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

　　1914年4月24日，李作鹏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今吉安市）的山区农村一个农户家庭。

　　曾在当地本家办的乡塾里读过一些书。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吉安扩充队伍，年仅16岁的李作鹏报名参加了红军。李参加红军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对于红军的作战经验认真总结、思索，对文化知识也掌握较快较多。李作鹏性格沉稳，平时话不多，但却肯动脑筋思考问题，常常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或者重大问题上，向首长提出自己的见解。学习、训练、打仗，都表现很好，1931年，红军中的共青团组织吸收李作鹏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此时，他刚刚18岁。不久，李作鹏被调到中央苏区的中央军委去工作，先是在军委二局任参谋，后又担任二科的科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作鹏参加了长征。

　　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中央把许多军队中有军事经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调到抗大任教官。这其中，就有李作鹏。李作鹏被调到抗大后，任抗大参训队长。参训队，是参谋训练队的简称，主要任务是培训军队中的参谋人员。参训队的队长，实际上就是抗大的教官。“队”是抗大的建制，是最基层的教学组织。“队长”，既担任教学任务，又承担学员的管理、组织任务，相当于“班主任”。

　　李作鹏调到抗大任队长一职时，林彪出任抗大校长。由于李作鹏工作干得很好，表现好，林彪很快就发现了他，很注意对他的培养。此外，林彪所以看中李作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李作鹏的性格、为人处世方面，与林彪相近。林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李作鹏的话也不多，平时很少张扬。林彪热爱学习，喜欢读书，工作之余，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李作鹏也爱学习，平时闲下来，很少去娱乐，而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林彪爱思考，李作鹏也爱思考。林彪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和自己性格、爱好相近的年轻军官，也喜欢上了这个年轻军官。后来，林彪出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开赴抗日前线，便把李作鹏带到自己身边，先后让李作鹏担任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

　　林彪负伤出国治疗后，李作鹏仍然在一一五师工作。后来，一一五师部队经过改编，一部分部队被派往山东。李作鹏是被派往山东去的人之一。他到山东后，任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在山东前线工作的罗荣桓到东北去工作。李作鹏作为军事干部之一，与罗荣桓一起赴东北。

　　到东北后，李作鹏留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任参谋处处长，协助参谋长刘亚楼工作。后来，李作鹏出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当年，东北民主联军的纵队，是军一级的建制，一个纵队下辖二到三个师。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后，李作鹏出任新组建的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随着队伍的扩大，李作鹏又出任第六纵司令员。

　　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是新建的，大部分是新兵。经过李作鹏加紧训练，加强整顿，严明纪律，第六纵队很快就成为一支劲旅。

　　1947年5月，第六纵队与东北我军独立第三师、第四师一起，向拉法、吉林之线出击，横扫江密峰、乌拉街、老爷岭等敌据点，接着又西渡松花江，向盘石、海龙方向发展、进攻。6月3日，将海龙逃敌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歼灭于双阳镇以东地区，乘胜占领了双阳、伊通、桦甸、辉南，肃清了吉林、长春以南，四平街以东广大地区的全部敌人。这是李作鹏指挥打的一次比较漂亮的仗。此役，部队缴获甚多，李作鹏所带的第六纵队的装备也大为改善。在缴获物品中，李作鹏只挑了一副敌人高级军官使用过的墨镜。此后，他经常戴着这副墨镜，说是对于保护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毒气弹伤害的眼睛有利。建国后，李作鹏也经常带着墨镜。这成了他的习惯。

　　1947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第六纵队和第三、第十纵队在沈阳西北待机，牵制敌人，配合东北我军其他纵队打了一个漂亮的公主屯歼灭战，歼灭新编第五军。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第六纵队十七师参加攻打锦州，其余部队全部集中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此役，无论是承担主攻锦州的第十七师，还是牵制敌“西进兵团”的其余部队，都打得有声有色。打下锦州，解放长春之后，第六纵队与第五纵队由阜新、彰武南下，切断敌之退路，随后，以第六纵队为主，东北野战军围歼敌廖耀湘兵团。李作鹏统率第六纵队，为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李作鹏率部南下，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于1949年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兵团、十三兵团、十四兵团、十五兵团，共四个兵团，十二个军。李作鹏率领的第六纵队，改编为第四十三军，隶属于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为邓华，政委为赖传珠，参谋长由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第十五兵团下辖四十三军、四十四军、四十八军三个军。第四十三军的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李作鹏任第四十三军副军长。不久，李作鹏便正式担任第四十三军的军长。第四十三军下辖四个师：一二七师、一二八师、一二九师、一五六师。李作鹏兼任第一二七师师长。

