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的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钱穆学识渊博，议论宏通，在校极得学生欢迎，同时又数十年致力于学术，著作颇丰，被称为“史学四大家”之一。代表作品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
早年求学
1901年，入私塾读书。1904年，进果育小学就读。1905年，父逝。1906年，入常州中学堂。
1910年，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开始执教
1911年，任教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年，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年，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年，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年，转任教苏州中学。1928年，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1937年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
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4年，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年，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1948年，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孙鼎宸乃王耀武舅子）数次访问钱穆。
1949年4月，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春假，抛家赴穗，曾以家事相托孙鼎宸。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创办新亚
1950年，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新亚书院，出任首任校长。
1953年，创立新亚研究所任所长。孙鼎宸举家来港，记录钱穆讲座，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1953年秋，孙鼎宸入新亚研究所，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为该所诸生第一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王耀武之母（孙鼎宸岳母）辞世，登门吊唁。
定名港中大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钱先生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必须为华人担任为宗旨，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应
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膺选院士
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素书楼”。
1969年，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7年冬，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
1978年，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1980年夏，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一女（钱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长侄（钱伟长）相见。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钱松）孙女（钱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同年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年6月9日下午，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
1989年，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纪念会。
1990年，发生素书楼事件，钱穆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于杭州南路寓所过世。
1992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市，该书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直到现代，昆明岩泉寺中仍保留着钱穆教授著书处，并在此立碑纪念。2010年该书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国史大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使用教科书体例编写而成。全书在内容取材上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作者指出该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史大纲》将中国古代的政治演进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到秦汉时期完成的封建集权大一统；二是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完成的政府构成演变；三是到隋唐时期完成的科举竞选制度，至此，科举取代世族门第成为了中国延续千年的首要政治制度。
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史大纲》强调了经济建设与文化、政治建设的相互谋和。三者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虽然并非每时每刻相互适应，但其总体趋势是在相互调和中的向前发展。
在文化学术方面，《国史大纲》认为前秦过后，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开始脱离于宗教与政治势力，以一种平民化的气象氛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这在北宋时期达到极盛。
作者在全书中以一种独特连贯的眼光来审视时代的变迁，往往能将一个问题进行跨时代的系统梳理，扩大延伸。如在论及中国古代田制的问题时，书中从晋朝占田到北魏均田，从唐朝的租庸调到两税法，进行了一个系统整体的概说。
作者还强调史学要与当下的现实相联系，不能将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进行单纯的堆砌，那样作出的只是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书中的内容处处以国家、民族为中心，主张发掘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精神力量。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 即被列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 风行全国。它是在民族危亡时期， 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 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爱情。
《国史大纲》创编纂通史的一种新体例。它首重政治制度，次为学术思想，又次为社会经济。社会经济为最下层的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的结构，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的干柱。在具体阐述时，并不是刻板、机械地作教条主义的图解，而是在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钱穆与钱钟书
钱穆与钱钟书并没有关系，不过他们都姓钱，都是江苏无锡人。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看到一则记录，是说钱穆经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介绍到师范去教书，跟钱基博是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轻大概在钱基博与钱钟书之间，大概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钟书来，可能也要长个10多岁吧。而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了。于是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
人物评价
陈寅恪：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 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蒙文通：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
许倬云：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孙国栋：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叶海烟： 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劳心尽瘁超过一甲子，其历时之久与影响之深，当代几无人能出其右。
刘梦溪：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韬晦：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张自铭：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百瑞：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李敖：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在
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
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美国耶鲁大学授予
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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