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瞿秋白纪念馆

　　瞿秋白故居，于1982年3月25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5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门楼下的金字“瞿秋白同志纪念馆”系邓小平同志书写。基本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陈列》在东院。并推出《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

　　
瞿秋白和杨之华

　　1924年11月27、28、29日连续三天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三则“启事”，就因为涉及一桩“三角恋”，更由于当事人具有较高知名度，所以“启事”甫一刊出，用今天的话说，即成为“新闻热点”，在上海滩引发热议。甚至“启事”刊出半个月后，上海《晶报》还刊文评论此事；一些偏好“花边新闻”类的刊物，也对这场“三角恋”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还引申说事。

　　《民国日报》重复刊登的三则“启事”内容，全文如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此事之所以会在上海滩一时引发热议，除了当事人的非同寻常和“位高名重”，还因为这则“三角恋”的故事即发生在上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青云路。1922年春由吴梦非等创设。不久，校内发生风潮，学生要求改组，学校也因此更名上海大学。其实这也是中共继平民女校后办的第二个学校。学校原打算请陈独秀当校长，因考虑到其政治色彩较浓，为发展计，遂请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只是挂名，负责实事的为校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上海大学实际上成为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办的革命学校。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师生恋”，即发生于上海大学。

　　从以上所引第一则“启事”中，我们知道在瞿、杨相恋之前，杨之华已与沈剑龙结为夫妇。而促成杨、沈结为秦晋之好的不是别人，正是杨之华的公公，亦即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原来沈、杨两家同为浙江萧山人，沈家系当地望族，杨之华也生于富贵殷实之家，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论起门第，与沈家也属于“门当户对”，两家长辈从小便为沈剑龙、杨之华订下了 “娃娃亲”。所以讲述杨、沈结合至分手，杨之华另嫁瞿秋白的故事，还得从沈定一说起。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生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大地主家庭。18岁中秀才及第，20岁时赴云南为官。后因援助孙中山，被人告发而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后回国从事反清活动。 1911年组织 “中华国学生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定一亦在其中，并与陈独秀等一起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系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参与建党后，沈定一回到家乡创办农村小学，以让农民及其子女免费上学。而此时毕业于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已成为沈定一儿媳的杨之华，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公创办的学校当了一名老师。1921年11月，沈剑龙和杨之华的女儿出生。她原名沈晓光，后改名独伊。瞿杨结合后，她便叫瞿独伊。

　　杨之华与瞿秋白相恋相爱于上海大学期间。瞿秋白于1923年4月来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杨之华于这年年底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对于建设 “现代中国的上海大学”有着自己的整体设想，尽管他的整体设想最终没能实现，但是社会系还是办成了。在这期间的8月，瞿秋白在南京认识了两名思想激进的年轻知识女性蒋冰之、王剑虹，前者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丁玲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留给她的“第一印象”：他“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疑为近视——引者）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而王剑虹评说瞿秋白则含蓄了许多，她只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之后，在瞿秋白和另一位上海大学教师施存统的劝说下，丁玲、王剑虹进入上大求学。不久，瞿秋白与王剑虹在上大开始热恋。1923年12月，瞿秋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曾将自己对王剑虹的绵绵情思，频频流注笔端，化成滚烫的情书，一封封飞至上海，寄到王剑虹手中。其时瞿秋白还写过这样一首爱情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新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王剑虹（1903-1924），土家族，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 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为同盟会会员，后曾任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秘书。 1916年王剑虹考取邻近的湖南省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比王剑虹小两岁的丁玲也进入二师成为预科生。丁玲后来曾回忆道，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果然，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

　　1921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正式定名“中华女界联合会”），王剑虹成为其中23名成员之一。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和平民女校。 《妇女声》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主要编辑有王剑虹、王会悟等；撰稿人有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等。王剑虹正是在参与筹建平民女校时，说服尚在湖南的丁玲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此后两人一起在此就读，并成为挚友。 1922年平民女校与《妇女声》因经费等问题停办，遂有了之后在上海大学的经历。之后，瞿秋白和王剑虹相遇并碰撞出灼热的情感火花。 1924年1月，瞿秋白从广州返回上海后，瞿、王便结为伉俪。