　　四十三军直抵长江北岸后，做好了渡江并与当面之敌白崇禧集团决战的准备。渡江战役打响后，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迅速过江，击溃当面之敌。白崇禧集团南逃后，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紧追不舍，迫敌决战。在追歼敌人的战斗中，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发起了宜沙、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湘赣边广大地区，逼近长沙，迫使长沙守敌起义。在第四野战军打的衡宝战役、广东战役中，李作鹏所率的第四十三军属于东路军的一部分，是解放广东的主力之一。从1949年4月到1949年12月，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与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一起，从平津地区一直打到广东，在江南长驱击敌4，立下了许多战功。

　　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参加解放广东的一系列战役之后，又继续南下，直达雷州半岛。接着，便按上级命令，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当时，第四十三军是第四野战军“王牌军”，林彪对之十分器重，林彪亲自“点将”：让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韩先楚率第四十军，打直捣天涯的最后一仗。林彪还于1949年11月13日直接向李作鹏下令：四十三军三个师全部，速向罗定一带推进。

　　李作鹏领受任务后，率部向雷州半岛推进。第四十三军所属一二九师连克容县、北流，歼敌十一兵团兵团部和敌第五十八军一部共4000多人。第二天，攻占郁林，歼敌一个师部加两个团。不久，第四十三军打胜广西战役之后，与第四十军一同开赴雷州半岛。

　　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开至雷州半岛后，他亲自到海边去看地形，看海潮起伏的情况，检查渡海工具和武器装备准备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第四十三军做好了渡海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

　　1950年4月上旬，李作鹏和韩先楚代表四十三军、四十军向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和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提出建议：集中力量，实施强行登陆作战，予敌以致命打击。上级批准了这一方案。4月17日，李作鹏的四十三军、韩先楚的四十军主力强行渡海，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海上防线，抢滩登陆。李作鹏的四十三军于凌晨在玉抱港、才芳岭一带登陆成功，歼敌第六十四军一三一师第三九三团1200多人。随后，与四十军登陆部队一起，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在海南岛与兵力多于我军、武器装备优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歼敌大部。到5月1日，全部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战役从1950年3月5日开始，到5月1日结束，打了58天，共歼灭国民党五个师九个团3．3万多人，我军伤亡4500多人。在敌处优势，我处弱势，有大海阻隔，我军没有军舰，只有木船，而敌人有军舰掩护的情况下，我军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是十分凶险的一战。但我军却在这种情况下，一举打败优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歼敌大部，迅速解放海南岛，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我军所打的比较漂亮的一仗。李作鹏作为直接指挥这次海南岛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确实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李作鹏后来一直把海南岛战役，当作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一笔。

　　海南岛战役结束不久，李作鹏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建国后不久，经林彪提议、中央军委批准，中南军区开办了中南军区军政大学，专门培养中南地区的军政高级干部。林彪调李作鹏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此后，李作鹏先后担任了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1955年，全军授衔时，李作鹏被授予中将军衔。1962年6月，经林彪推荐，李作鹏出任海军副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作鹏也受到了冲击。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话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林彪还把李作鹏封为“左派”。这样，李作鹏不仅顺利“过关”，还担任了重要职务。李作鹏念念不忘林彪的恩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紧跟林彪，为林彪效命，凡是林彪的指示，他都坚决照办。

　　在“文化大革命”中，海军在李作鹏的指挥下，凡是林彪有什么指示，就以海军某部的名义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坚持执行。还以各种方式宣传“林副主席指示”。海军实际上成了林彪在政治上表达意见的代言人了。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林彪让李作鹏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1965年，林彪为了陷害罗瑞卿，于当年11月27日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李作鹏，让李作鹏“写一个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写罗瑞卿的表现。林彪让秘书打完电话后，又让叶群给李作鹏打电话，授意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诬陷罗瑞卿的材料。叶群在电话中攻击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让李作鹏从这个方向上写材料。李作鹏在电话中向叶群表示：“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彪的事情。”就在接到叶群电话的当天，李作鹏立即召集他在海军的同伙进行密谋策划，编造材料，诬陷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李作鹏他们搞的材料，为林彪诬陷罗瑞卿提供了“炮弹”。

