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春

　　6岁读私塾，15岁入初级小学，17岁考入县城高级小学。1920年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常因经济困难时而辍学。

　　1922年后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5年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兼办农民协会。

　　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区党部常务委员。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夜校，开展反对北洋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

　　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乡第一个党小组组长。

　　1927年初到宜章县立女子初级师范学校任教，担任党小组组长。同时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开展学生工作和教员联合会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流亡；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县农民协会秘书长。4月随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在红四军第三十二师党委会、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党委会工作。

　　1929年初调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0年6月至8月任红四军秘书长。同年8月至1931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30年12月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兼机关党支部书记。

　　1931年春调任红三军秘书长。5月至9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师党委书记。同年9月至1932年3月任红四军第十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师党委书记。

　　1932年3月至8月任第四十五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开始归红十五军后归红三军指挥。8月任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办《战士报》。

　　1933年兼任红一军团军事裁判所所长。

　　1934年初任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同年夏因抵制和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排斥和打击，改任校训育处副处长。不久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行动，协助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收容和筹粮等工作。

　　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任红军大学政治主任教员。

　　1936年6月至9月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与刘伯承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年底到达陕北后，学校改编为红军大学第二校，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1937年1月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二队学习，兼任党支部书记。3月至8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附设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11月调任绥德河防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绥德特别区委委员。

　　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1938年5月任抗大党务委员会书记，1942年9月起任抗大代理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9年7月和罗瑞卿等率抗大总校经晋绥、晋察冀向太行地区迁移。

　　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至1943年10月）。

　　1943年9月起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做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审干工作。

　　1945年4月返回延安。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务委员，同月至1946年9月兼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45年8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兼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务委员。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2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5月至6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5月至9月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9月随部队向西南进军。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制定作战方案，组织指挥部队。

　　参与领导上党、邯郸、进军大别山和淮海、渡江、西南等重大战役的政治工作，总结推广王克勤班团结互助运动等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任第二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50年2月至1955年5月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至1952年11月），1950年4月至1955年5月任西南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1950年9月至1954年3月兼西南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兼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至1951年1月）。1950年2月至1954年12月兼任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11月起兼任西南局党校校长。1951年6月至1953年4月兼任西南局保密委员会主任。

　　1952年9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西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至1953年2月），1952年12月起兼任西南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1953年2月至1954年12月兼任西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

　　1953年1月至1954年11月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3年3月起）。参加部队进军西藏、改造国民党投诚起义部队和剿匪的任务；参与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参加接管和改造重庆市工作。

　　1954年1月至1967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间，1957年6月至1959年6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

　　1959年6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和迫害，由于张际春多年来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工作，这就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教方面进攻的主要目标；张际春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的阴谋。

　　1966年7月30日，陈伯达、江青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张际春的所谓“错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千方百计要把张际春置于死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夫人、红军老战士罗屏曾揭发过江青的丑事，他们认为张际春是罗屏的后台，因此盗用中央的名义诬陷他。1967 年初康生在中央党校的会上煽风点火，公开造谣说：“苏振华、张际春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的儿子、张际春的女儿都在党校，他们是阶级斗争晴雨表，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情绪。”从此，他们通过对张际春的监察、审查、捕风捉影，大搞黑材料，千方百计罗织罪名。

　　在他们接二连三的迫害打击下，际春同志的夫人罗屏同志，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66年9 月9 日不幸逝世。

　　1967 年1 月4 日，陈伯达、江青接见所谓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点了陶铸同志的名，并对陶铸同志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陷害。张际春拿到这张传单后，义愤填膺，立即装入信封送给毛主席。他说：“陶铸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江青有什么权力随便点名打倒？党内怎么能这么干？我要报告给毛主席。”这更加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多次对他围攻和批判，把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等罪名加到他头上。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际春同志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当时他已年近70 ，还常常要挤公共汽车去接受“批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9月含冤辞世。

　　张际春同志遭受的不白之冤，党中央已于1979 年1 月24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悼词说：“张际春同志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建立了功绩。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5年9月第一次授衔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战略区当中,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唯独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没有授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