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晋

　　章文晋的祖父章梫（号"一山"）是清末民初时一位颇有名气的史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章梫于光绪三十年（1904）登进士，经殿试成为末科翰林。此后，举家迁京。章梫先后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翰林院国史馆等处任职。在译学馆时与监督朱启钤结为挚友。辛亥革命后，章梫由于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坚辞民国政府的任何聘任，迁居到上海作起遗老。朱启钤则在北洋政府内先后担任过交通、内务总长，还一度代理过国务总理的职务。章一山离京时，把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长子章以吴托付给朱启钤。不久，中学尚未毕业的章以吴便辍学入赘朱家，和朱启钤的继室于夫人所生长女朱淇筠结婚。婚后一年，章文晋出生。

　　朱家是中国典型的多子女大家庭。朱启钤的原配陈夫人生有一子一女，她病逝后，继室于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九个女儿。章文晋从小便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舅舅、姨母和表兄妹们生活在一起。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朱启钤因参与其事而下野，全家一起搬到天津居住。朱启钤在天津租界购有一栋花园洋房，定名杏花村。有了这群辈份不同，但却年龄相仿的十几个孩子，杏花村顿时热闹起来。开始，家里办了私塾，请来一位姓方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在教育上很有一套办法。尽管孩子们年龄不同，程度不一，但她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上课、下课、做游戏、吃饭都要摇铃，就像个小小的寄宿学校。私塾还教授拉丁文，这为章文晋后来掌握多种外语打下了基础。

　　据亲友们回忆，在这个热闹非凡的大家庭里，章文晋总显得有些落落寡合。大家都说他像个"小大人"。他也和别人一起玩，但很少像别人那样吵吵闹闹，兴高采烈。这或许是因为他毕竟比别的男孩子们小几岁， 或许是因为他性格内向。别看他表面上不言不语，但他幼小的心灵却极为敏感。1919年，朱启钤出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章以吴以私人秘书身份携全家随朱启钤前往南京。当专列驶入山东境内时，年仅五岁的章文晋发现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不少鸟巢似的东西，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列车驶近，他定睛一看，顿时吓得惊叫起来。原来，那哪里是什么鸟巢，而是一个个被斩首示众的人头。当地政府想用这恐怖的办法，吓住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的农民。幼小的章文晋第一次透过温馨富贵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冷酷现实，这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他还向人讲起了这短暂的一瞥。这一年，章文晋还随父亲在老家江浙一带游览了几个月。此后回到北京，他被送进同乡会办的浙江小学。父亲对刚成为小学生的章欣毫不客气，要求一下子严格起来。

　　在朱氏大家庭里，章以吴是众人眼中的"新派"人物。他一生为人开明宽厚，但在教子方面极为严厉。在他的头脑中既有"养不教，父之过"的中国古训，又有欧洲清教徒式的勤俭严格精神。南开中学的读书生活使他受到各种新思潮的熏陶。1921年他随朱启钤游历了英、意、比、德、美、日等国，眼界更加开阔，对西方国家的教育尤为推崇。由于深感京城有钱人家的娇纵使子女难成大器，他惟恐章文晋也会在舒适的生活中染上纨绔子弟的陋习。于是，章以吴规定不管天气多冷，儿子早晚洗脸必须用凉水；每天上学放学，尽管年纪大些的舅舅和姨妈们坐在黄包车上，他却要跟在车后走去走回。晚上，其他孩子常去看戏，但章以吴认为拖得太晚有碍健康，从不允许儿子去看。有一次，他问章文晋做完功课没有，章文晋随口回答做完了。章以吴一检查，发现他还没做，便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从那以后，他在学习上再不敢有丝毫松懈。这种严格要求对章文晋意志、品质的形成无疑是有益的。

　　章以吴还很重视对子女的全面培养。上小学三年级时，他要章文晋学习钢琴。聪敏的章文晋学得很不错，从音乐中得到的乐趣陪伴了他的一生。11岁时，父亲把章文晋送到上海，让他跟着饱读诗书的祖父补习四书五经，学习书法。章以吴还有个更长远的设想，打算把长子培养成医生。在他看来，这是个既有前途又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职业。章以吴认为，德国的医科教育最好，所以他把儿子送进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附中，学习德文，准备将来让他到德国学医。

　　1927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象同济这样很贵族化的学校也受到强烈震动。学校发生了几次罢课，当局来校抓人，抓的都是平时表现好的学生。章文晋对这些同学十分同情。父亲觉察到他心中躁动的不安，尤其担心他会参加进步学生组织，觉得不如趁早送儿子到国外读书保险，便请岳父大人帮忙。朱启钤在操办实业时认识一些德国朋友，便写了引荐信，还同意资助学费，这在他是个破例。后来，朱启钤的儿、孙也想出国留学，但他始终不允。可见，他对这个外孙子是格外看重的。恰巧，章文晋在同济的一位老师又是他祖父的学生也要去德国，章以吴便把儿子托付给他。这一年秋天，13岁的章文晋给外祖父磕过头，带着五百大洋，从溏沽港启程，赴德留学。