　　1968年，李作鹏按林彪的意思，诬陷叶剑英。他于当年4月3日向中央写诬陷书，诬陷书中列举了叶剑英“大反副主席”、“勾结刘、邓、陶为罗瑞卿翻案”等九大“罪状”。李作鹏在这个诬陷书上亲笔签字：“同意，送王张审阅。”后来，在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李作鹏时，法官问李作鹏：你们搞的这封信的内容有什么事实根据？李作鹏答：“没有事实根据，都是诬陷。”

　　李作鹏在海军，还对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等人进行诬陷，说他们搞“苏记黑司令部”。李作鹏还把陶勇、方正平、仁灿、康志强诬陷为“苏记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刚”，把傅继泽、郭炳坤、张汉丞、赵晓舟、罗斌，诬陷为“苏记黑司令部”的“五大虎将”，还把一些干部诬陷为“苏记黑司令部的狐朋狗党”，加以迫害。

　　1967年6月，李作鹏当上了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10月，林彪进一步提拔李作鹏，让他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然兼任海军政委。林彪通过李作鹏，控制了整个海军。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经林彪推荐，李作鹏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经林彪推荐，李作鹏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成立军委办事组时，李作鹏又成了军委办事组的成员。

　　在庐山会议上，李作鹏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后来，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还让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手下“大将”们写检查。

　　李作鹏不能不写。从庐山回到北京，李作鹏就着手写检查。不过，他一是不甘心写检查，二是他还要听林彪的话，因为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李作鹏写检查，就是按这个调子写的。1971年3月，李作鹏向毛泽东交了检讨书。毛泽东对李作鹏的检讨书，是连同黄、吴、叶、邱的检讨书一起看的。看后，毛泽东虽然看出他们在推卸责任，但为了争取他们，还是采取了善意的态度。毛泽东于3月24日批示道：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书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1971年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毛泽东本想就此了结此事，不料，林彪等人并不配合。林彪本人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林彪还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表态：不参加，不讲话。此外，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根本不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根本不批陈。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顺便询问陪同会见的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干部时，得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了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讨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在1971年7月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

　　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清朝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

　　毛泽东决定去南方巡视，了解情况，同时做南方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工作。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

　　毛泽东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除了重复他7月在北京同一些领导干部的谈话内容外，又讲了不少新话。这些新话，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毛泽东说：“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毛泽东还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讨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捧林立果说：把他说成是超天才，捧得太高了，“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他说：前九次路线斗争都作了结论，这一次没有作个人结论。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话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些内容。

　　但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向武汉部队原政委刘丰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刘丰告诉了他。李作鹏听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于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自然得知了这些新情况。李作鹏告诉黄永胜、邱会作时，还对毛泽东谈话内容作了概括，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一、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了；三、矛头对准了林彪。

　　对于这种“打”特殊“报告”问题，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调查李作鹏的罪行时，李作鹏认为：1．这些情况是刘丰主动告诉他的；2．黄永胜是总参谋长，自己是副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他的上级，他向上级汇报情况，不算告密；3．他回北京后，在告诉黄永胜等人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同时，还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叶群，不要告诉吴法宪。因此，不算告密。他还在法庭上对黄永胜的证言表示不满，说：黄永胜的证言中只承认我说过不让他告诉吴法宪，不承认我说过不要告诉叶群，“是不真实的，是一种赖账行为”。

　　在林彪出逃这件事情上，李作鹏也有责任。是他把周恩来关于“供林彪使用的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作了篡改。他在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说：“四个首长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的飞机起飞后，机场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推脱说：可直接请示总理。李作鹏的这一系列行为，为林彪出逃提供了方便条件。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李作鹏实际上已经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李作鹏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刑后，李作鹏在秦城监狱服刑。中央有一个精神，对李作鹏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他在狱中的待遇是很好的。后来，根据有关政策和李作鹏的身体情况，他获得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上边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

