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

　　1902年，翁文灏13岁时通过乡试中秀才。后来到上海读书，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习外文，后到欧洲留学，专攻地质学。

　　1912年，在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Louvain）获地质学博士。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

　　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在搞地质研究的同时，也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翁先生任该所所长，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

　　翁文灏同时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

　　1932年，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所延揽，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对我国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如对甘肃油矿局，天府、南桐等煤矿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灏任焦作中福煤矿整理专员，并兼任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对当时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多有关怀。

　　1949年3月，翁文灏博士任台北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1935年12月，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34年，翁文灏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

　　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

　　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初蒋介石下野，翁于2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并出国至法国。

　　1949年春，翁文灏先生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

　　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

　　1954年后，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

　　曾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同时，他仍专注于祖国的地质事业。他对地质学造诣很深，对著名的大陆漂移说和燕山造山运动的阐述与发展贡献卓著，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奠定了基础。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12）；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1914）；是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1919）；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1919，着8色）；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肃地震考》等）；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1916，与丁文江共同创办）；同时，翁文灏还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1926）；是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岩和金属矿床的区域成矿理论的首创者。特别应该提及的是，翁文灏还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评。中国近世文人学者多多少少都与政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翁文灏虽然也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和丁文江等这批朋友不同，他不仅有浓厚的专业关怀，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学救国的。职是之故，翁文灏先后两次婉拒了国民政府的征召。

　　这样一个对做官没有兴趣相信科学救国的书生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发不可收，在一个被世人目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内阁中挂了头牌。尽管他在这个政府中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但在一个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书生的入局总给人“跳火坑”的感觉。作为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回首前尘，也大概会体会出几分宿命的意味吧？

　　翁氏归国后，在幽居岁月里留下过大量文字，除一纸悔罪书，政协委员本分内应上的议案这些台面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窃以为，其中最值得今人关注和玩味的还是这些旧体诗词。尽管这本诗集不过是一选本，但作者的书生面目和复杂心绪仍灼然可见。1951年6月，悔罪书写完后，他以诗作跋，“平生自问尚无羞，只惜忠诚少计谋。仁义知难追宋瑞，贤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鹤立官僚浊，拙朴心非利禄求。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首句“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而结末一联又分明透出一个前政权的高官——哪怕仅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里以书生自许——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的疑虑。等到这年七月，官方仍无正式结论，“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诗三首”，其中唱道“故国得归终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时显然已有“历历前尘吾倦说”（俞平伯诗）之感，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前尘旧事总如怨鬼缠身，哪里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灏回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基本处于幽居、无所事事的状态，曾用一首七律《栖息》概其遭际，首联赫然是：“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余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让人生无限感慨。

　　翁文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氏本是一粹然学者，时乎运乎，却一度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