　　在大家庭中13年的生活似乎对章文晋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什么机会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在这个大家庭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这个家庭的影响又无所不在。在章文晋的教养、气质和风度中，都透着一种儒雅，而这只能来自从儿时起的文化熏陶。在日后的外交生涯中，他能够轻松自如地融入国外的社交圈子，博得外国人士的好感和信赖多少是得益于此。不过，在讲阶级出身、阶级成份的革命年代，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又一直是章文晋精神上的一个重负。自从投身革命之后，他始终诚心诚意、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一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近乎痛苦的思想磨炼使他在个人品德上无可挑剔，而那超凡脱俗的献身精神又使他在人格上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13岁的章文晋踏上了旅德留学之路，也就是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一次精明的父亲失算了，命运的安排似乎是无法更改的。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20年代的德国弥漫着革命的气氛，那里并不比中国更平静。对章文晋来说，命运中唯一被改变的是他投身革命的起点：不是在中国--他的祖国，而是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

　　为了避免在德国无人监护的麻烦，章文晋出国时，父亲在护照上替他填的年龄是18岁。到德国后，尽管他总想作出老成持重的样子，但五岁的差距毕竟使他和真正的青年人不一样。他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甚至还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大约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初到德国时，章文晋唯一的熟人是同济附中的同学罗光采，与罗住在一起的是一位年龄较大的留学生叫张愕。这样，章欣很快也与张愕熟识起来。张愕是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长子，原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25年，他遵从父命，到德国学习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

　　张愕与章文晋相识时正在一所大学的经济系读二年级。他看到章文晋每天放学后，孤孤单单，很是寂寞，便时常关心他，照顾他，一有时间，便象兄长一样和他聊天。张愕向他推荐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等中国优秀文学家的作品，还借来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让他阅读。不过，最打动章文晋心弦的是一个德国女职业革命家所写的自传《在德国女牢中》，女主人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理想始终不渝的追求使他萌生了做个职业革命者的最初愿望。这个并不很有名气的德国女英雄一度成了少年章文晋心目中的偶像。

　　以后，张愕又介绍章文晋参加德国共产党的青年外围组织--青年体育俱乐部。能够加入一个组织，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组织，也使少年章文晋感到格外兴奋。那时在德国，每个人似乎都必定要和某个组织连在一起的。人们见面时常常先问，你参加的是哪个组织。要是有人说他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在俱乐部里，章文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和德国青年工人一起游泳、骑车、郊游、露营，相处得非常愉快。这里也有些中国留学生，除张愕外还有廖承志。在章文晋的印象里，风趣潇洒的廖承志很能博得德国姑娘们的睛睐。晚上，工人们常常聚在小酒馆里，一边呷着啤酒，一边一首接一首地唱革命歌曲。那时而高亢时而深沉的合唱使来自异国他乡的章文晋情不自禁地感到热血沸腾，德意志民族固有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也伴随着那慑人心魄的歌声渗入了他的躯体。直到晚年，章文晋在钢琴上最喜爱弹奏的还是那些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每当这时，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青春圣洁的光彩，他仿佛重新置身于那充满革命激情的浪漫主义时代。

　　来到德国后不久，章文晋就感到，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有钱人往往对中国人不屑一顾，那时开始活跃起来的纳粹分子则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极端仇视。但是，德国工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那时，柏林工人区张贴的两条大标语给章文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条是"保卫苏维埃俄国"，另一条就是"保卫中国大革命"。几十年后，与章文晋比较熟识的外国人时常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有像你这样出身和教养的人怎么会投身于下层人民的革命运动？章文晋总是回答：一个原因是他那时感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不革命，老百姓就没有出路，中国就没有出路；另一个原因是到德国后，他深深感到德国资产阶级根本看不起中国人，而德国工人阶级是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他觉得，相比之下，共产党人更具有自由民主的思想。

　　1928年以后，章文晋结束了半年的德语补习，搬到张愕住处附近。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渐渐地，章文晋猜到了张愕的政治身份，并向他表示了自己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渴望。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从国内到德国来的中共党员日渐增多。中共旅德支部逐渐脱离了1925年后因大批同志回国造成的沉寂状态，重新活跃起来。1929年1月22日，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的日子里，张愕正式介绍章文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旅德支部改选后，他被允许参加党支部的活动，并负责宣传工作。在中共旅德支部里，章文晋是年纪最小的成员。他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工作，编辑《赤光》杂志，参加游行集会，跑腿打杂，什么都干。家里寄来的钱大部分也用在党的活动上。偶而给家里写信，父亲很奇怪，儿子到了国外，怎么中国字倒越写越好了。他哪里知道，这是章文晋搞革命刻蜡板的额外收获。

　　一段时间过去了，章文晋在柏林多罗塞亚完成了中学课程，他的德语学得很不错。此后，他到柏林大学就读，并常去柏林白湖马克思主义夜校听课。不过，在大学预科的学习中，章文晋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最糟糕的是他弄不清楚自己该选择哪个专业的课程。那些比他大的留学生们都想给自己在听课时找个伴儿，于是有的劝他学哲学、有的劝他学社会学、也有劝他学法律或医学的。结果，章文晋不知所从。正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张愕对他说，反正将来咱们要当职业革命家，学革命就成了，选修那些专业课没什么用，还不如学点实用的本领呢！于是，有一段时间，章文晋干脆丢开学业，一心一意地学开文秘、美术字书写等实用技能。有一天，支部书记成仿吾询问他学习情况，章文晋把张愕的话告诉他。成仿吾听了颇为不满，他帮助章文晋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并督促他按时完成进度。以后，成仿吾和章文晋还一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油印出版，这是最早的由德文直译成中文的全译本。

