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1945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1951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197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八届常委。生前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荣誉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多年来，历任一些国内外重要科学期刊编委，包括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Analytical Biochemistry及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编委，美国Biochemistry及FASEB Journal顾问编委等。

　　1981－1982曾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

　　1986-1990年间曾分期担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Fogarty研究员。

　　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邹承鲁在1951年获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他与王应睐等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辅基腺嘌呤二核苷酸与蛋白部分通过共价键结合，这是以往从没有发现过的。他们对呼吸链和其他酶系的系列工作奠定了我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的基础。

　　1958年，他参与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他和他年轻的同事们成功地完成的这项工作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了重大贡献。工作集体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20世纪60年代初邹承鲁回到研究领域。他建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被称为“邹氏公式”，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他创建的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被称为“邹氏作图法”，已收入教科书和专著。有关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定量研究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60年代的酶学教科书中通常只有涉及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和计算，忽视不可逆抑制的理论和计算。

　　1965年，邹承鲁最早提出了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之间存在共性，可以用统一的动力学理论来处理。他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确定两种抑制中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新方法，开创了酶催化动力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并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关综述应邀发表在国际酶学领域权威性的丛刊Advance in Enzymology上，这是至今我国唯一的一位在此丛书发表综述论文的中国生物化学家。“酶活性不可逆改变动力学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0年新版的酶学教科书Enzymes详细介绍了邹承鲁提出的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

　　1970年邹承鲁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

　　1979年，他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这是“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为揭示胰岛素A、B链拆合成功的内因，邹承鲁开展了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阐明了A链和B链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因此能在溶液中折叠而形成正确共价连接的活性分子。对国外科书中有关提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多年来蛋白质变性的大量研究常限于蛋白质分子的构象变化，很少把它与活性变化联系起来，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计算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方法。邹承鲁和他的学生们用自己创立的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酶在变性过程中构象和活力变化的关系，得到活性丧失先于构象变化的结果，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假说。十余年间实验数据的积累充分支持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学说。世界各国有十几个实验室随后开展的研究进一步支持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邹承鲁把蛋白质变性研究从单纯的结构研究推向与功能密切结合的新水平，是酶作用机制研究的重大进展，对此工作的总结发表在美国Science杂志。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新生肽链如何折叠成为具有特定空间结构的功能蛋白质，是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环节。绝大部分研究是用蛋白质变性后完全伸展的完整肽链的重新折叠作为新生肽链折叠研究的模型。邹承鲁认为新生肽链的折叠既与合成同步进行，又在合成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在合成完成后经最后调整而完成。这一新的观点已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科学界同行所接受。

　　1993年，邹承鲁又和同事们一起进入分子伴侣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他的学生们用充分的实验验证了假说，打破了折叠酶和分子伴侣两大类帮助蛋白之间的界限。该假说也得到世界上许多实验室体内外实验的进一步支持，已为国际科学界接受。

　　邹承鲁是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他曾任国内外一些重要科学期刊的编委。

　　1981年—1982年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

　　1986年—1990年间应邀分期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Fogarty Scholar in Residence）。

　　他还为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能越过政治障碍一起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
 

　　邹承鲁院士打压袁隆平院士30年?邹先生和袁先生两个人之间的过节究竟从何而起，可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想原因也不会像现在穿凿附会的那样简单。也依稀记得若干年前的一个关于袁隆平的官方报道中曾经提及他遭受打压，不能当选科学院院士，最后只得改选工程院院士的事情。问题是，既然当事人和众多真正的知情者都选择沉默，又怎么会冒出那么多捕风捉影的揣测?甚至有一些处于某些阴暗心理，编造事造谣中伤，这实在是很无耻的行径。比如下面这段话，简直是侮辱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商。

　　"可多年来，一帮自命“反伪斗士”的人，却试图对袁隆平的科研恶打“反伪”棍子，试图把袁隆平排挤出科研学术界。袁隆平的科研，早在1960年代就获得世界领先水平，可是，据海内外知情的学子们说，把持着生物学和科学院相关部门官位的邹承鲁等人，却是百般刁难，想方设法地阻挠袁隆平先生入选中国的科学学术最高荣誉和中国的科学院院士的机会，以至于直到1995年、差不多30年左右以后，袁隆平才入选为院士。而何祚庥指使的海外小活计方舟子，则以“打假”“反伪”之名，伪造资料和编造谎言，竭尽全力贬低和诋毁袁隆平的科研成果；同时，他们在人民网科技频道发文，肉麻地吹捧同伙邹承鲁。"

　　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在建国之后的首批院士诞生于1955年，首批总计172人。后来在1957年补选出18人。在此之后的23年中，没有增选过任何学部委员。到了 1980年才又增选了282人。此后又是间隔了11年。到了1991年之后又增选209人。中国的院士数目自此之后以每两年增选不多于60人的速度开始" 稳步增长"。

　　邹承鲁先生是在1980年才当选院士的，而在此之前科学院学部没有增选，是不是可以认为邹承鲁也是因此才被延误了若干年才当上了科学院院士?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袁隆平先生在1980年没有当选科学院院士，与邹先生是无关的?因为邹先生自己也是在那一年当选，很难想象一个候选人能够对学部委员们的投票指手画脚。

　　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达成了共识的话，就可以认定即使袁隆平先生的确是1980年增选的候选人之一，那么他的学术成就与1980年当选的53位候选人相比也并不突出。如果有人硬要找一个"打压"他当选的大佬，也只能是更加资深的学部委员，而不会是小字辈的邹承鲁。

　　其后又是11年的间断。到了1991年，中科院学部才又进行了增选。其中生命科学与医学增选了34人。我想如果袁隆平先生的确在选举中遭受了打压或者其他不公平的待遇的话，也只能从这一年算起。

　　我所知道的内幕是他于1991和1993年两次参选科学院院士均落选，随后于1995年当选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在1991年之前的院士增选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公正性。现在外界诟病的种种弊端均来源于1993年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制度化的增选活动。本人不是生命学科出身，不知道袁隆平先生两次参选科学院院士不果是否与其学术方向有关。不过从简单的感性判断来说，他的杂交水稻为国家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足以让他成为工程院院士。当年某大佬阻挠他当选科学院院士究竟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还是私人恩怨，想来生命科学出身的牛人更有判断能力。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那种轻率指责邹承鲁打压袁隆平造成其30年后才获院士殊荣的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院士增选制度的无知和对中国知识分子分辨能力的嘲弄。
 

　　邹承鲁一贯强调基础研究，不断呼吁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他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科学问题。他提倡自由探索，积累创新，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关于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问题，他认为科学上的贡献只能靠从踏实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经过国内、外科学界反复的实践，才能逐渐取得国际的公认。他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学会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直到弥留之际写完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研究生培养问题”，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发表在《光明日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邹承鲁满腔热情地积极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为我国科学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呕心沥血。他曾先后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坚决拒绝论文署名“搭车”，坚决拒绝有偿宣传，决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邹承鲁是中国科学界的典范，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人民和中国科学事业。2006年11月23日5时22分，一代宗师，科学泰斗——邹承鲁院士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巨星陨落，伟人已逝，但先生的丰功伟绩与高风亮节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并将永远鼓舞和激励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努力攀登科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