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教，为国内培养了一批一流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亨等。吴宓还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20日生，陕西泾阳人。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1907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受关学熏陶，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
吴宓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吴宓日记
《吴宓日记》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际遇和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记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珍贵记录。
《吴宓日记》共十册，收录了吴宓1910年至1948年所写的日记，199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吴宓的日记每一篇都是很好的散文，或者简洁明了，或者雍容大度，或者深刻尖锐，并伴有种种言之不尽、诉之不完的情趣充溢其间。即使今天读到这些文字，我们仍然能够充分感受到整个时代的大气候和大环境，以及一个学者在这种处境中超然的品格和深邃的智识。
吴宓与陈寅恪
文史大师陈寅恪与著名学者吴宓的学术活动及友谊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本书以吴宓的日记、遗稿为依据，忠实记述了二人从哈佛同窗、清华共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鸿雁往还，长达五十年的深厚情谊。书中披露了陈寅属与吴宓大量鲜为人知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活动，其中一些诗词唱和也是初次发表。全书资料丰富翔实，文风清新朴素，对于二十世纪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书末附有徐葆耕教授的阐释性论文《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
作者吴学昭，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曾任《中国儿童》主编；《中国少年报》副秘书长，负责编辑事物；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的女儿。
吴宓与毛彦文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民国时期文化、学术名人吴宓先生,在他身前身后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学术业绩,而是他和毛彦文之间马拉松似的恋情.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有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还有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尤其此清华大学女生K，曾频频出现在吴宓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是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说，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吴宓当时发表在书刊上的一些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心有所动，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看看究竟。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也就在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原来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闺中密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陈心一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闺中密友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毅然抗婚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同学清华期间，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由读其信而慕其人，虽未谋面而情愫已生。只是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欣然前往，将调查的情况如实相告：“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大方、美丽，又会英文又会吟诗，又擅交际，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与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怦然心动，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对这门亲事似乎也没有太大意见，在陈父的安排下，两人连续两日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无济于事，朱、毛两人最终还是解除了婚约。
然而吴宓却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炽热爱意，但遭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毫不气馁，大有愈挫愈勇之势。为了追求毛彦文，最后竟不惜抛妇别稚，和已育有三女的发妻陈心一离婚。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继续展开猛烈的爱情攻势-----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但吴宓毕竟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思想和旧道德纠缠一身，使他进退失据----当二人终于可以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他犹豫了----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 毛彦文如期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吴宓在日记中有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仍然一直在期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吴宓又是两头落空。此时的毛彦文对他有些心灰意冷，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最后33岁的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得知此消息，令吴宓痛苦不已，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并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朋友们让
金岳霖去劝劝吴宓。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个比喻让吴宓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三年后，熊希龄病逝。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后，吴宓又重新燃起追求毛彦文的希望，然而毛彦文经历几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不为所动。
1949年毛彦文悄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1950年去了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1962年返台定居。1999年去世，终年102岁。
1950年吴宓认识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后来这位邹兰芳同学奇迹般的成了吴宓的第二任妻子。邹兰芳出身地主家庭，两个哥哥曾被镇压，留下一群年幼的儿女。她又在外读书，生活无依无靠，吴宓对邹兰芳颇表同情，她亦依赖吴宓的地位收入，愿托终身云云。即吴宓所谓“非宓负初衷，实此女强我，不得已为之”也 。 可惜这位夫人婚前患有肺结核，婚后不久就去世了。
毛彦文是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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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的爱情。《吴宓日记》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对自己地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在得知毛彦文赴美后，吴宓还千方百计向海外朋友探听她的消息。晚年的吴宓生活凄苦，心境悲凉，但仍然没有停息对毛彦文的苦苦思恋 ,经常是“一觉醒来，泪湿枕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
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
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
毛彦文这些话，也许是历尽人世沧桑后的淡然，也许是对吴宓在关键时刻徘徊、犹豫的怨气--要说她对吴宓始终没有动过真情应该是不可能的。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 可见，“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