　　那时，柏林是我党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常有重要领导同志从这里过路。1930年，周恩来化名经柏林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应邀向柏林中国支部的少数同志介绍国内形势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情况。此时，章文晋已担任德国共青团柏林市西北区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破例允许参加这次会议。 周恩来敏锐的洞察力、清新的见解和坚定的信念给章文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英俊的领导同志是谁。很快，张愕把这篇讲话译成德文，送到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几天后，报纸专门在第一版刊登启事，披露作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王炳南悄悄告诉章文晋，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1931年秋，章文晋决定返回祖国，在严酷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在一艘轮船上充当司炉，悄悄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党组织分配章文晋到青年团江苏省委工作，编辑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会刊《中联日报》。为方便秘密工作，章文晋没有和在上海的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向亲戚借了间房子，自己独居一处。他的一户邻居恰巧是章、朱两家的老朋友。

　　投身革命的道路是极其危险的。那时，正值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第二年夏天，在一次"飞行集会"时，章文晋被捕入狱。幸亏他的邻居及时听到风声，连夜橇开他的房门，销毁了所有的秘密文件和宣传品。第二天一早，警察前来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以后，家里又托人辗转在法租界的监狱里找到他。尽管章文晋受到审讯，但身份没有暴露，也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东西，巡捕房也找不到到什么证据。这样，一个多月以后，从北平赶到上海来的父亲以他患有肺结核为名，通过关系把他保释出来，并把他带回北平，送进了西山疗养院。

　　和组织失去联系，章文晋十分苦恼。一年后，他出院回家，父亲立即看出他的心思。章以吴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人劝说儿子放弃革命，但章文晋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的家人们看来，穷人要革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一个富家子，好衣有得穿、好饭有得吃、前程似锦绣；而革命将打碎这一切，可他居然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一心投身革命。这的确使家人感到迷惑不解。最后，父亲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儿子的选择，便对他说："无论你将来打算干什么，必须去学习，读完大学。"由于几次找党组织没有成功，章文晋终于听从父亲的劝告。他在家里扎扎实实地补习了两年中学的课程，因为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又有德文功底，他的英文尤其出色。1935年秋，章文晋以第10名的好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从这时起，他不再使用原名章欣，而使用谱名章宏道。

　　考入清华大学，章文晋如出笼之鸟。不久，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了"12·9"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第二年，在学校南迁的流亡途中，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章文晋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党员一起，按照党的指示，考入了国民党军队的机械化学校，准备经过半年训练潜入国民党军队。不过，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长沙成立。它是抗战期间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是民间战地医疗团体。它的领导者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教授、从英国回来的新加坡华侨林可胜。由于刚刚组建的救护总队十分缺乏人手，林可胜的好友、三姨妈朱淞筠再三动员章文晋到总队的运输股工作。有趣的是，她坚决反对自己的外甥到国民党军队服役，因为她认为国民党实在太腐败。据当时和章文晋在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在抗战初期极为艰苦和极感压抑的环境中，最使他感到惊讶也是最令他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听章文晋的姨妈，一个穿着阔绰、风姿迷人的贵夫人痛骂国民党。大约是人物、场景的极端不协调吧，这竟使他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根据当时的需要，考虑到有红十字会的掩护能更好地开展党的活动，在章文晋汇报后，组织上也就同意了。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林可胜思想开明，对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抱积极态度。尽管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想插手，但迟迟未能得逞，原因是外国人士向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所以，救护总队的政治空气是比较自由的。一些在其他地方呆不下去的进步青年，纷纷来到救护总队工作。章文晋在运输股当股长。当时，由救护总队运输的物资包括汽车、药品、医疗器材、设备以及活动经费，多是西欧、北美进步团体和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其中有不少指定要交给八路军、新四军。稍后，总队在贵阳附近的图云关安顿下来，来自各地的地下党员分头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取得了联系，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决定成立一个特别支部，章文晋参加了支部的领导工作。

　　在救护总队工作不久，章文晋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的对象。救护总队在贵阳安顿好后，章以吴也带着全家从上海迁来。特务们就在章家对门设了一个监视点。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国民党当局也加强了对红十字会的控制。有一天，一个国民党官员把章文晋找去，拿出一张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来要他填写。这个官员说，以你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条件，你不至是个共产党；不过，谁也不会把共产党三个字写在脑门上。据我的经验，当共产党的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办事认真，第二是不贪财，第三是不嫖不赌无不良嗜好。所以我看你又像是个共产党。为了便于向上边作个交待，你最好填了这张表。章文晋立刻意识到，救护总队已不是久留之地。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向上级领导请示，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章文晋和支部里的几个同志商量之后，同意填写这张表。事后，他很快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不过，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历史问题"还是使他戴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帽子。

