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

　　1928年，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就开始军队现代化。曾求助于英、美列强，但皆无动于衷，不得不转求于德国。兵工署署长陈仪去德国考察，请俞大维回国任职。

　　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任军政部参事。

　　1930年5月，俞大维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

　　1932年，俞大维回国。1933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兵工署负责军火制造及维修等。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军火大半仰赖外购，来源分散，制式不统一，面对日本灼灼逼人的侵略态势，改进武器生产是极迫切的工作。

　　俞大维就任后，首先筹建新厂，加强生产能力，积极在德国大量采购机器、材料等，以21厂为例，所用钢材九成以上是德国料（德国枪炮钢料品质至今仍是世界闻名），至抗战胜利时仍有存量。

　　其次，建立研究开发体系。成立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高薪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导，同时在国内延揽人才随专家工作，使武器研发在中国扎根。如“两弹元勋”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和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谢光选等人均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提高兵工企业的效率，他认为考量效率的重点在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他令各兵工厂普遍实施成本会计，使兵工生产企业化，全国工厂企业纷纷仿效，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

　　最后，建立标准化生产和检验制度。大量生产是二十世纪新发展的生产方法，要求产品的零件能够互换。俞大维兼技术司长，会同各研究机构，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图样法规，在各兵工厂设立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并建立零件、半成品检验，进而建立整套质控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武器制式制度。

　　选定从德国毛瑟枪改制的中正式步枪为制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适合中国人体型。轻机枪则选定捷克式轻机枪，构造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甚少。重机枪选用德国马克沁机枪，性能优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种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弹药通用，简化生产与补给。当时日军三八式步枪和机枪的射程与杀伤力均不如我军。

　　火炮方面，适应当时的经济能力，并求短期能大量生产，选择迫击炮为生产目标。制式选82毫米，是仿造法国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重量较轻，适宜山地作战，以后逐步生产60毫米及150毫米迫击炮。

　　经过四年准备，国军已有数十个步兵师更换了新的制式装备，所制武器精确性不逊列强，并且适合中国人体能，适应国内交通状况。

　　1937年，抗战爆发，设在东南地区各兵工厂西迁后方。当时运输状况极端困难，以江船上溯宜昌，再以人力，用绳索将船拖拽过峡谷湍流，有时每日仅前进数百米，上岸后，还要凿山开路，遇水搭桥，迁往崇山峻岭间，以免于敌机轰炸。俞大维督导兵工厂西迁，用他的话讲是“有条不紊，全师而退”。

　　八年抗战中，俞大维自豪的是军火供应不匮乏，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重武器。

　　抗战期间，俞大维还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都聘俞大维开讲座，但他以公务太忙而拒，可见他对培育兵工人才的苦心！

　　俞大维还兼任兵器教官，每三个月率21厂有关员工至靶场验查武器性能。

　　俞大维在重庆期间，华罗庚一家也逃难到重庆。俞大维帮他找了房子，两家人住得很近，便于探讨数学。有道数学题俞大维解不出，请教过许多外国专家也无答复，想不到华罗庚在一夜之间就解出，而且非常简捷。俞大维对华罗庚很是佩服。

　　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究原子弹。专家意见是我国毫无基础，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陈、俞采纳此议，聘吴大猷、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率领王瑞駪、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及李政道、朱光亚（物理）于46年赴美学习。

　　1946年5月，俞大维任交通部长。内战时期，交通混乱，铁路公路随修随毁，随毁随修。俞大维设置一个会报室，挂一张全国详细大地图，路电邮航等均在图上绘出。每日上午九时，俞主持会报，听取路电邮航等各司报告后，即口头指示解决办法，各单位主管即将指示下达办理，不需要再行批示。

　　因陆上交通遭破坏，俞大维就致力发展航空运输。因交通阻塞，邮递极为迟缓。俞大维决定可利用空邮者，无论付航空邮资与否，一律交付空运。空邮数量大增，最高时占全部空运量百分之十。以往累月经年到达的邮件，数日即可送到。

