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威

　　1920年，张克威于吉林一师毕业，好友马格里建议他去美国留学。当时，他父亲无力承担留学费用，张克威在姨娘家筹借500块银元，只身乘船去美国，美国移民局以有传染病嫌疑为借口，关押他33天拘留所，银元被敲诈所剩无几。张克威边打工边复习功课，连固定住处都没有。半年后，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靠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四年功课。1924年张克威得到吉林官费留学助学金，才入大学研究院学习，后转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一年畜产制造专业。张克威结束6年学习生活后，到美国五大畜产品制造公司之一的阿木尔公司当练习生，10个月后正式分配工作，先后任领工员和技师。

　　1926年以后，他弟弟张玉玢(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常写信鼓励他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关心苏俄革命的事情。读马列著作，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贫民和美国的工人都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若救中国靠科学兴农强国之路走不通，丢弃了农业教国的幻想。从此，他同情美国工人，经常参加工人的罢工活动，和他们一起散发传单，得到美国工人的认同。1927年末，张克威从家里来信中得知弟弟因参加革命话动被捕，出狱后又到外地学习，家中生活困难，因此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他在美国任技师的薪金相当丰厚，除自用外，给吉林家中寄些，还资助在美国自费留学的中国穷学生。张克威在美国大学当助教的时候，与工人家庭出身，也是半工半读学生爱林诺相爱。这位美国姑娘愿终生随他到海角天涯，1930年结为秦晋之好。

　　1931年2月，张克威携妻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经朋友引荐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农业试验场任场长。当时，他弟弟张玉玢从苏联学习回来，把家迁到哈尔滨，在中东铁路沿线做秘密情报和交通工作。张克威在弟弟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政治救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克威把自身系于国家的生死存亡，奔走于北满上层爱国人士之间，鼓动武装抗日。他与抗日英雄赵尚志一起收编一些土匪队伍，共同御敌。国联调查团到哈尔滨后，张克威冒着风险参加接待工作，转交了各界人士、团体的抗日文件和上诉书。

　　1934年初，东北各路抗日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相继失败，张克威在哈尔滨站不住脚，携妻子进关到了北平，先后在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授。

　　1935年，经同乡朋友引荐，张克威到宋哲元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农业专门委员，以此为掩护参与东北同乡李向之、赵濯华等组织的“东北人民抗敌会”为委员。

　　1936年9月1日，张克威由李向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为“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同苏梅、于毅夫、张文海、李向之、肖丹峰、赵濯华等一起，组织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克威受组织派遣，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他以留美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与石友三(吉林省)同乡关系，取得石友三的信任。同年11月，石友三派遣张克威到武汉后方招募爱国青年，成立学兵队，张克威任总队长，随石部做宣传，鼓舞部队士气。当时，中共华北局已往石友三部队派遣一批党员干部，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在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推动下，石友三逐渐有些抗战诚意。

　　10月，直南地区刘大风等共产党人在南乐县通过中共党员李清阳、南乐驻军181师学兵队长张克威(中 共党员)和教官袁也烈，争取到“181师抗日游击队”番号，张任队长、刘任副队长，组建队 伍50余人，后驻清丰古城集。

　　1938年初，张克威领受党和石友三的双重使命，秘密去延安，一面向党中央汇报在石部的工作情况，一面代表石友三向中央要干部。张克威途经河南过黄河时，遭遇敌机轰炸受伤。2月中旬，他抵达西安时，伤口感染化脓。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请来白求恩大夫给予手术治疗，很快痊愈，于月底到达延安。张克威在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极大鼓舞。3月上旬，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张克威。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设宴招待张克威，听他的工作汇报。他在延安休息几天，经毛主席同意，中组部从抗大、陕北公学抽调17名学员，由张克威带领回到冀南石友三部队做政治工作。这次张克威还带来毛主席给石友三的亲笔信，既稳定了他合作抗战的情绪，鼓舞部队的士气，又扩大了我党统战政策的影响。