　　此时杨之华也已在上大就读。据丁玲回忆，杨之华与王剑虹在成为上大同学之前就已认识，“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认识的”。此时的上大已从闸北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但不知是否由于身体孱弱或与沉浸于新婚生活有关，自从与瞿秋白结合后，王剑虹开始逐渐疏离政治，而在感情上则对瞿秋白更多依赖。事实上不久后王剑虹就患上了肺病。一个人得了这病，在当时可是凶多吉少。瞿秋白一则出于怜香惜玉，不忍心让王剑虹感到有压力；再则他整天忙于革命工作，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想让王剑虹累着。此后王剑虹的病情愈发严重起来。杨之华曾在《忆秋白》一书中写道，“在生活上，他（瞿秋白）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因为有了这层了解，在王剑虹于这年夏天不幸病故后,杨之华渐渐发现老师瞿秋白对她的感情开始升温，经历了一段由最初的惊慌失措到之后逐渐冷静、直至最后理性接受的过程。这时候她便在思考，这或许才是她等待的真正爱情的来临。

　　瞿秋白当然知道杨之华是有夫之妇，但他是不是因看出杨之华爱情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而自己又确实对她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才对她有所表示呢？这种感情的产生，自然是基于对杨之华的了解，这一点只要知道他是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另一位是向警予）即可明白。但不管怎么说，诚如丁玲道出的，王剑虹至死也“没有失恋”，因为“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

　　只是这样一来，在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之间便出现了事实上的“三角恋”事态。所有的三角恋情节都是相似的，但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则各有各的故事。瞿、杨、沈三人亦然。应该说，瞿、杨、沈“三角恋”事态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沈剑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不错，“秋白是在她（王剑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但瞿秋白毕竟又是在杨之华和沈剑龙离婚前和杨之华恋爱的，就这点论，沈剑龙不仅没有错，而且很无辜。

　　所以这场“三角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看沈剑龙的意见和态度。后来的结果我们已都知道了——瞿、杨结合，沈剑龙不仅退出瞿、杨的生活圈，甚至淡出人们的视线。为此，瞿、杨确实有理由“感谢”沈剑龙，因为正是沈剑龙的退出和淡出，才成全了瞿、杨的结合和此后的爱情佳话。所以也可以说，沈剑龙是以自己感情生活的“不幸”，成就了瞿、杨的“幸福婚姻”。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知情者并不多。

　　应该说，最初瞿秋白和杨之华对于他俩的相恋，心里还是纠结的，至少他们觉得在面对沈剑龙时，不会觉得那么理直气壮。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了，沈家待杨之华并不薄，公公沈定一尤其器重她，沈剑龙对她也很不错。所以现在他俩要走出这一步，确实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最后他们决定去听取一下一个人的意见，他就是杨之华的“义父”，与瞿秋白一起在上海大学任职的邵力子。结果，对瞿、杨二人颇为了解的邵力子在表示支持他俩相爱的同时，建议他俩去和沈剑龙作一次深谈。显然，邵力子对沈剑龙也有着相当了解，他希望并相信瞿、杨应该可以通过和沈剑龙的“倾心和谈”，使事态得到圆满解决。这时候沈剑龙正在老家萧山。瞿、杨便决定赴萧山找沈剑龙深谈。比杨之华小11岁的妹妹杨之英对他俩的这次回家印象很深，她后来在《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 《民国日报》上登出了两条 （实为三条——引者）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可见，使瞿、杨感情相联的，更在于他俩的志同道合。而这一点恰是沈剑龙身上所缺失的。

　　然而杨之华虽然收获了革命的爱情，但在亲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除了她父母觉得她“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外，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沈家虽然同意了她和剑龙离婚，却拒绝让她把她和剑龙所生的女儿带走。

　　相信沈剑龙也会因杨之华对他的情感“背叛”而痛苦，但他毕竟又是理性的，那天三个当事人在萧山沈家“谈了差不多一整夜”，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如今三位当事人都已作故，且都没有留下文字，也就永远成为了谜。不过既然“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可知沈剑龙已接受了这个现实；既不闻他与瞿、杨争吵，也没有听到他痛骂瞿、杨，足见沈剑龙的理性和克制，就这点而言，他是有气度的。事实上，正因为沈剑龙有如此肚量，虽然杨之华和他不再是夫妻，但却没有忘记他仍是女儿的父亲，曾于1929年3月在莫斯科把一张瞿独伊的照片寄给在国内的沈剑龙，并在照片背后写道，“龙弟：这是独伊最近的小照，阿爹看了作何感？她的妈妈赠。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这可以说也是对他解决“三角恋”事态时所表露出的理性和大度所作的“回报”。