　　俞大维于1965年，因病请辞国防部长。继任者是他的亲家—蒋经国。

　　俞大维的长子俞扬和生于德国，是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20岁时，在美国完成飞行训练，回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参加空战三十多次，最后一次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不能再服役，就离开了空军，担任民航驾驶员。

　　1959年底，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在美国遇到俞扬和，一见钟情。因为俞扬和结过婚，蒋经国要求爱女三思而行。俞大维泰然，认为儿女成年，有权自主。1960年5月，两人悄悄结了婚，双方父母皆不在场。1961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孩子的出世不仅得到祖父母的欢心，也得到外祖父蒋经国、曾外祖父蒋介石的宠爱。但是蒋孝章的兄弟孝文、孝武、孝勇至死没有接受这位姑爷。

　　俞大维从国防部长下来后，已近70，不再上班了。整日坐守书城，手不释卷。读“诗经”，先读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英译本，读出兴趣，再回头看原典，愈读愈感觉真是宝贵的遗产，先民智慧的结晶。70岁以后参照德译本读易经。他说：幼年读线装书，中年读英文、德文书，现在又读线装书，读来读去还是中国书深奥。

　　他九十岁那年，摔了一跤，后脑勺摔破了。治疗后，他叫人找了本微积分，说：“你念一道习题，我来做做看。”结果答案正确，老人很得意：“我脑子没跌坏！”

　　李登辉执政后，俞大维赠李登辉“老子校释”、“墨子闲话”以及“齐民要术”三本书，并提供“执中治国”建言，“民主就是妥协，妥协就是执中。执中治国就是走中间路线”。希望李登辉讲话不要引用圣经，要去听听老百姓在讲甚么话，老百姓只想大家团圆、吃饭，打打麻将，这就是安定。李登辉听不进他的话，李的理想是台独，他要让台湾民众追求台独，而不是安定。

　　一位记者问俞大维：“李登辉就任总统以来，是否遵循你的走中间路线，以人为师，到处请益的建言？”

　　“李登辉，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吗？他己死掉了。”他回答。

　　“李登辉死掉了，死掉了！”他继续着说，并用右拳连连打记者的左胸。

　　“不是那个李登辉，是现在我们的总统，台湾人李登辉。”记者说。

　　“噢！噢！我不认识！”他如此回答。

　　俞大维在大陆奋斗20年，败于中共。在台湾奋斗20年，成果归于台独。

　　1993年7月8日，俞大维去世，去世前的5个月皈依佛门，法号“净维”。
 

　　山阴俞氏家谱辈份排行的用字是“文明大启声振家邦”，俞大维乃是出自俞文葆这一支。俞文葆有三子一女，即俞明震、俞明观（鼎）、俞明颐和俞明诗。俞明震是晚清大诗人，生有一子五女。一子即俞大纯。俞明观生二子（大绪、大经）二女（大慈、大蕊）。俞明颐就是俞大维的父亲，娶曾国藩嫡亲孙女曾广珊，生五子（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五女（大緈、大绚、大缜、大絪、大綵）。俞明诗最小，嫁给俞明震的好友陈三立做继室，生四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二女（康晦、新午）。目前居住台湾的92岁老寿星俞大杰女士，是俞大维的堂妹，其父是俞明临，系属另一支远房的家族。

　　俞大维有三个儿子。长子俞扬和，曾任空军军官，退伍后定居美国，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生有一子俞祖声。俞扬和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次子俞方济长期在俞大维身边生活，现已去世。三子俞小济一直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藏书甚多，尤以佛书为最，其中还有梵文贝叶经。俞小济至今仍保有他父亲许多相关资料，如哈佛学生证和在柏林大学听爱因斯坦讲课的听课证等。未来有可能会将这些遗物捐献给建立在金门榕园的俞大维纪念馆。

　　俞大维的家世十分显赫，不但名人众多，还跟许多知名的家族结为姻亲。

　　父亲俞明颐曾任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母亲曾广珊为中国清朝末年名臣曾国藩之孙女，他是曾国藩的外曾孙。

