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这些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惊吓，逃回了老家。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与谢富治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四方面军任排长、副连长。1932年起，在红四方面军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川陕苏区反“围攻”。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

　　谢富治参加长征是跟随张国焘走的长征路。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视。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政治处主任，后政训处撤销，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该团政委。此后，历任第385旅政治委员，中共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岳纵队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太岳区反“扫荡”。抗战中，他有参与“百团大战”的殊荣。又有参加“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天下第一军”的精锐第一旅和保卫陕甘宁等功勋。

　　谢富治虽然没有进过军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实战经验十分丰富。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办法，总结了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好经验，推广了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很快就在华北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后来，这些根据地扩大、联合，成为大片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打击日寇、壮大自己的重要基地。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也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八路军，做出过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与陈赓司令员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陈谢兵团），强渡黄河，进军豫西，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参加渡江、解放西南等战役。解放前夜他在洛阳之战、围歼黄维兵团等重大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9月7日，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建成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

　　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陈、谢率太岳纵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歼国民党军3．5万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10月上党战役胜利后，太岳纵队正式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下辖第十、十一、十三等三个旅，仍由陈赓、谢富治任司令员和政委。此后，在陈、谢领导下，第四纵队先后举行了同蒲路南段阻击战、临（汾）浮（山）战役、晋西南战役、汾（阳）孝（义）战役、晋西南攻势和乡宁战役，共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

　　根据中央决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第八十三军共10个旅（师）8万人组成陈谢兵团，陈赓任兵团司令员兼前委书记，谢富治任兵团政委兼前委副书记。

　　1947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陕鄂；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1947年8月23日至10月13日，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解放县城12座，到达党中央指定的位置，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此后，陈谢兵团又先后参加了伏牛山东麓战役，平汉、陇海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和宛东战役。

　　1948年5月，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赓、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到1948年8月陈谢兵团（四、九纵队和三十八军）南征1周年时，已先后参加245次战斗，歼国民党军11万余人，解放及收复县城51座。同年11月，陈谢率第四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该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参加攻击的部队组成了东、南、西3个集团，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东集团辖中原野战军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经3个集团军的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12万人全部歼灭。

　　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整编的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陈锡联和谢富治分任第三兵团（辖第十、十一、十二等3个军）司令员和政委。此后，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兵团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等地，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等职。

　　建国后，历任川东军区政治委员，川东区党委书记，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军委办事组成员。

　　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后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52年—1954年3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1954年3月—-1957年1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55年3月—1957年10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谢富治治理云南，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了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7年12月—1959年8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9年9月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是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两人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7年4月—1972年3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5月—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要把两个外调者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后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8年7月—1972年3月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

　　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不久，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了李震。

　　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传达了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也恢复了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和对他们的业务指导。

　　1971年3月—1972年3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971年1月—1972年3月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2年3月26日于北京病逝，终年63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女儿：谢小沁（刘小沁）

　　儿子：谢铁牛

　　女儿谢小沁曾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然而谢富治生怕女儿沾了他的光，令谢小沁随她的母亲姓刘。之后谢小沁到兰州军区和陕西轰五飞机制造厂工作锻炼，并嫁给了第二炮兵政委彭小枫。彭小枫是谢小沁的第一任丈夫，后来因为挂念上的差异，彭小枫与谢小沁关系僵持了多年，彭小枫等待谢小沁十年，两人最后分手。

　　谢铁牛是谢富治的儿子，谢富治为避免儿子依靠自己势力，将儿子谢铁牛发配到中缅边境当兵，谢铁牛也由此成为越南参战的第一批战士，一直到谢富治病危之时谢铁牛才被调回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因为谢铁牛在挖坑道时受伤才被调回了北京。谢富治和夫人倒台后，谢铁牛着手做生意，之后入了新加坡籍。在国内创建了“铁牛集团”，同时拥有广州一流商业区内的正佳广场，对面即是李嘉诚的“太古汇”。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名。
 

　　即使在谢富治被打倒批判时，除了政治问题外，没有任何有关生活作风和腐败的问题，说明这个人在清廉方面比较干净。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谢富治追悼会由李选念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悼词给谢富治极高的评价，称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据说谢富治病重期间，江青去看望时还流了眼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毛泽东：”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

　　谢富治弟弟谢富礼：“要是不有那么多的鬼心思，怕不会死得这么早。”

　　秦基伟回忆说：“我对陈赓和谢富治一直都很尊重，他们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

　　人民网：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诚实谦虚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位“诚实谦虚”的开国上将，却在“文革”中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活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大批干部群众含冤受害。（《党史信息报》）

　　人民网：1972年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