　　从党和国家对他很关照这一点来看，李作鹏也算是老有所养了。
 

　　李作鹏出狱后落户山西太原。组织上要求他改名，将军不愿，经再三工作，始答应，化名为“李明”。将军告余：“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是时，李作鹏每月生活费350多元，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李作鹏戏言，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将军继言，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吃得饱，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得多。楼下有一工厂干部，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连400元都不到，生活更困难。

　　李作鹏晚年酷爱读书，尤喜读人物传记等军史党史作品。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作鹏曰：“毛泽东不可能那么干，我觉得毛泽东不是那种人。”读香港出版的《谁杀了林彪》，李作鹏曰：“胡编乱造！这本书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林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从党和国家对他很关照这一点来看，李作鹏也算是老有所养了。
 

　　李大征、李幼征、李冰天、李小征、李炎天。

　　李冰天，海军专科学校毕业，原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警区工作，因受李作鹏问题影响，转业时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海渤湾玻璃厂，李冰天要求专业对口，调整工作。中组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交通部协商，于1979年6月22日将李冰天调到交通部工作。交通部考虑其所学专业，将他分配到交通出版社搞航海资料工作。
 

　　当天下午约16时，国内各大网站首先登出父亲逝世的有关消息。接着1月4日和5日，不少省、市的地方报纸也相继刊登了有关消息。各大网站和地方报纸不仅有父亲逝世的短新闻，还有长篇的文章报道。

　　消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一时间成为“热点”新闻。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下级，原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老战友的夫人们和子女们都从网上得到这一消息后，纷纷来电话、打手机和发短信表示哀悼和慰问。

　　1月5日下午，太原市民政局和军干所的领导一行四人赶到北京，我和李小征与他们见面。我向他们汇报了父亲自2008年12月初第二次报病危后的病情发展、治疗和抢救过程，汇报了我们对父亲后事安排的想法。我们双方对父亲后事安排达成了三点一致意见，即“小规模、家庭化和力求俭朴”。

　　1月8日，家中设置了父亲的灵堂。

　　灵堂布置的很简单，在客厅的窗前，将饭桌铺上一块黑布，摆上父亲的遗像，这张遗像是父亲1964年五十大寿时，着军礼服照的标准像，从未公开发表过。这张遗像与网上热传的那张1955年的标准像相比，显得更加庄重、慈祥。

　　遗像前摆着香炉和鲜花，桌前摆放着我们五家儿女子孙敬上的鲜花和挽联。窗帘上挂着横幅与条幅。横幅为：“李作鹏将军安息”，条幅是我选自父亲在1995年写的一首小诗中的两句：“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为国为民，无悔无恨”。我认为，这十六个字，体现了父亲一生的追求和无悔的心愿。

　　灵堂两侧摆满了亲朋好友陆陆续续送来的花篮和挽联。摆放着《李作鹏将军生平》。

　　1月11日下午，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办理父亲告别仪式的相关事宜。租用场地（东礼堂）、花圈，定制横幅、鲜花等具体事项。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落实了。告别仪式确定在1月17日上午九点半钟。

　　第二天（12日），我即向干休所领导报告了我们的安排。

　　1月13日，我们向来往最亲近的亲朋好友（约五、六十人，其中二十多人是直系亲属）发出告别仪式的通知。

　　1月15日下午，我再次到八宝山殡仪馆业务室，最后落实告别仪式准备情况。接待我的业务员仍是非常热情，他引导我到工作间看正在制作的横幅、花篮和遗像等，并承诺第二天下午（16日），所有制作的横幅、花篮、遗像和花圈等均可摆放到告别室。

　　1月16日下午，我姐姐和妹妹等人按约到殡仪馆告别室，往已摆好的花圈上别挂挽联。她们回来后告诉我：“告别室的横幅、花篮、花圈等都已摆放好，一切顺利。”

　　此时我想，一切都已提前准备妥当，明天的告别活动用不了一小时就可以结束。

　　当晚21时，在我家附近的宾馆内，中纪委干以胜副书记、交通部李盛霖部长等一行召见我。干副书记向我传达了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我父亲丧事的三条重要指示。我“服从中央决定”，同意第二天的告别仪式和遗体火化不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