　　1942年，国民党当局罢免了总队长林可胜，改组了救护总队的领导机构。章文晋也离开贵阳来到昆明，他和党组织的联系再一次中断。这次，他很快就设法到重庆接上了关系。为了便于掩护，他从此在党内化名章文晋。成为公开党员后，他正式改用此名。在昆明的两年中，他一面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云南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一面在西南联大继续中断多年的学业。毕业后又留校当了一年讲师。

　　1944年底，党中央决定把大后方一批学生出身的党员撤回延安，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准备人材。章文晋先期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此事。办事处的领导了解他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把他留在办事处外事组工作。章文晋没想到，这就是他外交生涯的起点。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是抗战期间，根据国共之间达成的协议设立的。外事组的任务是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与在华外国人交朋友，向他们介绍中共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争取他们同情与帮助。同时，外事组也担负着研究国际形势，向党中央提出外交政策建议等项任务。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直接领导。日后担任新中国外交工作领导的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都是外事组的成员。乔冠华在抗战快胜利时也参加了外事组的一些工作。

　　章文晋来到外事组工作后不到一年，抗战就结束了。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回到重庆。从此，章文晋就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我党的一名出色外交战士。他把周恩来视为师长，时时处处以他所敬重的周恩来为榜样。

　　战后初期，国内国外情况都非常复杂。外事组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际形势，周恩来也时常参加。有一次，他听了大家的发言，觉得章文晋的发言还不错，就让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初稿写出来，周恩来看了很不满意。他耐心地对章文晋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打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是否能一枪中的。我们写文章也是同敌人作斗争，关键是要击中敌人的要害。你的文章讲到的问题不少，但还没有抓住关键。"然后，他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章文晋很快改写完毕，周恩来看了非常满意。他说："好，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人才。"

　　不久，一直兼作周恩来英文翻译的龚澎提出，自己负责联系外国记者，事情太多，能不能让章文晋接替她的翻译工作。周恩来同意了。这样，章文晋从郊外的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搬到市中心的周公馆，成了周恩来秘书兼翻译。这时，章文晋向周恩来提起柏林会面的往事；周恩来也向他谈起与其父章以吴交往的趣事。原来，周恩来和章以吴在南开中学时都是话剧团里的活跃分子，而且都饰演过女角。有一出戏，最初由章以吴扮演女主角，后来他回家结婚，就改由周恩来扮演。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章文晋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特别是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期间，无休无止的谈判对章文晋是个极大的考验与锻炼。这使他很快成熟起来。按照常规，谈判时三方代表各带一名译员，轮流上场翻译。但谈判开始后，国方和美方代表就发现，他们的译员实际都不能胜任这种重要场合的翻译工作。最后，在三方或中共方面与美方的谈判时，都由章文晋担任主翻。他凭借自己丰富的英文词汇和良好的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的意见准确地表达出来。当然，这对初出茅庐的章文晋也是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曾回忆说，马歇尔是他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好的英文老师，他思路清晰，语言简练，非常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词句把复杂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

　　对章文晋来说，在他外交生涯的起步阶段就有机会目击两位谈判大师的对垒是十分幸运的，这使他终身获益匪浅。马歇尔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军人政治家和公认的排纷解难的能手，周恩来亦在谈判桌旁渡过了难以计数的时光。尽管周恩来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尚无法与马歇尔相比，但几个回合下来，阅历丰富的马歇尔便深知这位对手的份量。他认为，国民党内无人能与周恩来相匹敌，并毫不掩饰地把周恩来称之为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这场棋逢对手的较量中，章文晋从双方那里汲取养料。

　　马歇尔的老练和技巧给章文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章文晋的记忆中，马歇尔永远摆着一幅"扑克牌面孔"，从不容他人窥视其的内心世界，无论谈判中出现何种情况，喜怒哀乐绝不形于色。作为国共之间的调解人，他最常用的一个办法是"先易后难"。首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处理那些棘手的关键问题。这个办法往往使各方感到事情正取得进展，难题正在得到解决，这对于改善谈判气氛十分有效。

　　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既能耐心、冷静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又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情感来加强自己的观点的说服力。面对一个无比老道的对手，周恩来恪守 "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章文晋发现，周恩来通常是请处在调解人地位的马歇尔首先发言。这既是出于礼貌，又是巧妙的策略技巧。如果马歇尔在讲话中偏袒国民党，他发言时便用事实予以驳斥；如果马歇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公允的或对我党比较有利，他就立刻抓住机会，进一步阐明我党主张的立场，并争取尽快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晚年，已有丰富外交谈判经验的章文晋就此总结说，在复杂的谈判斗争中，采取这种后发制人的策略既能坚持原则，又便于掌握主动。在全面了解对方的观点后，就可以有的放矢，使己方的观点更好地为对方了解，达到与对手沟通的目的，推动谈判不断深入；在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亦可根据大局，有针对性地作出反应。这的确是周恩来谈判艺术的高明之处。