　　1938年6月，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兵团，蒋介石委任他为军团长。中共党员张友渔任军团政治部长，匡亚明任副部长。张克威在政治部的领导下做民运工作。这时，石友三部移防鲁中，粮食给养遇到很大困难。军团政治部向莱芜等4个县派了县长，换掉了地方军阀秦启荣的班底，重建县政府。张克威以知名爱国人士身份被派到新泰县当县长。中共第十军团工作委员会把他的组织关系秘密转到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给新泰县委书记董琰写了介绍信。山东省委为保护、支持新泰县政府工作，从蒙阴县独立营调来两个连，成立新泰县大队，张克威兼任县大队长。张克威在新泰县工作深入群众，平易近人，同县委配合融洽，很快打开局面，由开始仅1个区的范围，扩展为4个区，抗日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支持抗战都很有成效。同年9月，日寇占据新泰县政府驻地龙廷镇。时值蒋介石以“保卫大武汉”名义，调十军团南下。张克威奉命撤回政治部，离开新泰县。

　　1939年3月，石友三公开与我党、我军闹摩擦， 中共北方局指示，在石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体撤离，回根据地。张克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议室任高级参议，后派任驻冀南军区代表。

　　1940年7月，张克威被调到一二九师政治部任生产部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他又兼任农林局长和农林专科学校校长。生产部和农林局常驻山西黎城县南委泉。

　　南委泉是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那里的大人、小孩都认识张克威，亲切的称他“张部长”。他当官没有官架子，留洋知识分子没有洋派头，同谁都能谈得来，太行山老区人民记忆最深刻的是张克威引种、推广美国金皇后玉米良种。1943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大面积种植金皇后玉米，太行山区取得空前大丰收。同时，他还主持培育169号小麦良种，推广种植后，比当地小麦增产1-2成。张克威还在南委泉开辟苗圃，培育树苗，在荒山上植树造林。他参与边区政府组织河北、河南等地敌占区难民，治理漳河，修坝筑堤，变水害为水利。因此，张克威被边区政府评选为劳动模范，参加了1944年夏季，由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联合召开的群英会，受到邓小平政委的赞誉和嘉奖。生产部在南委泉办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张克成领导生产部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开办合作社、商店、饭馆和磨坊等，既方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又为部队创收，积累资金。张克威通过国际友人购买几头荷兰奶牛，专人饲养，挤奶，除供给部队休养员食用外，还能分给当地缺奶水的婴儿食用。他领导种植的菜园子，各种蔬菜俱全，西红柿也是他最先引种到南委泉的。后来，家家种植，成为山区的主要蔬菜品种。由于生产部的工作搞得好，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在南委泉开办干部休养所。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的许多首长，都在南委泉休养过。他们每天都能吃到新烤的面包、新鲜的牛奶和蔬菜。一次，美国一架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飞机，在璐城县境失事，五六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被当地群众救起，师政治部派张克威把美国人接到南委泉，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安排饮食。这些美国兵在远离大城市的南委泉，能吃到牛奶、面包和西式菜点，非常惊奇，都伸大拇指称赞张克威。

　　1945年东北光复后，中共中央抽调大批干部赴东北开辟工作。9月上旬，中央任命张克威为东北干部总队副总队长(周桓为总队长兼政委)，9月底，周桓，张克威率领干部总队共800多人，从河北涉县出发，徒步跨越河北省，经山海关于11月到达沈阳。东北局派张克威到长春，任长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1945年12月27日，中共吉林省工委，在永吉县岔路河镇召开全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省政府委员，成立吉林省政府。会上，张克威当选为省政府委员。1946年1月下旬，张克威被任命为实业厅厅长。实业厅既管农、林、牧业，又管工矿企业、工程建筑、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业。还管理工商行政事务，是个综合性的职能部门。当时百业待举，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极少，城市又在苏军的占领下。在这种情况下，张克威只能从农村工作入手。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金家黄旗堡屯，调查全屯420户农民，1000口人的土地占有、阶级成分、受教育程度，对共产党的认识等情况，并根据多数佃农的要求，将屯中3个最坏的地痞流氓扣了起来，为民除害。

　　1946年4月，省政府从磐石迁到吉林市，实业厅改为建设厅，张克威仍任厅长。为了恢复工作，张克威请示省委同意，吸收留用伪省府的技术干部参加建设厅工作，包括几名日本技术人员。5月下旬，因形势变化，省政府撤到延吉，建设厅的工作又中断一段时间。延边地处吉林省东部边陲，日伪时期农、林业和矿业资源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掠夺性生产开发。东北光复前后，工矿企业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工厂、矿山停产，机器设备残缺不全的情况下，难于恢复生产。张克威一方面组织干部到后方哈尔滨等地采购、收集工农业生产所需的设备、机器、部件等物资，一方面起草文件、报告，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各县(市)发信函、通知，要求回收工厂、矿山散失的机器、零件和电器设备等。特别是为了自卫战争，扩大军工生产，通知要求各县(市)，收集生、熟铜、铁和各种金属材料，用以制造修理枪炮、弹药，满足前方作战部队的需要。

