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

　　祖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幼年丧父，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生活。他在上海读高中时，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了革命。1935年11月，姚依林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

　　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姚依林和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和直接指挥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随后，他们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中去，到民众中去，揭露日寇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6年5月，党组织调姚依林同志到天津工作，先在党的刊物《长城》担任编辑，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了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同志调任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1938年，他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1939年2月在新成立的冀热察区党委任宣传部长，为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1939年7月起，姚依林同志调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他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参与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起，姚依林同志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他遵循毛泽东同志“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为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尽心竭力，成绩卓著。

　　无论在白区对敌斗争，还是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中，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姚依林同志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姚依林同志作为主管国家财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对国家若干重大经济政策，参与了研究、制定和具体组织实施。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姚依林同志在建立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对确立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地位，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资本，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市场商品十分匮乏。姚依林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稳定市场，安排人民生活。他对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状况，进行认真的研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物价政策的设想，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肯定。他精心组织安排副食品的收购和合理分配，确保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居民最基本的副食品供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依林同志遭受严重迫害，他坚持原则，进行顽强斗争。1973年11月，姚依林同志任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他同外贸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开辟出口货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在随后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他顶着巨大压力，极其艰难地维持对外贸易工作。

　　1977年3月，姚依林同志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姚依林同志带领干部群众认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并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依林同志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全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9年3月，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同志任秘书长，他协助陈云、李先念同志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此后，他还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第七个五年计划，主持编制了第八个五年计划。在制定“六五”计划时，他强调计划要从国力可能出发，面向市场，面向人民生活，计划指标不要订得过高，要留有余地。在“七五”期间，他一再强调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主持制定了产业政策若干规定。他针对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强调要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他十分重视加强重点建设，关注农业发展，多次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他主持制定了计划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他一再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部门要从观念上、工作上转变职能，在加强宏观调控、搞好协调和服务上下功夫。他积极参与了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决策和实施工作。

　　姚依林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党的十四大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姚依林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仍时刻关心党的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精神。
 

　　夫人洪寿子共与其生育了三女一男，他们分别是女儿姚明瑞、姚明珊、姚明端以及儿子姚明伟。

　　姚依林的女儿姚明珊是王岐山的夫人，而王岐山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任国务院副总理，算是接了姚依林的班，他们的结合缘于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同为知青的两个年轻同乡，在艰苦的岁月里相识相知，最终也是有缘人终成眷属。姚明珊在1974年进入了西北大学，念的是历史系，之后便工作于陕西博物馆。

　　姚明端的丈夫是孟学农，原北京市市长，后因对非典传染病事件处理不当而免职，后调到山西省工作，2008年担任山西省省长一职，之后又因襄汾尾矿溃坝事故而引咎辞职。

　　姚明伟是姚依林唯一的儿子，是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生于1947年，2001年逝世。其一生都站在国家机械工业的最前线。
 

　　王岐山是姚依林女儿姚明珊的丈夫，1948年生人，出生地是山西天镇。他们相识于在延安的上山下乡，当时同为知青的北京同乡早已互生情愫，之后终成眷属，结为夫妇。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作为一名政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有喜有忧的，毕竟已有珠玉在前，后辈的努力也一定会被拿来与前人进行比较，即使被称为“京城名嘴”的王岐山，作为姚依林女婿也可谓是“压力山大”。

　　姚依林还有一个女婿，他是孟学农，出生于1949年8月，是山东蓬莱人，娶的是姚明端。孟学农同样也是一名政客，不过和他的连襟王岐山相比，孟学农的仕途真的是路途坎坷。2003年的非典事件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被迫免职，后在2008年当选为山西省省长，不幸的是同一年在山西省发生了襄汾尾矿溃坝事故，孟学农引咎辞职。
 

　　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博大胸怀，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限热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始终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公道正派，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干部成长，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姚依林同志1994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姚依林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姚依林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