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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黄克诚与粟裕的恩怨_黄克诚回忆录

黄克诚

人物简介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十大大将军衔,他曾经参加北伐战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役,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军职。然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遭到批判,文革中遭遇迫害,直到1978年才平反。1986年,84岁高龄的黄克诚大将与世长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黄克诚,原名黄时瑄,1902年10月1日(清光绪廿八年壬寅岁八月三十)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一个农民家庭。9岁起靠亲属们接济读了8年私塾。1920年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入国共两党合办的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营、团政治指导员,随部转战长沙、武汉及河南、江西、安徽等地。
  土地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奉命回家乡秘密从事农运工作。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组织农民暴动并攻占永兴县城,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对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进行过坚决抵制,并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排挤。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不久改任湘南农军第2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活动。但途中队伍失散,他在家乡隐蔽了一段时间后,辗转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0年初黄克诚奉派到彭德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初任第5纵队第8大队、第3纵队第2支队政治委员,曾因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而受到批评。1931年起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3师和第1师政治委员、第5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长沙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所部屡次出色完成任务,几次因视力差而险些送命。1931年因抵制“肃反”扩大化而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一度被撤销师政治委员职务,到军团部当秘书。1932年初在他恢复师政委后,又对临时中央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表示异议,反对冒险攻打赣州,但未被采纳。在久攻不克、腹背受敌、部队伤亡严重、多次请求撤退未准的情况下,冒着抗命的风险,果断率部并说服部分友邻部队一起突出重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严重后果。后又多次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批评并拒绝认错,因此多次受到批判和降职处分。第五次反“围剿”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团村、广昌等战斗。1934年10月率部作为前卫开始长征,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并浴血奋战湘江南岸,顽强抗击数倍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1935年2月红3军团撤销师编制后改任第10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和遵义战役。此后,因向上级反映意见被误解,又几次受到降职处分,从侦察科长直至普通战士。到陕北后才又被起用,相继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1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时,黄克诚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后,向中央建议恢复被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很快被采纳。不久改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政治委员,同旅长徐海东率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0年2月起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月率344旅和新编第2旅南下华中豫皖苏边区,同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组建八路军第4纵队并任政治委员。8月又奉命转赴皖东北,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由中共领导的数支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即率部东进淮海,南下盐城、阜宁,同发起黄桥战役的新四军苏北部队在白驹镇会师,共同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并打通了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联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他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力量,建立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武装,清剿土匪顽劣,实行减租减息,组织生产自救,开展反“伪化”、反“蚕食”斗争,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日伪军多次大规模“扫荡”,并于1944年4月开始发动局部反攻,指挥高沟杨口战斗,使淮海、盐阜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日本投降前后组织实施阜宁战役和两淮战役,解放苏北大部地区。
  解放战争
  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发电,提出《对当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建议立即派部队赴东北,并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以创建一块大的战略根据地。9月23日,中央军委即令其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3万余人进军东北。9月28日率部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跨陇海、过黄河、穿津浦、越华北,于11月25日进抵辽宁锦州附近,胜利完成挺进东北的战略任务。鉴于国民党军正以优势兵力向东北推进,又向中央建议东北部队暂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作战,而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并建立乡村根据地,做长期斗争准备。1946年1月起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3~4月抓住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的有利时机,指挥所部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相继占领四平、长春等大城市,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1947年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建立起较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和规章制度。1948年4月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领导当地军民全力支援主力部队决战辽沈。1949年1月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因副书记为黄敬、黄火青,故人称“三黄治津”。
  建国以后
  全国解放前夕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了建国初期湖南境内的剿匪作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1952年1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主持建立全军后勤工作的正规制度。1954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1956年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组织全军实施精简整编,加强正规化与合成化建设。1959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直言批评,同彭德怀等人一起被定为“反党集团”,受到长期审查并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77年12月黄克诚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0年6月,中共中央予以正式平反。1982年后任中纪委第二书记,在年迈体衰、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为贯彻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拨乱反正、端正党风、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作出重要贡献。
  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黄克诚子女
  大儿子:黄煦,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
  二儿子:黄晴,北大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
  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小女儿:黄梅,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
 
黄克诚与粟裕的恩怨
  据记载黄克诚和粟裕的恩怨主要来自于彭德怀,据说彭德怀一生的好友并不多主要有朱德,左权和黄克诚三个人,这几个人都性格率真,坦直。粟裕也是因为个性率真的人,但由于几人并没有军事上的合作所以私交并不深,但后来由于建国之后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而彭德怀担任正部长二人都有心为国防建设做出一定的努力,但由于两个人都是个性极强的人所以在合作上难免有一些摩擦和误会,这些摩擦和误会日渐积累就将二人的关系拉的越来越远,由于彭德怀和粟裕都性格都比较倔强,而且都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忠诚之心,再加上这两个人的生活作风都比较简朴做事光明磊落不讲求变通,所以这两个人都不会做出妥协,从而导致了两个人之间矛盾众多。由于黄克诚与彭德怀私交甚深所以难免偏向于彭德怀从而导致了他与粟裕之间也难免有了一些矛盾和摩擦。
  其实黄克诚与粟裕的恩怨,主要是由于黄克诚比较偏近和相信彭德怀,但彭德怀和粟裕有政见冲突,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黄克诚与粟裕之间的矛盾,其实不管是彭德怀还是粟裕还是黄克诚他们都是我国著名的战争英雄对我国的建设和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他们之间有矛盾,有恩怨也都是为了建设更好的中国而产生的政见不同而已。
 
黄克诚回忆录
  《黄克诚回忆录》是1989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克诚。
  本书由唐棣华和李振墀同志将著者生前谈话的录音、笔录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审查期间 亲笔写 的《自传》等系统地整理成书。
 
人物评价
  陈毅:“你们的师长(黄克诚)眼睛虽然近视,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
  徐文涛、谢明:黄克诚是一位善谋全局而谋一域,善瞻长远而虑当下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尽管双眼力不从心,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洞察力,使他总能对斗争形势远瞩高瞻,做出深谋远虑的判断和坚定不移的抉择。(徐文涛:沈阳军区联勤部东北后勤军史馆;谢明:沈阳军区65148部队)
  新华社:黄克诚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同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8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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