯钧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关心地问他：“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并感谢主席的关心。此时，大帅的“革命”壮志不减，当年的红军干才，已身心残破，不堪追随！ 1974年2月6日在陈伯钧在北京病逝。
 

　　据《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讲，陈伯钧虽然也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受到冷遇，始终没有担任重要职务，或许与其延安时期叫“老毛”有关。陈伯钧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名字不是个小问题。

　　“后来也有人反映，陈伯钧在回忆井冈山岁月的时候依然沿用当时对毛泽东的称呼――老毛，而且被反映上去。他也过于书生气了，井冈山的时候叫老毛，那时是武装斗争初期，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大党的领袖了，那样称呼显然是不适宜的。”

　　诚然，毛泽东小时候名叫石三伢子，长大以后取名毛泽东，字润之。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人称“毛委员”、“老毛”。中央苏区时期，人称“毛主席”、“老毛”。然而，在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以后，称呼“老毛”就有些不合适了。彭德怀等虽然有些不习惯，但最终改口称毛泽东为“毛主席”。陈伯钧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属于嫡系中的嫡系，怎能不自觉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呢？

　　这就反映出，即使革命队伍中，革命同志之间也应当遵守必要的礼仪。这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有过教训。
 

　　没有大将资格，资历太浅了，解放战争才是个兵团的副司令员，大将起码得是正兵团级的，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