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

　　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

　　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到中央，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赴杭州向毛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的尤金暗示了高岗事件。毛听取了尤金的介绍后问了几个问题，表示苏联揭露贝利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然后谈到中国党内也有类似苏共的问题。尤金回忆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但由于这现象涉及中央委员，因而不可能不注意这现象。毛泽东说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形成决议。

　　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详细通报，点了高的名字，相当详细地谈到事件经过。高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的军事传统的地位，诬蔑刘少奇等。周说在全会上，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与周又向尤金作了另一次详细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濑石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作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到3月9日刘与周再次向尤金通报时，上述会议已开过，他们与尤金谈了5个半小时，详细通报了对高的指摘，内容基本与以前相同。

　　几周后，在3月毛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他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时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使他令高受党的全会批判的原因。尤金回忆到：“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六七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继续说，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然后毛又给高的错误增加了令人惊异的一条，这一条也隐约指责了苏联。尤金忆到：“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

　　尤金认为毛暗示高与苏联新领导有分歧，并说“了解了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处理方法，使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正确道路。”这等于说如果苏共能将贝利亚清除掉，那么，中共也可以清除高岗，两党均不应过问别党的事。

　　尤金说：“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编译者注）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我是否看到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我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作者认为毛的这个评价所传达的意思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毛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满洲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两个月后，毛与尤金的谈话中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原文为“影子”———编译者注）人物张门远（音译ZhangMenyuan），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接着，毛在谈到1953年12月苏联副部长捷沃相访华时使尤金大吃一惊。这次毛（攻击）的目标似乎包括尤金本人：“毛同志说高岗在捷沃相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由于李富春感冒，高岗有机会和捷沃相一起去。”

　　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相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这点毛肯定是知道的。尤金吓了一跳，为自己辩护说：“我回答毛同志，我也是与捷沃相同志一起去东北的。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基本上是谈苏联的计划的，并没有与我们接近的特别行动。”尤金在报告中评论说：“毛同志谈到高与捷沃相一起出差，显然想要说明高想要与访华的苏政府负责人接近，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消息。”事实上尤金所提到的这两次谈话的官方记录里根本就没有对谈话者不利的材料。

　　5月25日的谈话是毛与尤金谈到高岗事件的最后一次谈话。
 

　　高岗与前妻杨芝芳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3岁时因病死于延安。高毅是次子，1930年出生。1939年，高毅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去了苏联。

　　1951年年底，按高岗的意愿，高毅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这时，高毅结识了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化学系学生宋丽达，二人很快结了婚。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周总理指示；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高岗为什么自杀

　　高岗的生活十分糜烂，专案组查明他仅在东北时就利用权势借跳舞机会，占有了十多个女青年的清白。而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查他有无与白俄女青年勾搭，搞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由此，我想到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有文章揭露高岗和林彪在毛主席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途径东北时，提出要以他们二人的名义给斯大林送礼，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可见当时要公安部专案组查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来由。

　　当时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了一位处长来公安部，在单独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负责审查与高、饶政治问题有牵连的人和事。这些属于党内问题，之所以要在另一处办公，就是要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来公安部办公则是为了严格保密。我曾听说有多位高级干部被牵连到高、饶案中，自然关注他们的命运。但以后多年的迹象表明，他们均安然无恙。

　　高岗第一次用手枪自杀未遂后，中央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关注，总理要公安部介入，加强对他的监护工作。徐子荣同志选派警卫局办公室主任赵光华到高的住处，全面负责此项工作。

　　据赵光华介绍，高岗死后，在他的床褥下面发现了安眠药片，表明他每次都是把药压在舌头下面，并没有吞下，等护士离开后拿出来藏在床褥下面，这样逐渐积存起来的。由此可见，高岗决意要死，办法很多，别人是看不住他的。

　　在赵光华等人的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到楼上高岗的卧室看了自杀现场。

　　当天，赵光华同志送来了北京医院关于高岗尸体解剖的报告，死因结论为服用安眠药过量而亡。“报告”是卫生部傅连璋部长用毛笔亲笔写的。徐子荣副部长要我将“报告”直送总理办公室。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徐子荣同志负责处理高岗的后事。为此，让赵光华同高的家属商量，将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高老虎叫来，如实告诉他高岗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事实。由公家花了5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据说埋葬在万安公墓。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戴茂林，赵晓光在《高岗传》一书中评价高岗一生有五大功绩：

　　1. 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2. 抗日战争时期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3. 国共内战中共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新中国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

　　4. 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