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

　　乔冠华（1913年～1983年），江苏省盐城市人，1929年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年仅16岁，毕业后赴日本、德国留学。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1946年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建国后任外交部部长等职。1971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1983年9月22日病逝。代表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1913年3月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1919年，父亲让他进私塾学习，老师就是叔父乔守清。1925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以后辗转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929年，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上清华那年他只有16岁，清华的四年是他后来一生道路的起点。

　　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放弃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从德国过境法国巴黎辗转于1938年乘坐法国游轮”霞飞号“回到香港，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通讯社”任社长。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

　　1941年春，应华侨胡文虎先生之邀，乔冠华和郑森禹联袂自港乘轮抵达新加坡。乔拟出任星岛《文汇报》主笔。未料到当时英华民政务司却拒绝乔一行入境。几经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时。《文汇报》同仁遂于是晚在南天酒楼欢宴乔冠华等人，郁达夫先生等出席作陪并合影留念。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1942年秋，乔冠华只身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主持“国际专栏”。担任《群众周刊》主编。在这期间，乔冠华首次见到周恩来，并与重庆市民医院外科主任、苏州籍医生李颢成知交。

　　1943年春，乔冠华巧遇从香港返渝的胡风，请胡风在《群众》写纪念鲁迅的文章《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

　　1943年夏天，乔冠华应龚澎之约会见外国记者，期间患急性腹膜炎，李颢冒着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风险，抢救了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乔冠华。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多次到医院看望他，龚澎则是天天来医院陪伴，并燃起爱情火花，两个人于1943年9月结婚。毛主席称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1944年秋天乔冠华与龚澎的第一孩子乔宗准出生。

　　1945年，重庆谈判《双十会谈纪要》发布后，乔冠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1946年，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并于胡乔木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结下深厚友谊。

　　1946年5月，乔冠华与龚澎夫妇常驻上海，负责外事工作和报刊工作，任《群众》杂志主编。

　　1946年10月19日，国共和谈破裂前夜，根据周恩来的决策，夫妇二人离沪前往香港，乔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48年，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的评论。

　　1948年元旦，送胡风离香港。

　　1949年9月，乔冠华从香港带队护送民主人士顺利到达北平。

　　1949年11月8日，参加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

　　1950年10月，乔冠华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

　　1951年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乔冠华作为主要助手，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

　　1954年 4月20日，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1954年4月24日抵达。

　　1954年11月，任外交部党组成员

　　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万隆会议结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1955年7月25日，出任“中美会谈指导小组”副组长，会谈小组成绩要回钱学森。

　　1955年10月30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

　　1958年3月9日，根据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召开“改进外事文稿写作”座谈会。

　　1961年10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随陈毅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十四国讨论老挝问题）。

　　1962年8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

　　1971年11月9日下午，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出席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在北京机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群众的送行。当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赴机场欢送。在机场送行的有驻京外交使节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送行。

　　1971年11月11日上午，代表团飞抵纽约，第二天乔冠华即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当时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还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

　　1971年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联合国大会议会厅就座。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团排头第一位的席位上。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二十三个提案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围着他，向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国外各大新闻机构对乔冠华代表中国首次在联大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乔冠华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乔的大笑”潇洒豪放成为中国外交自信的符号，当时被各国媒体称为“震慑议会大厦的玻璃。”

　　这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71年至1976年，乔冠华连续6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届“联大”，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

　　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1972年2月22日，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他两人逐句审查公报草案，首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72年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1972年11月24日下午，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基乔会谈已取得突破，这时周恩来进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到第五天凌晨两点，公报文本基本落实。后来，周将文本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后在王震的过问下，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

　　1966年，乔冠华与陈毅、姬鹏飞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打倒”对象。1973年经毛泽东点名，乔冠华恢复了工作。复出后的乔冠华和“四人帮”走得很近，1973年底，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不公正批判。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这件事情使乔冠华心里一直十分内疚自责。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中美联合公报》等。

　　1964.3～1974.1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4.11～1976.12年外交部部长等职。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时40分逝世，享年70岁。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持了乔冠华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1985年春节过后，章含之来到苏州，在好友李颢的陪同下，1985年清明节那天，章含之手捧乔冠华的骨灰盒，来到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岛东山藤湾湖沙村华侨公墓，使他魂归故里。

