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

　　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读他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姚式奇文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那个原来见到施蜇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赏识的大御用文人了。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

　　两封奇怪的信

　　197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然而，“四五运动”却被镇压了。我们所说的“两封奇怪的信”就与“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及此后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有关。

　　1976年4月12日，即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第7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上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人民日报》拆信的这个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看后，脸色大变，他深思了一会，告诉拆信的《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要严密封锁消息，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接着，鲁瑛乘上轿车，急驰姚文元的住所。鲁瑛一见到姚文元，便把人民日报社收到的这封匿名信连信封带内容全部呈上，急乎乎地说：文元同志，你看看这封信，简直反动至极。

　　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姚文元又问：那么说，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鲁瑛说：是的。听鲁瑛这样一说，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鲁瑛交待：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送走鲁瑛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里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写的，信没有拆开，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过之后，他思忖再三。他考虑：毛主席已经病重，信不好转了，转了要加重毛主席的病情。他又考虑：是把这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还是不给他们看？对此，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给他们看。

　　姚文元把这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从后来姚文元的交待来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 月12 日鲁瑛交给他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他说不定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对这一想法，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做了交待。他讲：我感到毛泽东逝世后，我自己是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

　　原来，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准备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那么，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自己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载：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

　　从上述姚文元日记中的记载来看，他是看到了人们对江青的不满，感到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是危险的。他甚至还想到了自己出事后他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小算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9月15日，社论稿起草好之后，送给姚文元修改时，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在社论稿中加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姚文元把这一段话加写完之后，交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要求尽快安排发表。9 月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1980 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从姚文元的这段供述中可以看出，姚文元是想要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定下一个大的方针“按既定方针办”，以此来避免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中所预言的“四人帮”必定灭亡的后果。

　　那么，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原来，姚文元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他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决定不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之后，姚文元把两封信都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然后发挥他的舆论总管的作用，专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上下功夫。他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姚文元为什么会这样想？

　　事出有因。“按既定方针办”，是张春桥最早捏造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姚文元说过，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最高法庭审讯时的交待）一旦最后“四人帮”失败，姚文元可以把这一切往张春桥身上推，摘掉自己的干系。原来，姚文元在打这样的“小算盘”！

　　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这个小算盘打定之后，姚文元便放开胆子，督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原来他只是认为“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他认识到了“四人帮”捏造“按既定方针办”是有险恶用心的。

　　华国锋首先把这个疑问同汪东兴说了。汪东兴决定找机会由他出面澄清问题。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将在第二天召开的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时，汪东兴指着“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

　　但是，汪东兴的话却被吴桂贤给打断了。吴桂贤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汪东兴听吴桂贤说是华国锋讲的，怕追究下去对华国锋不利，便表示：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之后，汪东兴没有再说什么话。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不退让。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今天看来，“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两句话之间，实际上语意大同小异。但华国锋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确实是抓住了要害。这个要害就是：到底谁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是我华国锋。这可以说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致命一击。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王洪文为什么也批示“同意”呢？他是不是也有与姚文元同样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抑或他糊里糊涂，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因王洪文已死，这一点只能作为历史悬案了。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滑头的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

　　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针对“四人帮”中的他。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接到的两封奇怪的信中，对此也有预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听华国锋的，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但是，姚文元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976年10月4日已经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并且确定了抓“四人帮”的方案，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996年1月刑满释放。出狱后隐居上海和浙江湖州。

　　2005年12月23日，因患糖尿病病逝。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满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曾经去过上海姚文元家，拜访过金英。姚文元被捕之后，他的妻子金英回到上海，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在上海市区东南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

　　夏日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儿。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家里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金英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曾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金英记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时，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她与姚文元子女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姚文元子女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 经调到一个很不醒目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她很少外出。”

　　姚文元被打之后其子女一直都生活在父亲带来的阴影之下，工作生活都抬不起头，生活也显得窘困许多。96年处于后一家人一直隐居，过着普 通人的生活，2005年，姚文元因病去世。
 

　　姚文元墓位于上海青浦区福寿园，坐落于文绣园墓群中。墓碑由黑竖白卧两色大理石组成，白色大理石为姚文元女儿女婿携外孙于1997年7月为姚文元之妻金英（卒于1996年8月）所立，上刻“慈母金英之墓”，2005年姚文元死亡，骨灰与其妻金英同穴合葬。为避人口目，墓碑上依然未刻姚文元的名字。

　　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