　　在周恩来身边的这一年，章文晋对周恩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和身教重于严教的精神有了十分深切的体会。晚年，他常常讲起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周恩来与马歇尔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举行会谈。中间休息时，章文晋把周恩来的文件包放在休息室的桌上，直至会谈结束时经周恩来提醒才匆忙去取。虽然文件夹内只有一份会议日程，但周恩来还是很严励地批评了他几句。但坐到汽车上，周恩来又检讨说："我年龄比你大，经验比你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此后，他总是自己拿着文件包。不久以后，周恩来有一次从延安返回重庆，在飞机上思考问题，翻阅笔记本，因过于疲劳睡着了，直到飞机降落才醒。结果匆忙之中把这个笔记本落在美军的飞机上，回到周公馆才发觉。周恩来立即派章文晋取回，并召开紧急支委会。章文晋跑去跑回个把小时，到家一看，会议仍未结束，周恩来还在那里作自我批评。所幸，笔记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

　　马歇尔调解国共关系的使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事实上，从1946年3月以后，国内形势就不断恶化。6月，大规模内战爆发。此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已变得十分明显，我们党与美国实际已处在对立的地位。我方没有立即退出谈判主要是为了揭露美蒋的和谈骗局，争取中间力量。11月，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章文晋仍与董必武等同志一起留在南京，直至次年3月7日才随中共南京代表团最后一批撤回延安。在离开南京之前，在董必武的主持下，章文晋与张颖举行了婚礼。

　　在解放战争轰轰的炮声中，新中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升起。1948年，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安定下来之后，章文晋一面参加毛泽东著作和党的其他文件的英译本翻译工作，一面与中央外事组的同志们一起，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开展专业和理论学习， 为开创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准备。 1949年1月，章文晋随着解放大军的步伐进入战火刚刚平熄的天津。我们国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章文晋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对于新中国的创建者们来说，外交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虽然我们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已经开展过一些外交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那毕竟不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周恩来说，“以前的外交工作好比"游击战"，现在则要堂而皇之地进行正规战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刚解放时，天津是人民政府开展外交工作的一个试点。外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调查研究，就大城市外事工作向中央提出建议；而大量的日常事务是处理外国在华机构、企业的问题以及组织外侨撤退等。章文晋在天津外事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由于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封锁禁运，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断绝了。此后，天津外事处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事馆。

　　在百废待兴的国家恢复时期，对章文晋更有吸引力的是他在大学学过的专业--汽车制造。据他的孩子回忆，在天津外事处时，爸爸对两样东西很有兴趣：一是一架德国造的旧钢琴，二是美国人留下的一部旧汽车。每逢周末举行晚会，外事处的同志们要他弹上一曲助兴，他总是概然应允。而星期天只要有空，他就和司机一起捣鼓那辆老爷车。他时常和司机一块儿趴在车下修理，弄得满身油泥，但他总是乐此不疲。甚至连当时的天津市长黄敬都知道了他这一具有专业水平的业余爱好。后来，黄敬调到机械工业部主持工作，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想拉他进那里的领导班子。章文晋真的很动心。为此，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总理专门找他谈话，说，“现在外交部门更缺乏人才，劝他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文晋这才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四处调兵。章文晋也被从天津调来。出发前，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外语考试，包括口试、笔试。章文晋英语考了总分第一，唯一不足之处是他的英语发音略带德国口音。最后，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浦寿昌为周恩来总理作译员。

　　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在离开新德里前一天的晚上，为打磨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闻名于世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整整干了一个通宵。从这以后，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外交活动虽不能说章文晋是无役不与，但也确实是屡当大任。随着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外交有其特定的专业要求，仅有坚定的立场、仅熟悉有关的方针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从此，他更加努力地钻研业务，处处细心体察，力求使自己不仅在学识上，而且在教养和仪表上，在谈吐、举止、服饰等这些似乎并不足道的方面都能胜任这个工作。

　　外交工作多少带着神秘色彩。在一般人看来，那是个很风光的职业。时常出入国门，周旋于各国领导人之间。然而，外交工作的艰辛细致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见。章文晋在接手亚洲司后，特别是通过处理极为棘手的中印边界问题，对此有了很深的体会。

　　一般地说，现代国家的边界是确定的，在地面上和地图上有互相符合的明确标志。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与不少周边国家的边界仍处于未经正式划定的状态。长达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也是如此。

　　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我国政府的立场是：中印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划定边界的协定或条约，中方主张的传统习惯线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的范围，逐渐形成和明确起来的。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我国政府的历来主张：双方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加以解决；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可以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是，印度政府却不顾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兵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的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没有承认过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贯彻我国政府的主张，章文晋领导亚洲司新成立的边界处作了大量的组织和技术准备。他整日忙着找专家查资料和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与印方官员会晤。有时他和整个工作班子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几昼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反复交涉，我方发出的照会不下百件，绘制的地图超过千幅，翻阅的资料档案不计其数，还经常要到实地考察。头绪纷繁和大量琐碎细致的事务使一些人感到不胜其烦，借故抽身离去，章文晋却毫无怨言，坚持到最后。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了一项"对材料"的协议，决定由双方派出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章文晋奉命出任中方首席代表。会谈中，我方出示的材料让印方官员瞠目结舌：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在上面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20、30年代上海《申报》上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中印边界图、印度总理尼赫鲁自己的著作和印度不同时期出版物上的边界线图、中国清代以来在当地收税、驻兵的文字记录等。这些确凿的材料无一不有力地支持了中方的观点。

　　然而，在事实面前，印度政府仍拒不接受中国的建议，并不断挑起边界冲突，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它的"前进政策"。1962年10月，我方被迫在中印边界发动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我军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才缓和下来。