　　

　　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了婚，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龚澎家庭背景厚重。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安徽著名的革命者；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时，和蒋介石是同班同学。1942年龚镇洲去世，周恩来、董必武唁电致吊；蒋介石撰联“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来表示悼念；李济深主持追悼会并题写了碑文。龚澎的母亲徐文，懂英语，写一手好钢笔字，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龚澎的姐姐龚普生，是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澎的姐夫章汉夫，是共和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加上夫君外交部长乔冠华，可见龚姓姐俩在共和国外交部怎生了得？

　　龚澎不仅才貌双全，还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她在工作中平衡能力很强，很会处理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与国际友人的各种关系，还能把握住夫妻间同时在工作上、前途上和家庭中的关系。建国后，龚澎、乔冠华都在外交部任重要职务，国务院想先提拔龚澎为部长助理时，她谢绝了，并推荐了自己的丈夫。她甘居夫后、以维护丈夫形象就是维护自己的理念，维系着家庭中爱的成长，由此可见龚澎的女性心理细微之处。龚澎病重期间，几次想和夫君谈谈自己万一不测后，丈夫以后生活的选择。可乔冠华哽噎拒谈，却为以后的家庭不够和睦留下了遗憾。龚澎说乔冠华在政治上天真直率，果真龚澎辞世之后，走上辉煌之后的乔外长，磨难多多。

　　

　　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她的婚姻也注定为世人所关注。章含之与乔冠华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而这种婚姻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剧了故事的传奇性。

　　在与乔冠华结婚之前，章含之有一场失败的婚姻。这场失败的婚姻，在恋爱时却那样的动人：一个是初中的15岁的小姑娘，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相恋8年结合。按理来说，在那个时代，爱情基础相当牢固，但最后却劳燕分飞，并演变成今日还在纠缠的话题。

　　其实，现在再来纠缠双方谁对谁错毫无意义，从两人的性格和当时大的历史环境来看，即使都无过错，分手的结局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文革”前，章含之的夫君洪君彦少年得志，27岁成为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而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也一帆风顺，1964年更成为毛泽东的“老师”。这珠联璧合的一对，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的政治因素掺杂在内，怎么说也会白头偕老。“文革”风暴骤起，影响波及千万个家庭。作为被卷入这场风暴的每个人，性格即命运的取向就开始显露。

　　美貌聪慧的章含之，事实上有着极强的自主性格，而这种自主性格又打上了时代的政治烙印。15岁她可以自主选择爱情，上大学时自觉要求与她眼中的“旧时代”的养父时清界限。这种带有单纯冲动的革命价值取向的女子，当“文革”风暴来临，如何要求她来承担自己的夫君是“黑帮”的事实？

　　不过，章含之对离婚与否犹豫不定，是毛泽东的一席话帮助她下定了决心。毛泽东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其时，章含之与乔冠华已经情愫渐生，毛泽东的这番话，让章“解放了自‘己”，成就了她与乔冠华。

　　那一年，乔冠华60岁，身为部长。章含之38岁，身为处长。即使抛开名誉地位的差距不论，年龄上的差距足以让人侧目。章含之虽经过犹豫，还是坦然地接受了。可那还是一个政治是一切的时代，他们两人还是毛泽东都熟悉的人。关于毛泽东对两人婚姻的看法，有人曾给章含之传过一段令人饶有兴味的话：毛主席鼓励你、祝贺你解放自己，是希望你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你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翌年，毛泽东还没有忘记他的“章老师”，说“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