　　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胜利结束后，东满形势好转，吉林军区所属部队在吉南、吉北地区开始局部反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张克威领导建设厅开始全面抓工、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在农、林业方面，发放贷款，奖励春耕，保护森林及原木搬运等，制订许多鼓励政策和措施。在工业方面，张克威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开山屯、石砚造纸厂蹲点，总结生产管理经验。他还到老头沟煤矿、蛟河煤矿、蛟河发电厂和夹皮沟金矿等工矿企业去检查生产情况。为东满根据地建设，在生产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8年3月，吉林解放前夕，国民党六十军撤退时破坏了丰满水电站，造成全线停电。吉林刚收复，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即派张克威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赶赴丰满抢修。当时张克威已接到东北局调他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命令。为了抢修水电站，尽快恢复送电，他暂时没去哈尔滨报到，同技术人员和工人昼夜奋战。开始东北局、东北军区和省委领导同志，不知丰满水电站损坏的程度，曾担心大坝遭破坏严重，将危及松花江中下游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张克威检查后认为敌军破坏的不是关键部位和关键设备，于3月12日电告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丰满水电站“并无危险性”，且“很快即可修复”。他们连续工作8昼夜，修好了被破坏的设备，于3月18日恢复发电，保障了东北解放区工矿企业生产用电。张克威在吉林省建设厅长的岗位上，领导完成最后一项重大工程修复任务，欣慰地辞别了养育他的吉林大地和家乡人民。

　　1948年4月，张克威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经委任农林处长，领导了开垦北大荒的工作，他负责组建了通北机械农场，萨尔图种畜场和鹤岗机械农场。同年11月，沈阳解放。张克威奉命接收沈阳地区全部国营农林企业，录用了一批原有的科技人才，很快恢复了生产和科研工作。

　　1949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成立，张克威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分管国营农场、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以及畜牧兽医等项领导工作。作为农业专家，张克威深切感到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若促进农业发展进步，改善落后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必须培养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因此，从1948年张克威到沈阳接收国营农场起就先后三次筹建沈阳农学院，并兼院长，致力于农业教育事业。

　　1952年底，中央决定撤销东北人民政府建制，东北局派张克威负责沈阳农学院的领导工作，后经国务院任命为院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地培养现代农业科技人才。

　　张克威在沈阳农学院任职20多年，从始至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从院址的选定、学校的建设和布局、科系设置、畜牧场的管理、植物园的开辟，以及师生生活等等，每一项都浸透着他的心血。

　　张克威一生孜孜不倦，刻意追求，博学多才。他精通英语、日语，还掌握法、德、西班牙等语种。他特别珍惜各方面的人才，常说：“师者不佳，才子难溢”。沈农建院伊始，他即广泛地罗致专家、教授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建立起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52年沈农有学生658人，教师88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6人，讲师11人。讲师以上的教师38人，占师资总数的42%。张克威同这些教授、教师的关系密切，感情融洽，建立起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

　　早就有增设畜牧兽医系的打算。在设畜牧专业之前，他就逐渐调入一批畜牧兽医师资，不断增建设施，建起了供教学和科研用的饲养楼和养猪、养马及养禽场。1953年，张克威把铁岭种畜场准备淘汰的16头苏联白种猪要来，放在学院饲养观察。他对专家确诊这种猪患有布氏杆菌，没有繁殖推广价值的结论持有怀疑态度。经张克威和姜绍渭老师同沈阳医学院协作研究，至1957年终于找出苏联白猪的病因，确诊为日本乙型脑炎，并对症治疗，保护了苏白优良猪种，否定了原来的结论。在这一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张克威又参与用苏联白猪与本地黑猪杂交选育成功“沈阳花猪”优良型猪种，在辽宁乃至全国推广。1958年，沈阳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系，张克威兼任主任，并且讲畜牧学课程，带出一批较高水平的畜牧兽医师资。

