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

　　纪登奎于1923年3月17日出生在山西省武乡县。抗日战争爆发的那年，15岁的纪登奎开始参加革命，并加入了由中共领导的牺盟会。第二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任晋东青救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救会主席。此后，他长期在华北地方工作；历任鲁西区党委青救会组织部部长，冀鲁豫第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部长、副主任，冀鲁豫第一地委委员、民运部部长，中共平阴县委副书记，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组教科科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科长，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书记，伏牛山剿匪指挥部党工委副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登奎出任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51年春，毛泽东南下视察工作，途经许昌时，得知当地有这样一个年轻能干的领导干部后，就特别在专列上召见了纪登奎，听他汇报工作。这也成为纪登奎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郭小川撰写的《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同日，《人民日报》还在头版配发了一片题为“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5月，纪登奎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嘉。不久，纪登奎就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时年仅28岁。

　　由于毛对这位比他小三十岁的年轻干部印象深刻，以后每到河南，一定要听纪登奎的汇报。因此，纪登奎的升迁速度也很快。1954年任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在大搞工业建设的背景下，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前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据称纪登奎的任命，也是因为毛泽东的建议。1958年11月，洛阳矿山机器厂比计划提前一年建成投产。不久，纪登奎就被调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1963年3月，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两年后，晋升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又兼任商丘地委第一书记。

　　由于深受毛的提携，纪登奎一直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群众造反“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纪登奎还被任命为“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但他并不认同“造反派”夺权的行为。后来，在“一月风暴”的背景下，纪登奎也受到了冲击，被关押了起来。

　　半年后，纪登奎被恢复了工作。1968年，纪登奎出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实际主持河南省的工作。在1969年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纪登奎被安排以“革命干部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会议结束时，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他正式进入中央工作，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日渐加重。出于政治考量，在没有正规军队任职经验的状况下，纪登奎被毛任命为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这一做法，被毛泽东称为是“掺沙子”；目的，就是为牵制林彪等人。林彪倒台后，毛泽东对纪登奎等人的信任度加重。1973年，纪登奎正式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1975年1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在讨论向外通报决定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文件时，纪登奎提出“应该在中央文件中指出‘文革’的错误所在”。因为这一点，有人称纪登奎“是中央高层提出对‘文革’怀疑或者否定意见的第一人”。

　　“文革”结束后，在政治上，纪登奎拥护华国锋。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华国锋以此将中立的纪登奎排除在行动以外。在中共十一大上，他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在邓小平掌权后，纪登奎受到指责、并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这次会议上，纪登奎接受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决定退出中央，但一直没有公开。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所担任的所有领导职务。

　　1983年后，纪登奎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并给于正部长级待遇。

　　1988年7月13日21点06分，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

　　1937年7月参加革命，加入牺盟会。

　　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任晋东青救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救会主席。

　　1940年任鲁西区党委青救会组织部部长。

　　1942年任冀鲁豫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部长、副主任。

　　1943年任冀鲁豫一地委委员、民运部部长。

　　1945年10月－1946年9月兼中共平阴县委副书记。

　　1946年任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组教科科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科长。

　　1948年任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书记，伏牛山剿匪指挥部党工委副书记。

　　1949年任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

　　1954年任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1959年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洛阳军分区第一政委。

　　1963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1965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商丘地委第一书记。

　　1967年5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

　　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4月－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1年1月兼北京军区第二政委(1971年1月－1972年10月兼军区党委第三书记)。

　　1971年3月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1年10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2年5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第1政委(1972年10月－1977年9月兼军区党委第2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8月－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8年6月－1980年1月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1978年7月－1980年6月兼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免除及提请免除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1980年4月16日免去副总理职务)。

　　1983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8年7月13日2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纪坡民，1945年生。山西省武乡县人。历史学法律学专家。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1968年毕业于空军工程学院航空机械工程系。曾在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已退休，居住北京。著有《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产权与法》、《宪政与立国之本》等书籍及论文若干篇。纪先生治学严谨，工作一丝不苟，对中国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的完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她住在北京一个历史名人故居中，室内字画不少，多是她本人的大作，我是带着问题有备见王纯的，她很健谈，没有拒绝。在问及她对改革开放看法时，显示了她很机警，她说改革开放当然好了，能说不好吗？我本人就是受益者，当然，从百姓角度看，问题还是有的，社会分化太厉害了呢，腐败成风了呢。我说不同阶级对改革开放观点大不一致，她说很正常，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问及她对文化革命看法时，她说主席搞文化革命出发点是正确的，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中共变修，但方式我很不理解，像我这一类老革命，不论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老同志，绝大多数是拥护毛主席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整我们？打倒刘少奇很容易，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会举手拥毛倒刘。我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止是倒刘，他还要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斗你老人家几场，你印象也不深，况且这又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刘少奇等人为保少数打多数造成的。她说是你说的这样吗？我说是的。