　　章含之放弃了当大使的机遇，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乔冠华身上。在度过了不愿回忆的1976年以后，她和乔冠华过上了平民的生活。史家胡同51号记录了两人心心相印的一切。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48岁的章含之一直沉浸在对乔冠华的怀念中不能自拔。又过了10年，她才从这种失落的情感中逐渐走出来，把他们之间演绎的故事写出来，为乔冠华，也为自己，解脱。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的女儿，1953年生人，1977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后任解放军262医院军医，20世纪80年代赴法国学习，90年代赴美国学习。现在国务院所属单位工作。著有《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便年年提出，不仅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要立即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但有美国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撑腰，这一提案整整讨论了10年而未通过。随着时间推移，天平逐渐向新中国倾斜，到了1970年春的第25届联大，新中国离联合国的大门只剩一步之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说：“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 ”在一份口述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他又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联合国）接纳（新中国）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至第26届联大时，从10月18日开始，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的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周。至24日辩论结束，约80个会员国代表发了言。发言的情况表明，支持“两阿提案”的和支持美、日提案的代表基本上旗鼓相当。为了拉赞成票，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国务卿罗杰斯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分别在联合国内外与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二百多次谈话。美国有些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两阿提案”，将削减美国给联合国的经费。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外交大事在1971年接踵而来。它们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重返联合国的历程充满艰难，但最后顺利通过。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则使得中国外交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这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一段时期，其间取得的成就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中国此后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本期阵眼

　　伊拉克代表说：“要是美国还是想给蒋介石保留一个席位的话，本人有一个建议，我们非常欢迎美国代表把他带来，让他坐在美国代表团席位中的一张椅子上。 ”

　　投票之后，时任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问布什：“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 ”

　　乔冠华被钦定为团长后，闭门谢客，一手端着茅台酒杯，一手奋笔疾书，写就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篇发言稿。 “最长的一天” 美国阻止中国入联的多个计划被一一挫败。

　　“1971年10月25日是最长的一天。”时任“中华民国代表团发言人”钱复回忆，从当天下午3时40分开始，到晚上10时，联合国会议大厅内进行了一场马拉松般漫长的较量。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在大会主席马利克的主持下进行表决。这位马来西亚外长明显偏向于新中国，他接受了一些会员国的要求，对所有的动议都采取公开唱名表决的办法，这使得以后几个回合的较量火药味更浓。

　　正式表决前几分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迪突然跳出来，提议推迟表决，这显然是在为美国争取时间。然而，大会否决了他的动议，美国在第一回合即受挫折。

　　接下来本应表决“两阿提案”了。因为“两阿提案”在前，美、日提案在后，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嘛。但美国硬要“加塞儿”，蛮横地要求先表决他们关于“驱逐国民党中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

　　要不要对“重要问题”提案进行表决？在这一轮投票中，美国取得了当天晚上唯一的胜利。然而，布什并没能高兴多久。在是否通过这一提案的唱票中，许多国家代表自发地为反对票高声叫好。最终，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一出，会场便沸腾了起来，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见此情景，“CHINA”席上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们一片混乱，“首席代表”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在“两阿提案”进行表决之前，便跑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代表团”不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任何议程。

　　美国仍不肯认输，最后一轮表决前，尼克松给布什打电话说：“我们要赢，我们要赢。”布什黑着脸跑上讲台，要求删掉提案中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内容。布什神情严肃地讲完，却引来台下代表的起哄和嘲笑，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在席位上敲打桌子，布什只好在一片“No！No！”声中尴尬地走下台。

　　伊拉克代表走上讲台说：“要是美国还是想给蒋介石保留一个席位的话，本人有一个建议，我们非常欢迎美国代表把他带来，让他坐在美国代表团席位中的一张椅子上。”辛辣的幽默引发了一阵笑声。马利克裁决，布什的提议不被接纳。至此，经过几轮较量，最后的投票结果已无悬念。

　　晚9时47分，表决牌上亮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才能说联合国真正开始了工作。 ” “明年还差不多” 基辛格当时正在北京访问，并未预料到联大会恢复中国席位。

　　关于这次惨遭驱逐，时任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其回忆录中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

　　投票之后，沈剑虹问布什：“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 ”布什反问“沈大使”：“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么？ ”

　　联大投票当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恰恰在北京访问，布什显然认为，基辛格不该挑那个时候去中国。过了相当时日，沈剑虹又问基辛格，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基辛格面无表情地说，没有地方出错，但是，布什应该把投票拖延到他从北京返回之后才进行。基辛格还说，如果这件事由他负责处理，他会找些理由，甚至借口发生鼠疫或其他大灾祸，把联合国大厦封锁一星期。