　　1956年春，沈阳农学院受林业部委托，增设林学系。张克威到林业部协商调来该部副总工程师韩麟凤教授任林学系主任。1962年，张克威将新建的农业水利专业、农业机械化专业和农业电气化专业合并，组建农业工程系，张季高教授为系主任。3个专业由系里统一组织教学和科研，有利于管理、设备和先进的图书资料，以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耐心说服行政、财务管理干部，处处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省行政经费，尽可能多挤出些钱来购买仪器，订购图书、期刊。在他的苦心经营下，1962年沈农各种实验室共有精密仪器4000多件，其中显微镜434台，可供8个专业(班级)同时上实验课使用。订购中外文图书资料328000册。当时有人认为购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是崇洋媚外的表现。张克威说，自然科学没有国界，它没有打上阶级的烙印，谁掌握它就能为谁服务、造福。因此，他亲自批准从西方国家订购大量图书和期刊，对了解国外农业教育、科研信息、理论成果，为本院教学、科研应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10月，张克威主持了沈阳农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活动。10年间，沈农已建成农学、植保、土化、园艺、林学、畜牧兽医、农经、农业工程等8个系， 12个专业，成为一所完整、多科、综合性的农业高等学府，为国家输送3177名毕业生，同时在科研上也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

　　此后，又经过4年的努力，到“文革”之前，学院规模又有了发展，进一步改善了教学科研条件。他亲自跑科研机关请求拨款，支持吴友三教授建立植物免疫育种低温温室。1964年他批准修建了全省最大的水利馆，包括农田水利实验室，水电站与抽水机实验室，和水工实验室。1965，他又支持筹款建起了游泳池。这期间沈农在选拔培养中青年教师方面，又取得新的成就。1966年全院的正、副教授增加到28名、讲师108名，还有一大批年青有为的助教，形成了一个相当雄厚的梯级师资队伍。这4年沈农为国家培养输送的毕业生、研究生比前10年增加一倍多。还为前苏联、朝鲜、越南、前东德、蒙古等国家培养了一批留学生。这些成就是和张克威分不开的。沈农的教师称颂张克威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农业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1957年起，张克威在党内兼任党委统战部长，1961年经上级党委批准，又兼任党委书记。他一向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他对老教授、老专家总是以礼相待，知人善用；对中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因此，沈农形成了“敬老尊贤道德好，爱少惜才风尚新”的良好风气。当时由于传统势力影响，许多学生不安心专业，认为学农低人一等。张克威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典礼都用生动的事例讲解“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的伟大意义，而且现身说法，以自己学农、爱农、务农，为农业教育事业干一辈子的决心，帮助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为祖国农业建设学好农业科学知识的远大理想。张克威关心爱护学生，经常到学生食堂征求学生对伙食的意见。球场上他是热心观众，有时还下场同学生一起踢足球。因此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个时期正是“左”的思潮盛行的时候，张克威不怕风险，敢于挺身保护“犯错误”的高级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斗争中，张克威从办教育需要人才的角度，以院长的身份尽量保护一些教授“过关”。他还把上级点名批判的一位教授请到家中，做思想工作，进行疏导安慰，让他正确对待运动。

　　不怕担风险还表现在敢于用人。反右结束后，张克威把定为“极右分子”的蚕业专家、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世界经济学家和外语专家调入本院，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他们的专长。沈阳农学院的教授们一致赞誉说：“张院长可敬可亲，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张克威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刚直不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也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从来不随风倒。早在1939年石友三投靠蒋介石反共以后，张克威回到八路军总部，曾向一二九师负责同志汇报说：“石友三是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又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极端利已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态度明确，旗帜鲜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习苏联一边倒的时候，张克威仍赞成摩尔根的学术观点，在沈农成立遗传学会，自任会长，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扣帽子，贴政治标签，以势压人。沈阳农学院坚持讲授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这在全国高等农科院校是不多见的。

　　1958年，全国一度出现违反客观规律，大搞浮夸“放卫星”的做法，张克威都十分厌恶，坚决反对。他对“亩产万斤稻”、“大树结棉花”、“一只鸡日产三个蛋”的说法，都直言不讳的加以否定，斥之为“不实在，吹牛皮”，告诫师生不要信那一套。这年秋季，张克威到外地开会回来，看到学院农场地里插遍红旗，许多人在深翻地。他没有回家，径直走到地里制止说：“把熟土翻到底下，生土压在上面，明年我们怎么种地!”有人说是上面布置的，还规定了深翻指标。他说，我们是农科院校，违背科学的事不能干，“出了问题我负责”。虽然后来他受到不公平的批判，指责他“右倾”，但是他为坚持科学真理受到一时误解，至终不悔。因此，张克威的高尚品德赢得了院内外广大师生和干部的敬佩。