　　然而沈定一可没有儿子沈剑龙的气度。尽管他自己妻妾成群，却容不得媳妇在婚姻上重新选择。既然杨之华毅然决然跨出了这一步，他就不让她把女儿——也是他的孙女——带走。对于父亲的执拗，儿子沈剑龙也毫无办法。其实沈定一这样做也不难理解，可以说，杨之华的最初“起步”是直接受到沈定一的影响，是他一手“培养”了她，并使她从他的追随者到成为他的儿媳，他还是儿子儿媳婚礼的主持人。但现在杨之华却和他儿子离婚，另嫁他的“党内同志”瞿秋白，这让他的脸朝哪儿搁？你要离婚，你要走人，我没法拦你，但我的孙女我可以不让你带走。

　　沈定一的这一举措，确实让杨之华感受到了痛苦的“惩罚”。她后来在《忆秋白》一文中写道：“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1925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后在沈定一大姨太的帮助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我掉下了眼泪。”这真是一个令母亲心碎的场景。似乎也成了她为爱情付出的沉重代价。欣慰的是，就在此后不久，独伊就被接到上海与他们共同生活，瞿秋白也对独伊视若己出，用杨之华的话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在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而与瞿秋白结合后，杨之华确实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世人，她对与秋白的结合深感幸福并引以为自豪。这一点，从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从此将自己对他的爱埋藏心底，全力收集秋白文稿，并撰写文章，“以秋白精神宣传秋白”上可以见出。借用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等人的话说，这亦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诞生在常州的一处植有梅、兰、桂、菊等花木的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秋白自小由羊牧之的妈妈徐氏照顾和带领。瞿秋白的生肖为狗，因其发际有着两个“旋窝”，当地俗称“双顶”，故小名叫阿双，羊牧之平时喊他为“阿双哥”。羊牧之生于1901年，岁次辛丑属牛，瞿秋白喜欢呼其“小牛”。两人童年时期不分彼此，瞿秋白说他们两人是“腊犬”和“小牛”，还说:“我是以犬耕田，力气不夠，还要你这条小牛帮忙。”

　　平时，羊牧之母亲徐氏和瞿秋白及自己的儿子3人同睡一张床。因老式床宽阔，所以两人横着睡，头朝床沿，脚在床里，一左一右，中间是徐氏。每天到床上后，两个小孩总是在逗闹一番后，就开始背诵唐宋名家诗歌及小令。多数是瞿秋白背，羊牧之跟着附和，偶然也能背上几句。颇有旧学功底的瞿秋白的妈妈金衡玉喜欢听两个小孩背诗词，每每这时，朗朗的声音会让她感到无限欣慰，还不时走进去对他们夸赞鼓励一番。有一次，瞿秋白背诵了:“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金衡玉听到后就问自己的儿子:“诗中那位入城的人归来时为什么泪满襟呀？”瞿秋白回答说:“因为养蚕人穿不上绸缎，而不养蚕的人身上却穿着都是绸缎，所以养蚕人要泪满襟了。”金衡玉听了后，流露出满意的笑意。她抚摸着瞿秋白的头鼓励说:“读书就要这样领悟出诗中的道理，才能读得懂学得好。”

　　瞿秋白在13岁时，他看到窗外的菊花盛开，就作了一首《咏菊》的五言绝句:“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就是这首诗，他绝妙地把自己的“霜”、“秋”、“白”的名和号嵌入了诗中。瞿秋白的晚清年间曾在浙江桐乡、山阴等地担任过知县的大伯父瞿世琥，看到年少的姪子居然能写出这等有功底的诗作来，连连夸耀小秋白聪敏好学，喜不自胜地对着旁人说:“秋白可是吾瞿家的千里驹也。”

　　瞿秋白在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读书时，有位日籍教博物的老师在课堂上解剖了一只小狗，他边讲解边指点着解剖后的小狗，使学生们真实地看到了动物的内藏分布。瞿秋白对这堂解剖课很感兴趣，印象特别深刻。他在事后对羊牧之神秘地说:“你知道动物的心脏在胸脯的哪个位置？”他问过后得意地接着说:“我妈妈平时一直讲‘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啊，没有一个人的心是在当中的，人的心脏都是偏向左的，可见我的妈妈和以往的古人他们都是不了解人的心脏的位置的。”

　　金衡玉经常在晚饭后或夏天纳凉时，给儿女们讲故事。有次金衡玉讲了木兰从军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的瞿秋白随即问道:“花木兰是个女子，她怎么会在军中十几年未被发现认出来，我真有点不相信！”另有一次，金衡玉讲了《孔雀东南飞》的故事，瞿秋白听后就诘问道:“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人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那个老太婆偏偏不要刘兰芝？这个婆婆真是太可恶了。”谁知在瞿秋白数落刘兰芝婆婆时，恰好被他的祖母听到了，祖母听后淡然一笑而离开了。