　　布什和基辛格互相指责，好像都想助台湾一臂之力。但在尼克松的回忆录中，却清清楚楚地写明，他有意让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在表决这一有争议问题时回国。

　　联大投票时，是北京时间26日上午，基辛格果然比原定时间晚一天启程回国。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表决结果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话别时，悄悄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叶剑英和副外长乔冠华，而对基辛格守口如瓶。毕竟，此时告诉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定会使其难堪，这不符合总理的处世之道。

　　乔冠华在送行路上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提案进行表决。 ”“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吧？ ”叶剑英和乔冠华哈哈大笑，基辛格却不解其中意味。他哪里想到，专机刚刚升上北京的天空，译电员便送来一份电稿，告知他联合国已接纳新中国，并驱逐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基辛格一愣，自我解嘲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 “今年不入联” 在并未得到台湾当局被“驱逐”的消息前，毛泽东称，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事情变化得的确太快，不但是基辛格，连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想到。

　　就在3个月以前，基辛格以尼克松特使身份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他主动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下去，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为此，周恩来决定，不与基辛格谈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里，更加详细地描写了投票前，中央对入联问题的判断。

　　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再次到达北京。当晚9时许，毛主席约见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以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主席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叶帅答：大概他认为美国的提案稳操胜券。

　　主席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章文晋答：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如果不出现弃权票，过半数就是66票。

　　主席问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我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

　　主席说：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2/3的赞成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主席又问：联合国哪天表决？章文晋说：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主席问：基辛格哪天走？总理说：10月25号上午。

　　主席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毛泽东料事如神，尼克松暗设机关，但他们都没有想到，11月1日，联合国总部自北边数第23根旗杆，降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换上了五星红旗。去还是不去？ “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

　　1971年10月26日，基辛格刚走，周恩来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台湾国民党当局被驱逐后，联大席位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

　　按说，新中国为这一权利争取了22年，现在正应该去联合国扬眉吐气，但也有人担心，去联合国与美苏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时机是否还不成熟，建议给联合国秘书长回电，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恢复了席位，但目前中国决定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会议正开着，忽然得到消息，毛泽东要周恩来等人去其住处。

　　周恩来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

　　“那倒不必喽，马上就组团去。 ”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相反的意见：“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

　　接着，毛泽东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

　　毛泽东说，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乔冠华被毛泽东钦定为团长后，闭门谢客，一手端着茅台酒杯，一手奋笔疾书，写就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篇发言稿。乔的大笑 “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

　　11月15日，当风度翩翩的乔冠华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立刻成了第26届联大的焦点。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团团围住，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满面春风的乔冠华仰头大笑，他那自豪的、酣畅的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片刻后，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乔的大笑，被在场的摄影记者抓拍了下来，后来一举摘得普利策奖。

　　乔冠华这种灵活、坦诚的外交姿态，使得刚到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立即获得舆论界的高度评价。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致辞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共有57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登台发言致辞欢迎，用时近6个小时。

　　智利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2758号决议“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

　　欢迎仪式之后，是乔冠华的发言。

　　对于布什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乔冠华在联大发言中谴责了美国，他并不感到诧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乔冠华用同样长的时间把苏联也大骂一通。

　　作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亲历者，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

　　

　　毛主席： “乔冠华的文章可以顶得上几个坦克师。”

　　惠特曼说：“他是一个和蔼、友好的人，我来了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皱眉头。”

　　茅盾：“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半是金仲华、张铁生和张友渔)。

　　徐迟：“他是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人物，岂仅是一般的新闻记者、社论记者，他实在、终究将是这个世界的新闻人物、政治风云里的凤毛麟角，山鹰中之山鹰。”

　　“老乔以俊逸的文笔，写出透彻的见识，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我感到他的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

　　美国国务院：把“于兆力”(乔冠华笔名）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

　　冯亦代：“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亮起来。“；

　　“秉情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时势使然，可悲也夫！”诚然，可悲也夫！

　　基辛格：“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胡风：“在我的印象上，他是一个恃才傲物，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乔木：“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痛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诀别，实深憾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