　　张克威除了全面负责沈阳农学院的党政领导工作外，还先后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省分院院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农学会理事长，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会长，沈阳市科协主席等社会职务。他热心参与这些社团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张克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农业教育家，畜牧专家，一生都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富强，而孜孜不倦地学习、拼搏、奋斗。然而在动乱年代却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和严重摧残，被扣上“漏网大右派”、“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要威”、“美帝狗奴才”等10余种政治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辽宁日报》、《沈阳日报》、《沈农院刊》都发表长篇文章和社论，点名对张克威“进行彻底批判”、“斗倒斗臭”。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对真理的信念，对党、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他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纠正这些错误的做法，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他坚定地说：“我不是走资派，张克威打不倒!”

　　1968年“清队”、“整党”期间，又把1965年6月捏造的所谓沈农有“资产阶级大家庭”、“贝多芬俱乐部”这一纯属假案翻腾出来，诬蔑张克威是这个“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家长”，对他不予“党员登记”。对此，他想不通，罢官、夺权可以，不准过党的组织生活，他十分痛苦。张克威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了，他每天拄着手杖，拖着病弱的身驱在学院里转，看着自己用半生心血建立起的校园，期待着恢复工作的机会，再尽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他经常爬山越岭，到猪舍去观察，同工人谈心，了解饲养情况，关心猪场的发展。

　　1974年3月3日，张克威因患原发性肝癌，不幸含冤逝世，终年73年岁。遗憾的是张克威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即先走了，连党员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这位好党员、老干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清明上河图》从伪皇宫中流失到民间。多年以后，这幅画被杨仁恺从东北银行的仓库里翻找出来，并鉴定为真品，但它是怎么进入东北银行仓库的，却一直是个谜。近日，记者在沈阳农业大学采访，了解沈阳农业大学的主要创始人、首任校长张克威的情况时，听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从而也解开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之谜。

　　记者见到了张克威的夫人金棐老人。张克威已经去世，金棐老人也已经近80岁。金棐老人告诉记者，那是1945年11—12月的事，当时张克威任长春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通过地方干部搜集到《清明上河图》等宋元古画十余幅。张克威知道这些画的重要，细心地把这些书画珍品保存起来。1946年春夏之交，东北内战全面爆发。从吉林撤退之前，张克威特意把这些画秘藏在老同学张宪武家。1948年春，东北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克威到东北行政委员会上任，便从张宪武家把所藏名画取出，全部上交给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同志。林枫对此很重视，立即找来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人进行鉴定。后来，东北文管会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因为当时还比较混乱，书画便放到了较为安全的东北银行暂存。

　　当时东北文物保管处的处长是王修。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林枫》一书中，有王修的回忆文章《关心东北文物工作》，其中对张克威收藏并献出《清明上河图》等宋元名画的经过有详细记载，所述经过与金棐老人的讲述完全相同。这样，《清明上河图》从伪皇宫中流失到被杨仁恺发现的这一段经过就很清楚了。另据介绍，与《清明上河图》一起交给文管会保管的另十几幅画是乾隆《石渠宝笈》所藏的部分历代名画，也都是绝世珍品，只是因为近年来《清明上河图》太过耀眼，才完全被遮掩住了。

　　金棐老人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健朗，思路清晰。她告诉记者，日军投降的时候，张克威非常关心伪皇宫中文物的去向，曾经亲自到皇宫里去看，但里面一片狼藉，满地都是被损坏抛弃的文物。张克威看了很难过，回来后非常感慨，并马上交代下属四处搜集。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金棐老人却记得很清楚，她说：“在那个年代，工作上的事，张克威回家来基本不说，后来他拿到了《清明上河图》，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决定把《清明上河图》交给组织，他才和我提起。”

　　关于张克威与《清明上河图》的这段因缘，虽然已时过六十年，但金棐女士记忆犹新，沈农的一些老先生也清楚地知道。老教授刘斌专门研究这件事，说起来如数家珍。沈阳农学院党委和宣传部也特别重视老院长当年献出《清明上河图》的事迹，并形成专门文件，送有关部门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