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

　　张春桥，山东巨野县老张庄人，其祖父、父亲均为旧官僚、地主。幼名善宝。张春桥是潜伏在中共的国民党特工，1931年随父亲到济南，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不久，这个组织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写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张春桥与林彪、江青就勾结到一起。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发起“一月风暴”，向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张春桥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张春桥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项目。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文革”以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轶事的，出于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她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王、张、江、姚的勾结，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它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名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其他介绍：1938年1月抗战期混入延安。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

　　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 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他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9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80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80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闹剧开场。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81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接过小册子说：“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有人打断了陈毅的话。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接着，代表们一个个发言，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足足两个多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一言为定：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9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陈毅一口气讲了3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王洪文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去世。
 

　　张春桥与夫人文静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儿子张旗，文革时任长春市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1976年被捕，随后释放。后在长春市安排就业，按照行政二十级处理后退休。至于其三个女儿现状的信息比较少，也不知道现在在何处。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1977年张被押往秦城监狱，1985年开始可以被允许和家人通信。本书收录的58封信中，写给长女维维的信最多，其他则寄给另两位女儿和儿子毛弟、妻子文静，以及两位孙辈。在这些书信中，张和子女谈往事、谈时事、谈社会现象、谈自己的读书感想，坦诚而冷静。

　　张春桥是个文人，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鼓励孙辈多看书、多学习，为社会做贡献。他推崇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