　　这个时期，除参加中印边界谈判外，章文晋还先后参加中国与缅甸、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通过参加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外交谈判，章文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当他在外交领域渐入佳境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1967年2月，刚当了半年驻巴基斯坦大使的章文晋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年多批斗，他带着"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和"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被下放到江西一个"五·七干校"种水稻。当地的农民认为，他看起来不像个"坏蛋"，但肯定不是个"好农民"。

　　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了。周总理想到富有边界谈判经验的章文晋，希望借此机会使他恢复工作，就问外交部，为什么不让章文晋参加谈判代表团？造反派回答说，他的社会关系还查不清楚。十分了解章文晋家世的周总理幽默地说："要把章文晋的社会关系查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还是赶快让他回来工作吧。"这样，章文晋才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岗位上。

　　时代酝酿着中国外交的新一页。章文晋回来的恰逢其时。他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了不到一年，一项新的使命落到他的肩上。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意识到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摆脱越南战争，并扭转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尼克松上台后作出的新的对华姿态，引起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

　　1971年1月，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这个差不多管"半个地球"的司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只有他这一任司长。章文晋上任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准备接待美国特使。为了便于保密，章文晋从1月中旬起就住进钓鱼台，连春节都没有回家。4月7日，毛主席决定邀请正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访华，由此上演了"小球推动大球"的精彩一幕。7月初，中美两国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章文晋为先遣组组长赴巴迎候。临行前，周总理特别嘱咐："文晋，你平时不爱说话，这次要多讲一点。"

　　8日，章文晋和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翻译唐闻生以及礼宾司处长唐龙彬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他们迳直住进中国大使官邸，没有引起任何注意。9日凌晨3点半钟，他们按计划先于美国人到达机场。几分钟后，美国人来了。由于担心被别人认出来，一向不戴帽子的基辛格不但戴了顶帽子，还特别带了付墨镜。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作了简短的介绍，随即告辞离去。4点半钟，叶海亚·汗总统的专机按预定计划起飞，前往北京。

　　按照分工，章文晋的任务是笑脸相迎，和对方聊天，尽可能了解一些美国人的想法。不过，规定他要讲中文。飞机起飞后，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里闲谈。章文晋讲话中常下意识地带出一两个英文词，每当这时他马上停下来改用中文，然后等唐闻生翻译。飞机上的谈话当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章文晋印象最深的，是基辛格说美国人认为到中国比上月球还难。以后，他曾多次用这话来敲打美国人。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的："7月9日，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去，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章文晋看起来象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基辛格觉得，对章文晋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两千五百英里"到"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的确，章文晋对美国人并没有好奇心，他只是感到责任重大，开始时有些紧张。后来，基辛格把自己的回忆录送了一本给章文晋。书中提到的那幅艾尔·格雷科的油画引起了章文晋的好奇心，他后来居然找来一本精美的画册，对着那幅西班牙主教的肖像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

　　通过基辛格的访问，双方达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协议。在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负责接待工作的叶剑英同志亲自给章文晋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章文晋被任命为部长助理，负责对美事务。正当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一股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流。由于某些人把章文晋看作他们扫除周总理对外交部影响的一个障碍，他被匆忙派到加拿大当大使。1973年8月，章文晋临行前，周总理在家里接见了他们夫妇和四个孩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一天晚上，章文晋恰好回北京述职。他难以想像，等待他的竟是如此的噩耗。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他瞻仰了这位他三十年来追随的伟人的遗容；在天安门广场，他被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爱与恨震撼着。泪眼朦胧，然而他感到了慰藉，感到了无穷的力量。

　　粉碎"四人帮"后，章文晋离任回国。在赴加拿大上任前曾和秘书开玩笑说，再离任就得准备"南下"了。他的预感倒是有几分准确，只不过时间相差了五、六年。1978年，外交部调整领导班子，章文晋被任命为副部长。

　　这一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争取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明显增多了。章文晋先后陪同邓小平、华国锋、李先念访问了美国、西欧四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此相应，来访的外国人士也大量增加。在频繁的外交往来中，章文晋的才干愈发被人认识。

　　在外交场合遇事不乱，处变不惊，章文晋颇得周恩来的真传。1980年章文晋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越南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一进会场，他被告知情况有变，原来支持我国意见的某个国家突然改变主意，而他们掌握的一票又很关键，怎么办？听完汇报，他马上作出部署，一面准备新的方案，一面派人立即向国内汇报，同时提出对大会发言稿的修改意见。仅两三分钟，一切安排停当，他坦然入席。由于他调度有方，尽管出现了意外情况，我国政府的预定目标最后还是圆满地实现了。

　　在日常工作中，章文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内向寡言，人们很难想象出他在外交场合所表现出的幽默。一个趣闻改变了大家的印象。1980年9月，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访。章文晋陪同他到福建省访问。在福州的宾馆里，卫生间的马桶质量不佳，居然在马尔登使用时破碎了。事虽不大，但弄得宾主双方都有点尴尬。在告别宴会上，主人请章文晋即席讲话。他想了想站起来微笑着说，总理先生的这次访问十分成功。今天，我祝贺总理在中国创造了"四个第一"：中国五届三次人大会后第一个来访的总理；第一位会见新总理赵紫阳的外国总理；第一个到中国福建访问的外国总理；第一个坐碎中国马桶的外国总理……"哗"全场大笑。一个曾经的小意外瞬间就成为增添宾主间愉快气氛的佐料。