　　有一年新春连雨至初五放晴，徐氏携带着瞿秋白和羊牧之来到常州府城隍庙游玩，当他们穿经观看杂耍的人群进入两庑时，待见映入眼帘的是兇神恶煞的阎罗王和一些诸如上刀山、下油锅等“阴间”刑罚，孩童看了多数会感到害怕而紧紧地偎依在大人身旁。可瞿秋白却对徐氏说:“这只不过是吓吓愚民不要作恶而已，它们都是泥塑木雕的，有什么可怕？”一次瞿秋白看到有户人家的一付小石磨，他因从未见过，很感兴趣，就问了徐氏。当他知道这是磨米粉的工具后，就高兴地笑着说:“我的嘴巴吃饭时，一样地把饭菜磨散了再嚥下去，我的嘴巴不也是一付磨子吗？”徐氏听后，夸他说得对，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瞿秋白升入小学高年级读书时，每天回到家里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作业。那时，他们的家境还算可以，看到儿子这般用功，金衡玉就拿出红枣、花生糖给他吃，以示鼓励。有段时间，正好瞿秋白和羊牧之同上小学，一次他们放学后在一起做作业，瞿秋白问羊牧之:“为什么三乘四等于十二，四乘三也是十二？”羊牧之随即回答说:“这是老师教的。”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说:“是老师教的，但我们也应该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瞿秋白在他上了小学高年级后，一些乞丐看到他就不停地叫他“少爷、少爷”。每逢这样的场合，他一面摸着袋子，把母亲平时给他的零用铜元放到乞丐手里，一面对着年长的乞讨者说:“你们就不要喊我‘少爷’了，我可不是‘少爷’！”

　　假日里，瞿秋白常常跟着母亲到常州近郊的江阴大岸村贤庄的外祖父和姑母的家里。一到那里，他就喜欢与农家的孩子交朋友、放水、戽水、割草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孩光着上身未穿衣服，他就脱下自己的白短褂子给人家穿上。又有一次，气候已经是很凉爽了，可与他一起玩耍的小孩光着背，他就又把自己的一件褂子脱下来送给了那个小孩。当他回到母亲身边就被问住了。金衡玉似乎不高兴地说:“你做这种事好是好，就是你的衣服也不多呀！”瞿秋白听了并不感到送褂子做错了，一时任性顶了一下母亲，他说:“不多！不多！我的衣服总比人家多么！”就为送褂子回嘴这件事，瞿秋白一直感到后悔。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数十年后曾对羊牧之说:“秋白很遗憾地对她说过:‘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有一次，瞿秋白在教了羊牧之的《泰西五十连轶事》课文后，两人就朝着东门外走，待走到太平寺时，只见一位年有半百的农民，衣衫褴褛，他的身旁立着一个要卖掉的小女孩，头上还插了一束稻草。瞿秋白看到后对羊牧之说:“看见这可怜的小姑娘，就好像是在出卖我的妹妹一样，心里真是难过，我们还是快走吧！”在离开时，瞿秋白又指着人群中的一个胖子对羊牧之说:“要是这个胖子也饿瘦了，天下可能就会变好了。”有一年将临中秋节的一天，羊牧之正好又到瞿秋白家，他看到瞿秋白在整理一堆衣服，说是马上要送到一家典当行卖掉。还说这是他母亲暂时不穿的一件绸袄和几件陪嫁时的旧衣服。羊牧之一听就随口说:“你去典了，到天一冷太夫人(指瞿秋白的母亲金衡玉)没有了棉袄怎么办？”瞿秋白听后无可奈何地说:“天下的冻饿人何止我母亲一人，顾一下眼前，到那时再说吧！”羊牧之记忆中有一年秋时的一天，他奉了母亲之命，拎了一篮芋头给瞿家送去。因为是午饭时间，就在秋白家里吃了饭。那天中午吃的是早上剩余的米粥。秋白边吃边对他说:“原以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切都会好的，特别是老百姓的日子能否过得好一点。可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好不了。”瞿秋白说着激动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碗，接着又说:“我们家总算还有点粥吃，乡下不知有多少穷人连粥都吃不上呢？”

　　1915年瞿秋白16岁，离高中毕业只有半年时间了，可他家已是典尽了书画、图章、古玩、衣饰、家具等，穷困潦倒，一贫如洗。由于无钱缴纳学费，瞿秋白只得辍学，其心情也因此变得压抑、孤寂。不久，经表姐夫的介绍，瞿秋白前往无锡南门外江溪桥杨氏义庄小学做了一名教师。

