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麟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时，家境已好转。父亲靠劳动起家，认为读书无用，因此反对宇霆上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私塾。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中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姜登选、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孙传芳，会办陈调元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孙传芳、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等副官高凤岐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宇霆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秀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在《苏家屯文史资料》第六辑上，刊载了一篇赵吉春老人的回忆，题目是《杨宇霆在张学良戒烟问题上大作文章》，里面谈到，1928年春，杨宇霆向张学良推荐了一个据说能帮张学良戒烟的人，名叫马天池（马扬武）。此人吹嘘说他从日本学了高明的戒烟方法，只要注射几支“戒烟针”，就可戒除烟瘾。刚一开始，果有“神效”，甚至完全可以不吸鸦片了，但随之麻烦也来了，鸦片是戒了，却离不开“戒烟针”了，每天得注射好多针，“甚至把整个后背全扎得青来紫去。”这才明白，所谓“戒烟针”，原来是比鸦片毒性更大的吗啡。这可倒好，戒了烟瘾，却染上毒瘾，张学良的身子更虚弱了。

　　每次注射时，马天池都在张学良的卧室里注射，但也经常到张学良的办公室去，如果张学良在，就问需要不需要注射，如果张学良不在，就和赵吉春等人搭讪，“边看桌上的材料、文件”。赵吉春说：“我们内差以他是医官地位，身份比我们高，不在意这种事。”有一次，马天池正在翻看，张学良突然回来了，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就把马天池辞退了。最后，赵吉春老人总结说：“从这些蛛丝马迹上，完全可以看出，杨宇霆无时不施用各种手段监视、暗算着张学良将军。”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说法。学者汤纪涛在《张学良将军两临上海的经过》一文中说，马天池不是张学良辞退的，而是“逃之夭夭”了。张学良这才产生怀疑，拿去化验，这才发现是吗啡!

　　这么说来，杨宇霆似乎对张学良染上毒瘾，难逃干系。本来，若真能帮助张学良戒烟，纵使杨宇霆摆出一副父辈的架子，也无可厚非。但事前，杨宇霆和马天池并没有告知真相，就显出“阴谋”的意味了。如果赵吉春所说属实，马天池在借“扎针”为名，刺探情报，就是该杀了。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作为军中最年轻的参谋长他不仅精通谋略也和擅长心计，有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心，他的能力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但是同时他也常常容易太过目中无人，将很多人都不放在眼中，对于张学良更是瞧不起，而他也是一个亲日派的军官，这在张作霖遭到日本人暗害后引得别人怀疑。

　　其实很难说少帅杨宇霆是好的还是坏的，从杨宇霆的结局是什么上来看，更多的像是奉军内部的矛盾，不过杨宇霆背后也的确有日本人的影子。
 

　　1928年7月17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宇霆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

　　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

　　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

　　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

　　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

　　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

　　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