　　外国同行们都十分喜欢与章文晋交往，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例如，曾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认为，章文晋头脑清醒、冷静，很有修养，且兴趣广泛，他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能作出公正的判断。魏德克回忆说，章文晋健谈，喜欢讨论问题，但不喜欢出头露面。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他第一次到我们大使馆来的时候，我们之间是使用德语交谈。"在私人的交往中，章文晋表现得谦虚谨慎并有礼貌。他富有幽默感，善于讽刺，爱笑。另一位多次来过中国的德国人，并曾任联邦德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鲍特维尔斯的夫人回忆说，我们一起在加拿大供职的时候，我经常有各种机会学习章文晋的智慧，这种智慧能把传统价值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我经常感受到他的巨大天赋才干，促使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去去除相互交流中的文化障碍。

　　进入八十年代后，干部退休制度开始在我国全面推行。看着一批批年轻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章文晋意识到自己应该退休了。他没有想到，直到这时，他从加拿大南下的预感才成为现实。

　　党的十二大前后，中国外交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开始改变此前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更加强调独立自主。按照中央的指示，这时既要与美国拉开距离，又要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显然，贯彻这样的方针需要有娴熟老道的外交技巧。1982年底，章文晋被提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驻美大使。此时，他已是年近70的老人，早已超过规定的干部退休年龄。但是，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亲自点将，认为只有他才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1983年3月2日，章文晋启程赴美。对于这一任命，美国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在章文晋抵美前，美国各报发表了几十篇介绍他的报道和文章。抵美后，美国政府给予他不同寻常的礼遇。首次到国务院拜会的前一天晚上，舒尔茨国务卿亲自打来电话，通知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第二天到国务院，使馆的礼宾官发现活动不是在例行的会客室，而是在七楼的大客厅。出席的人不仅有国务卿舒尔茨，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商务部长、总统的科学顾问、经济顾问和总统贸易代表，这在讲究规格的外交场合是十分破例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章文晋即将递交国书的时候，发生了"胡娜事件"。1983年4月4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我国网球女运动员胡娜要求"政治避难"。美国立即表示同意。1983年4月7日，章文晋与其他几个国家的新任驻美大使一起递交国书。就在这天早晨，国内出台报复措施，我方宣布中止执行两国文化体育交流协定。我国的一个出版代表团刚抵达洛杉矶，就立即乘原飞机返回。尽管在递交国书的仪式之后，里根总统特意单独接见章文晋，以示对中国的重视和友好，但两国关系无疑已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哪里入手扭转局面呢？这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章文晋看到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偏见却根深蒂固。他认为，改变这种状况最便捷的途径是通过美国的舆论界。于是，他主动联系拜会新闻界瞩目的尼克松、洛克菲勒等有影响的人物，积极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并利用各种机会，四出讲演。

　　章文晋使美后第一次演讲是1983年5月2日在纽约，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之邀发表的。登上讲台，他用流利的英语以美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解释了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表明了我国政府愿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态度。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他只讲十几分钟，以便留出时间让听众提问题。在美国，听众的提问常常很尖锐，而且问题不仅限局于讲话的范围之内。有人问："你演讲的时候，外面正在举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游行。对此，你有何感想？"章文晋摆出一幅惊讶的样子说："是吗？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我只看见会场内对中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巧妙的回答引起一阵轻松而愉快的笑声。然后，他正色道："我相信中美人民的友好是两国关系中的主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听众还十分关心，他作为新任大使准备怎样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章文晋说："在座的人中有那么多中国人，我请你们都作驻美国大使，一起来做好这件工作。"信任与沟通使台上台下的情感紧紧联在一起。讲演在掌声中结束。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在美两年，章文晋先后访问了三十多个州，发表过大大小小近二百次演讲，为中国外交树立了一个新的、非常开放的形象。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卸任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驻美八年发表过百十次讲演。这引起大陆许多读者的感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章文晋使美仅两年时间，在美国各地讲演的总次数就已经超过他。

　　经过国内和使馆的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然而，章文晋并未因此而感到轻松。他敏锐地看到，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必须抓紧时机，提前做出准备。70年代，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战略需要。进入80年代后，我国国内工作的重心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苏关系有所和缓；同时，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已明显处于上风，它也不像以往那样担心苏联的威胁。这些变化势必削弱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今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呢？章文晋认为，应着重加强经济关系与科技交流。可是，在这些方面中美之间尚存在重大障碍。美国在出口管制方面原来是把中国和苏联一起放在P组，属于敌对国家，严格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章文晋对美国人说，中美之间有战略合作的关系，即使不算盟国，也不能算敌对国家呀！他在拜会国会议员时反复宣传这个的观点，又请热心中美关系的美国律师帮助寻找法律上的根据。经过多方努力，美国国会终于同意把中国改划入V组，属友好的非盟国，从而扫清了美国向我国转让高新技术和购买有关设备的法律障碍。

