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

　　1898年1月10日，张友渔生于山西灵石县，民国7年（1918），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被选为校学生会会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创办《共鸣》刊物，还为多种报刊撰稿，抨击封建思想，宣传爱国主义。民国12年（1923），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同时担任太原《并州新报》、北京《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和汉口《中山日报》等多家报刊的驻京记者或特约撰稿人。

　　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事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民国晚报》《大同晚报》的总主笔。抗战期间，任北平《时事新报》、香港《华商报》总主笔，《新华日报》社论委员和代理总编辑、社长。

　　1939年春到重庆，以左翼文化人的身份进行民主宪政工作。

　　1943年，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9月，代理《新华日报》总编辑。

　　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

　　1946年5月，任新成立的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

　　1992年2月26日，中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受党派遣，1930、1932和1934年曾三次东渡日本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

　　回国前后，先后担任过天津汉文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并任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讲授宪法学、劳动法学、新闻学和日本问题。在此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创办《世界论坛》杂志和《时代文化》杂志（后改名《文化动向》）。

　　七七事变后，离北平去济南、开封等地，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

　　1939年春去重庆，作为中国救国会领导人之一从事民主宪政运动。

　　1941年春，去香港，任《华商报》总主笔。

　　1943年在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国共谈判。

　　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长。

　　1947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

　　1948年4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2年，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1982年宪法的起草工作。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了中国多项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

　　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采取盲动主义，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共青团员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捕。上级党组织指示，尽一切努力营救这些同志出狱。担任此项工作的就是张友渔同志。

　　张友渔当时任市政府秘书处外设第三科科长，负责宣传、社会、文教和社会团体工作。

　　接受任务后，张友渔决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崔廷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任张友渔负责筹办。

　　“临时自新院”很快就筹备就绪了，院址选在海河金汤桥附近奥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都被移送到这里。“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俩人住一屋，各睡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书、会计、事务等几个非国民党员的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

　　此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阎锡山被迫放弃北平和天津。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这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

　　张友渔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别人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

　　这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

　　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

　　撤销“临时自新院”虽然是个妙计，可也是一步险棋。它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和奉系的矛盾。张友渔同志很清楚，奉军进津，国民党市党部必然马上恢复，他们对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件事一定会追查，于是便隐蔽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

　　果然，蒋派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后，宣传部长刘不同得知“临时自新院”撤销，政治犯全部释放了，便查找张友渔的下落，要缉捕他。党组织及时获取了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了张。等到刘不同查到了张友渔的住处，他已经远赴日本了。
 

　　著有《中国宪政论》《五五宪草批判》《中国如何实行宪政》《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以及《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张友渔著作精华录》等。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编委会委员、法学分科编委主任。
 

　　1954年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时，我对张友渔的印象并不深。直到1980年参加八二年宪法修改时，我与张老接触逐渐多了。

　　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是秘书长，张老是副秘书长，同时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胡绳、吴冷西、王汉斌、邢亦民……

　　我对张老的印象是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起初，秘书处大概一个礼拜开两次碰头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小天津厅。后来，胡乔木因身体不好，就委托张老主持秘书处的会议。张老总是非常认真负责。那时我还有一个感觉，张老的心眼儿特别好，对年轻人十分照顾。我当时年纪比较轻，学校条件不是特别好，到大会堂开会都是坐公交车去的。每次在大会堂开完会以后，我总是请求张老的车能顺路带我一段。张老住在木樨地，我搭车到木樨地后再坐公交车回到人民大学。记得有一次，他知道我还要到动物园换车，就叫司机再往前开，把我送到动物园，这样我就不用换车了。他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让我很感动。

　　1981年，我们在玉泉山集中工作，住在9号楼，这样我和张老的接触就更多了。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我们第一步是研究框架，大家一起一条一条地凑。那时，张老本人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除了宪法起草这一摊工作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他当时是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法制委员会有好多文件，他要阅读、批示。

　　张老能够“一心多用”，能一边开会一边批文件，而且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都知道他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工作是做不完的。

　　起草宪法是从1980年9月开始的，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才结束。这一段时间，我跟张老共事，得到他的很多教导。我本身是搞宪法专业的，因为他老人家经历的事情很多，所以我总有很多问题请教他，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他是我的良师。

　　我们秘书处在一起商量条文的起草，是一项集体的工作。我们都是张老的晚辈，每天吃完午饭后，张老让我们在床上休息一下，可是他从不睡觉。他坐在桌子边上继续批改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我们睡醒。当时张老年事已高，有80多岁了，可他的精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充沛。张老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该休息休息，我在你们睡觉的时候做些事。

　　宪法草案公布后有一段宣传讲解的过程，好多报纸请张老写文章，不少单位请张老作报告。张老特别重视宣传宪法草案，一般来说他是不推辞，有求必应的。有一次，他实在忙不过来，有些文章就让我帮他起草。他把思想跟我交代得很清楚，这样我下笔的时候就非常得顺利。老人家特别认真，文章发表以后，还要分给我一部分稿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跟他相处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导，对我后来从事宪法的教学和研究，帮助非常大。

　　1985年9月，我又与张老一起参加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记得第一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大会，邓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邓小平一到会场就冲着张老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张友渔说：“我今年八十六岁半。”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底气特别足。当时邓小平并没有说什么，我想邓小平当时也许在考虑老同志怎么安排这个问题。其实，从张老的说话和动作上看，他仍显得十分年轻，与他的高龄并不相符。香港基本法我们就起草了5个年头，如此高龄的张老一直精力非常充沛地工作着。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在北京，要去广州、深圳，还得去香港……张老始终与大家一起来回奔波。在那段时间里，张老不光是专职搞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当时还有法学会会长和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工作。据我所知，当时一个人兼两个全国性学会会长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

　　张老在1992年94岁高龄时离开了我们，至今我经常怀念他。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他的博学，以至他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