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

　　190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西抚州市临川钟岭乡环洲，父亲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饶思诚。饶思诚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仍担任江西副省长。

　　饶漱石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师(今抚州一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饶漱石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江西临川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江西九江市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

　　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饶漱石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8年，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

　　1929年起，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为东北党团组织最高负责人。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

　　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

　　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

　　1935年赴苏联，饶漱石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饶漱石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

　　1936年起，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

　　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

　　1947年1月，饶漱石任华东军区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华东局党政最高负责人，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1947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

　　1947年2月到1947年7月，饶漱石作为华东军区和华东局负责人，从后勤上支持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蒙泰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领导指挥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以及协助苏北兵团进行了李堡拼茶战役、盐南战役、益林战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委书记。

　　1950年8月，第三野战军前委与华东军区合并后， 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委。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在牢狱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饶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1）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的突出表现，其后受到重用，在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将华中的党、政大权交给了饶漱石，其后陈毅代军长、饶漱石政委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直到黄花塘事件爆发，陈毅调往中央。

　　（2）经过黄花塘事件后，中央任命张云逸为新四军代军长，从此张云逸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3）抗日战争胜利后，饶漱石率新四军主力开往山东，担任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再次掌握党、政大权。

　　1946年饶漱石参加军调处，往北京、东北进行国共军事调停工作。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蔡晓鹏先生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

　　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苏中、淮南、盐阜、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

　　蔡先生还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已’：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己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服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的蔬菜、10个月的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地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在1942—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居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简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农民总数的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七师最出色。

　　至建国初期华东财政占全国财政的70%。”

　　新四军的这许多创举，以及在军事、财经方面的巨大成就，当然是集中了全军指战员的智慧，共同拼搏的结果。但是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党委一把手的饶漱石，应该说对这些工作的研究、决策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参加北京、东北军调处，进行国共军事调停工作。1946年底，中央重新派饶漱石回到华东，全面掌握华东的党、政。

　　抗战后陈毅虽然率新四军部进入山东，连遭泗县失利和两淮失守。以致原属新四军系率的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联名于1946年10月4日给中央发报，对陈毅的战略部署提出批评。其中有“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要求“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1946年底，已经获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铙漱石被中央重新派回到华东，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1947年1月底，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成立，饶漱石任华东军区，从后勤上支援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军事行动。

　　1947年10月，中央电令饶漱石、黎玉统管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即华野内线兵团）作战，饶漱石领导了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陈毅和粟裕负责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华野西兵团）作战，陈毅调任华中局第二书记。

　　济南战役发起前三天，饶漱石从中央开完会回到山东，支持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开始前，1948年10月5日—10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主持召开了淮海战役部署的两次曲阜会议，参加者包括华野外线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及华东军区所属各部队。饶漱石指挥淮海战役包括情报、军事部署、兵源补充、俘虏处理、前线支援等全面工作。淮海战役后，饶漱石作为华东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支持了渡江战役、南京战役、上海战役。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这是一起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查证四人帮罪行时，直接接受命令的谢富治此时已经死去，究竟谁该承担这项罪责呢?一时难以判断。幸而公安部有原件在，追查笔迹便可清楚了。于是一九八一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犯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供认了是他亲笔写的命令。在一页白纸上，陈伯达承认了这一罪责： “关于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此事，我完全忘记是在什么场合写的，总之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没有留下来。笔迹是我的。 陈伯达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陈伯达说他是受命写的。究竟是受谁的命，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集体决定，也许是另有人指示，也都无从查考了。

　　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后来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
 

　　饶漱石夫人是陆璀。

　　陆璀（女，1914.4-2015.2.16）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31年毕业于苏州振华女校，同年考入东吴大学，1932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曾任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

　　她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儿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等职。曾于1980年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即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1955年，陆璀受“饶潘扬”案牵连下狱。

　　1956年，出狱后任北京东城区区委书记。“文革”时陆璀再入秦城。

　　2001年4月，陆璀给党中央写信，为饶漱石申诉。

　　2015年2月1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陆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指在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一起政治权力斗争事件。

　　1952年秋，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第一要员进京，史称“五马进京”。其中，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权力仍然在调整中。1953年6月至8月，高岗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攻击薄一波和刘少奇。随后与饶漱石合作，开始逐步夺权。1954年，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开始反对高岗。同年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1月，饶漱石也被正式逮捕。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