　　就是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五满城响爆竹的大雪纷飞之夜，金衡玉写好遗书，以白酒吞下两盒红磷火柴头自杀。瞿秋白获此噩耗，心急火燎地赶奔回家，号啕大哭。

　　瞿秋白在冠英两等小学堂读书时，假日里常常带着羊牧之到东门外的天宁林园里玩耍。有一天的傍晚，瞿秋白与羊牧之正在专心致志地捕捉昆虫和采摘树叶标本。这时，突然从远方飞来一只苍鹰，低旋后滑翔进入林间，抓了一只小鸟就向空中飞去。瞿秋白看到了这一幕，就对羊牧之说:“你看，刚才好好的光景就被这种‘强盗’破坏了，要是天地间没有这种‘强盗’就可以太平了。”就在冠英两等小学堂，瞿秋白听老师讲述了“十八人家村”的故事，说是有一批外族人打到常州，城外有个地方被烧杀后只剩了十八户人家。瞿秋白早就听说过这幕惨剧，一直铭记在心间，也能娴熟地讲述这则故事。

　　瞿秋白从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升入本科时，恰好与亦是常州人的张太雷同学。这个中学堂的屠姓校长是同盟会会员，平时不时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瞿秋白听了表示要练好身体参加革命，推翻清皇朝。他在操场上对张太雷说:“满清奴役了我们300年，我们吃尽了苦头。”说着他指了指脑袋后的那根辫子，表示对它异常厌恶。他接着对张太雷说:“这尾巴似的东西，非要把它剪掉不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的消息一传到常州，他真的激动地把自己的辫子剪了下来，连蹦带跳地跑到他的妈妈跟前说:“皇帝倒了，你看我把辫子也剪了。”

　　瞿秋白在中学读书时，他就开始了有兴趣地课外阅读，主要书籍有《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中国近世秘史》……他的书桌上、枕头边，总是堆放着一叠叠书籍。当他闻听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窃取后，在羊牧之面前一再流露了愤懑苦恼的心境。他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可以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期间，瞿秋白做了篇痛斥袁世凯为“国贼”的作文。国文教师看到这样“出格”的作文，大为不满，评语中写下了严厉的怒斥之辞。谁知瞿秋白不认为是错，反而在老师的评语上加了批语，认为老师评语评得不对。这下可惹祸了，国文老师一气之下，就拿了瞿秋白的作文本送到了学监处。还好，经校方研究后只是给了瞿秋白一个记过的处分。也是在袁世凯窃国的那一年的“双十节”，瞿秋白在他住地宗祠的侧门上，挂了一盏写着“国丧”两字的白灯笼。他的一个妹妹认为挂白灯笼不吉利，就把灯笼拿了下来。秋白看到后，不但责备妹妹不应该擅自将灯笼拿下来，还“追打”这个妹妹。他的妹妹遭到瞿秋白严厉的责问后，也就不再声响，看着瞿秋白重新把灯笼挂了起来。

　　瞿秋白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清明节，回到常州扫墓。他给羊牧之看了他所作的《哭母诗》，其中有一首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他对羊牧之说:“母亲自杀后，使我想得很多，我感到当今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贫富不均。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可见做事必须从‘均’字着手。”

　　在那个毫无生气的时代，也许就是从这个要铲平“贫富不均”的想法之中，走出了日后的革命者瞿秋白。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并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瞿秋白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以及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瞿秋白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 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 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述，主要是1931念12月5日和1932念6月20 日先后给鲁迅写的两封信中，后均收入作者的杂文，论论文集《乱弹》中。瞿秋白强调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翻译者必须非常重视，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瞿秋白赋予了翻译一定的政治功能，并且为了形成一个中国的本土语言，他把外国语言和词汇作为很重要的工具。他同时批判严复和赵景深的一些典型的观点(严复的“信、达、雅”，赵景深的“宁错而务顺”)。

　　瞿秋白认为翻译应该参与现代文化即“国际文化”在中国的大众化甚至于帮助破坏已有的统治的文化霸权，按瞿秋白所说，翻译者不但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革命观点与外国现代文学为 目的，还要帮助中国现代的普通话的形成，使现代社会的字眼与新的表现方法进入正在发展的“中国文”。 瞿秋白说，为了体现中国当时伟大的社会变化，即他所说的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 社会阶级等等，必须创造很多新的词语、字 根、概念。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变成“仓颉”：“一般地说起来，不但翻译，就 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 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