　　在问及她对刘少奇看法时，她说刘少奇这个人不怎么样，整人有一套。解放战争时他是整我的，左的要命，要不是毛主席晋绥谈话批刘解放了我，我活不到今天，党内许多同志都讨厌刘少奇，刘少奇是毛维护提拔的，他反毛不得人心。在问及她对林彪看法时，她说林彪会打仗，功亏一篑，死在外国，难脱叛国罪名。

　　在问及她对周恩来看法时，他说周总理是成熟的政治家，是拥护毛主席和文革的。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不管，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劝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

　　在问及她对康生看法时，她说康生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老纪在他领导下工作，知他很有水平，康生的才华出众，书法顶尖。康生拥护文革，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因此而全面否定康生不公道。

　　在问及她对江青看法时，她笑了，说我尽提敏感问题。她沉思一会说，江青她们是廉洁的，比如姚文元就老是向我们家借钱花，理由是他经常用私款请上海来京的朋友吃饭，他工资只有七十多元，又不能用公款，所以月月亏空。江青人很漂亮，有才气，生话朴素，衣着讲究大方美观，不像王光美、邓大姐乱穿衣。江青是代毛主席受过，有些文革的大事不能怪她。不过，江青性格反复无常，招人怕，我们背后都叫她老佛爷。她不大会搞团结，得罪人太多了。当年我们家登奎代表中央处理浙江造反派，江青严厉地问老纪谁派你去镇压的？老纪说是中央。江青逼问哪个中央？老纪说是邓副主席指示去的。江青大怒，说你的中央原来如此，拂袖而去，从此，老纪与江青交恶，和老邓走的近了。

　　在问及邓小平与纪登奎关系时，王纯很激动，说老纪寿命因此大减。江青不满登奎，说老纪是投降派，投靠了邓，而邓对老纪也不够意思，起因是主席于一九七五年想考察邓小平，让邓小平写个对文革肯定的文献，邓小平内心不想写，又想过关，所以与老纪商量说他不了解文革全过程，提出让老纪代写，老纪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回家后跟我说此事，我认为不妥，主席知道后不好办。老纪忙了一段，没来及和老邓说，老邓却来要稿子，老纪对老邓说由他代写稿不合适，主席知道后对我们都不好。邓听后大怒，说老纪滑头，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主席向邓要稿子，邓借口拒绝了，主席很不高兴。邓小平心胸狭窄，从此不满老纪，后来逼老纪辞职。

　　在问及她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她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能力不行，人品也不行，自私，不敢担责任，老纪挨批的许多事是老华让老纪做的，老华却不表态。当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历史就会改写，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贵贤等多数是会支持华国锋的，华上了邓清君侧的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

　　在问及她纪登奎是否参与抓江青等人时，她说没有，但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后老纪半夜被叫走开会，老纪都和我议了后事，不久老纪回家高兴的抱着我满地打滚，说把老佛爷抓起来了，我也很高兴，如果江青掌权，没我们好果子吃。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先后入围。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来阴的。

　　在问及她最敬佩谁看法时，她毫不犹豫地讲是毛主席、周总理。她说我不讲他们的功德无量，讲两件我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一件是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另一件是我亲眼看见周总理喝玉米糊，吃光了不顾形象用舌头舔饭碗，干净的不用刷碗了！主席、总理去世，百姓如丧父母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问及她不满谁的看法时，王纯说到邓。说中央领导在机关食堂吃饭原本是交钱交粮票的，但邓开的不交钱及粮票之不正之风，后来都效仿，影响很不好，中国腐败根子在上边。现在百姓恨腐败，中央也反腐败，不得要领。在问及她对未来的看法时，王纯既担心又抱希望，她说我担心问题多了会积重难返，有亡国危险，但我又相信中共是久经风浪的，只要认真反思，问题再多也能解决，我不相信谁愿成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