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广东汕尾市海丰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3年随大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第二年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作为一位作曲家，马思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涉及小提琴音乐、交响音乐、协奏曲等多个领域，同时以他的小提琴作品在中国近代音史上影响最为突出。由于文革原因，1967年1月经香港出逃，赴美国定居，从事作曲、教学工作。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小名艾。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这才得以维持9个儿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的戏剧之乡海陆丰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

　　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 。

　　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

　　后1930年再次赴法，向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

　　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第二年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

　　1932年马思聪与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

　　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

　　由于文革原因，1967年1月经香港出逃，赴美国定居，从事作曲、教学工作。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北京返回美国，周恩来托其向马思聪转达：“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

　　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异国辞世20年后骨灰归葬中国广州，同日《马思聪全集》在广州艺博院举行首发式。

　　

　　《思乡曲》是马思聪（1912-1987）于1937年所写《内蒙组曲》（又名《绥远组曲》）中的第二首（《塞外舞曲》是另一首，但《思乡曲》是他的代表作），主题音乐来自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

　　《思乡曲》衷情于一场作曲家所熟悉的内蒙沃土。原是“马思聪1937年所作《绥远组曲》（现称《内蒙组曲》）中的第二首。慢板，以如歌似诉的旋律表现出远离家乡的人们对故乡所怀的思念之情。乐曲的主题直接采用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旋律，由四个短小、均等的乐句组成，每一乐句都呈波浪型线条而递次下降，加之商调式柔和的色彩，使旋律具有怀念和忧伤的情调。乐曲在使用传统的再现三部曲式的同时，运用了民间创作中最常用的变奏手法，体现出具有三部曲式与变奏曲式混合的结构原则。乐曲中的三次变奏，一方面不断赋于主题新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情感递次高涨的作用。第一、二变奏，分别从调式、节奏和音域等方面揭示了主题所含的因素。第三变奏是乐曲的高潮，除了将原商调式的主题改变为宫调式以外，在

　　内部结构、旋律密度、调性、速度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变化，使音乐具有活泼明朗的气息。主题的再使用了音区的调动，明亮的高音区，既表现出小提琴的丰富音色，又使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腻。最后，乐曲以简短的结尾结束。使人回味无穷的是，乐曲最后落在羽调式的属和弦上造成期待感，使思念之情久久回荡着。

　　

　　马思聪要求严格，但人很和气。若是发现弟子偷懒不练琴，怒得满面通红也不会骂人，仅是把脸一沉。他辅导学生从不另收学费，只说“有国家给我的就够了”，还主动建议学生向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等其他名家求教，与今时今日某些优秀学生沦为老师“私有”，师生只剩买卖关系迥乎不同。

　　为人称道的，还有马思聪儒雅内秀的个性。学生们评价他不喜高谈阔论，喜欢钻研，“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所以作品简单而有内涵，有一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娓娓道来之感。他拉《思乡曲》，不像现在人那样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一张一收之间，蕴含着一种半醒半醉的叹息。

　　马思聪从不炫技，只有一次破例露了一手。1963年“上海之春”全国比赛时，一位号称“东北一霸”的小提琴家找他当面讨教，拉了一首极难的帕格尼尼协奏曲。马思聪二话不说，拿出琴来重拉一遍，而且是凭记忆背奏。对方当即叹服：“厉害、厉害!”

　　和许多选择“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马思聪积极响应号召，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到淮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创作歌颂工农兵和新生活的作品。尽管如此，琴弓之下仍“杂音”频出：他热情肯定冼星海的成就和“勇士精神”，却又不客气地指出其技术缺陷；在贺绿汀成为批判对象时仗义执言；针对解放前的音乐派别之争，他对李凌说，提倡抗日救亡的音乐家好比黄河，而刘天华等人犹如黑龙江、闽江、红河、辽河，“各有功德，各有优胜，没有必要长久地势不两立”。

　　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有人建议向毛泽东画像三鞠躬以示效忠，马思聪对此极为反感。他还是极少数敢于当面对毛泽东说“不”的人之一。有一次毛泽东和他谈音乐，认为艺术必须为人民乐于接受。而马思聪却举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为例，驳称伟大的作品往往要历时多年才能为群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