　　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

　　堂哥俞大纯曾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堂哥儿子俞启威曾与江青同居，曾任天津市长、中共第一任机械部长。堂哥孙子俞正声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姑丈陈三立是知名诗人。表哥陈寅恪是知名历史学家，表姐曾宪植的丈夫叶剑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妹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妹俞大缜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妹俞大絪亦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的妻子；弟俞大纲是中国戏曲专家；弟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子俞扬和，娶中华民国蒋经国总统的女儿蒋孝章为妻，孙俞祖声。
 

　　俞大维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陈先生的母亲是他的姑母，陈先生的妹妹是他的夫人，陈先生的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与俞大维的父辈、祖辈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维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俞大维为人通情达理，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俞大维处事原则一是了解全局，掌握重点。二是负责，责任不往下推。他说：“议之于众，而决之于一，责任则归我。”

　　俞大维用人，可用五个字概括：访、用、信、敬、宥（you：宽恕）。求才先访察，可用即用，用则充分信任，而且予以尊重。部下有过，尽量予以劝说而晓以大义并予原宥宽恕。他曾对陈诚提及宥才的重要，不必计较小过。

　　俞大维的一生与蒋介石密不可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满意是无与伦比的。

　　在他任职兵工署长期间，为了兵工厂的撤迁，蒋介石破例在汉口召见他。在这以前和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不满。

　　俞大维接任交通部长时，卸任部长俞飞鹏告诉他：很高兴你来接任，我们同是俞家，不过交通部长很难办，因为蒋介石对大小事都会用电话垂询。但俞大维任交通部长三年中，仅接过一次蒋的电话。那是淮海战役时，蒋军被围困，正值冰天雪地，部队全赖空投补给。蒋介石问：今天部队有无收到空投粮食？俞答：投到了。蒋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俞答，是我亲自去空投的。

　　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门相通。两人来往只须几步，可是十年任期，俞不曾踏入蒋办一步，蒋也不曾来俞室一次。

　　俞大维对蒋介石是很感激的。蒋介石去世次年开始，每年蒋的生日和忌日，他必到慈湖磕头二次，风雨无阻，即使九十多岁，坐轮椅。俞大维说，他只向母亲和蒋介石磕头行大礼，以感养育和知遇之恩。

　　俞大维儿时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重伦理，辨是非，文章是载体，义理是核心。

　　俞大维不仅仅广读古籍，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圣贤为人生目标。他曾向母亲询问曾国藩的做人处世的原则，老夫人说：“文正公一生严明治军，谨慎治事，勤俭治家，恪守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这成为俞大维一生遵循的原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他的体，是他的髓。

　　中学的缺陷是 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日渐凋落，曾国藩倡洋务，要求家人积极学习西学。西学重思维，辨层次，知识技能是载体，思维方法是核心。俞大维学习西学，不仅掌握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精髓，才能大学毕业3年就拿到哈佛的博士，25岁就能在国际顶级杂志发表文章。

　　俞大维曾问一位先生，到纽约是否至音乐大厅一游？答曰曾往。俞问有何意见？答以“声光俱佳，此剧场正训练美女百人，身高一致，跳舞进退齐一，面貌、身材、服装无一不美。”俞曰：“你是学管理的，不应只注意前台之表演，应该到后台去学习，看看此一百人如何进出前后台，如何管理才是学问！又如中国人的结婚喜筵，常常宴开一百余桌，如何调派侍者分配服务？如何能同时上菜撤盘？同一道菜如何能够同时做出一百余盘？餐厅与厨房的管理也处处都是学问。”

　　俞大维不仅有能力看出问题，更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来自西方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才是科学的本质，掌握以后才能举一反三。既可用于改造兵器工业，又可用于提高运输效率。

　　学习西方的方法是为了革新中国，中学仍是俞大维的体，所以他在老年又读线装书，感到还是中国书深奥。

　　一语概之，俞大维是中体西用的典范！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西化和如何保存传统。西化的方向有自由主义，有马列主义等。传统的定义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俞大维、胡适、陈寅恪等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在他们凋亡后，产生他们的土壤已经不存在。

　　大陆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中学传统已经断裂。台湾随着去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