　　在外交场合，常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事，如何机敏地作出反应，得体地向对手说"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是必不可少的。有一次，美国修改一项法律，其中涉及以往对华歧视性条款。一位美国官员得知这一消息后，满面春风地告诉章文晋，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将使有关条款不再适用于"中国和西藏"了。章文晋反应极快，他立即表示：我们注意到美方愿意改变以往对华的歧视性做法，"但是"，他强调，"必须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的修改措词不当"。这位官员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还有一次，国务卿舒尔兹与章文晋会谈，在讨论一个问题时，美方的立场是中方根本无法接受的。为了说服中方接受美方的立场，舒尔兹提出，请中方照顾美国人民的感情。章文晋立即抓住这句话反问道：那么，美国政府在处理两国关系的许多问题时，例如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是否考虑过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句话说得舒尔兹无言以对。

　　在美期间，章文晋把广交朋友列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营造两国间的良好气氛需要朋友，使馆开展各方面工作也需要朋友。章文晋刚到任时就问过使馆研究室的同志，能不能开出一张200人的名单，其中要包括各类有影响的美国人士，而且他们与使馆联系要比较密切。研究室的同志七拼八凑费了很大力气，才列出了五、六十人。这怎么能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呢？于是，章文晋利用各种机会、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开展活动。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还是私人的，不管是美国人的，还是华侨的，只要时间安排的开，他几乎是有请必到。有时，他乘飞机就像坐公共汽车一样，在华盛顿和其他大城市之间当天往返。章文晋的活动为使馆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到1984年圣诞节，仅由他亲笔签名发出的贺卡就达500封以上。

　　在外交场合，人们的交往常常限于礼宾上的或工作上的，然而章文晋却能与许多人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时时注意与各方人士保持友谊，只要有人提出，他随时准备给人以帮助。例如，他赴美任职时是共和党执政，一些民主党人士、卡特政府时期的官员已不在政府内任职，但是章文晋仍主动去拜访他们。民主党人、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的孩子要到中国访问，他还热心地帮助安排，伍德科克很受感动。美国是个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在两党中都有这样一批老朋友，对维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往往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1984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问了美国。同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回访中国。随后，国防部长张爱萍率我国的军事代表团抵美。双方达成军售协议。在这段时间里，包括军事关系在内，中美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1985年3月，章文晋接到回国调令。回首往事，他三度出任大使，唯此番来美国，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仅短短两年时间，但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这是最富色彩的一章。章文晋离任回国前，前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广播公司负责人霍尔布鲁克安排记者专访了6、7位去过中国的著名人士，如国务卿万斯、基辛格、歌星约翰·丹佛等，请他们谈谈对中国和章文晋大使的印象，并把采访时的情景制成录相带，作为礼品送给他。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与章文晋交往。他说："章文晋大使是我接触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他改变了我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

　　回国以后，章文晋离开外交部到人大外事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并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从官方的外交事务转入民间的友好往来。此后，他把在中外之间"搭桥"，为各行各业服务，推动改革开放作为友好工作的中心。晚年，章文晋还十分重视推动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促进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他开风气之先，在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经贸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担任客座教授。丰富的学识和谦逊的品德使他深受青年人的爱戴，与他接触过的中、外学者，对此都有很深的感触。例如，美国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说过，章大使是中国高级外交官中与学术界关系最密切，心也最相通的一位。

　　1989年初，章文晋偶感风寒，以后身体一直不适，两度住进医院。出院后，他一度恢复得不错，次年秋季曾接受德国友人的邀请，去瑞士休养了两周。毕竟年龄不饶人。1991年春节前后那几天，他的日程安排得太满，接连不断的团拜、聚会、串门，加上为春节后出访日本赶写纪念周恩来的讲稿，超负荷的运转终于崩断了他那已经脆弱的生命之弦。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他躺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章文晋逝世的噩耗不胫而走。几天之内，寄托着与他相识、甚至不相识的人们哀思的电话、电报、慰问信就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传来。在消息正式发表以后，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国家的领导人和著名人士发来唁电，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报刊登载了他去逝的消息并多附有评论。一位业已离开重要岗位的外交官的去世引来这样大、这样广泛的反响是很不寻常的。他的外国友人们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或许是最重要的原由："他的去世使我们感到悲哀，这并非因为他曾是一位高级官员，而是因为他有一颗充满博爱的心，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难以让人忘怀的老好人"；"由于他的逝去，能像走亲戚那样到中国去的机会再也没有了"；"我们对他的怀念不仅在于他对历史的贡献，还在于他永远令人钦佩的人格"……是的，这的确是一种超越阶级、超越国界、也超越生命的人格力量。

　　23日， 新华社发出的电文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和杰出的外交家"。第二天，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与他最后告别。在花丛中，陪伴他走向彼岸的，是他一生衷爱的两首曲子：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
 

　　为纪念中国杰出外交家章文晋先生，美国戴氏基金会捐资设立章文晋奖学金。章文晋奖学金用于奖励北京大学等数所高校的优秀学生，激励当代青年以更加卓越的学业为祖国及全人类的发展贡献力量。其目的在于鼓励学生重视外语学习，提高外语水平，勤奋努力，奋发成才。

　　美国戴氏基金会长期支持北京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章文晋奖学金之外，戴氏基金会还对北大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