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汪曾祺谈吃
谈吃不能就吃论吃,一本菜谱又有什么趣味呢?汪曾祺把吃的感受、吃的氛围,怎么个来历说得头头是道、烘托得恰到好处。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是把口腹之欲和高雅文学拉得最近的人。
汪曾祺的嗜吃,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是出了名的,金庸就曾说过,大陆“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当推汪曾祺和邓友梅。”汪老的癖好之所以如此闻名于天下,更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会吃,更在于他会写吃。你看,汪老留下的散文与散文集自然是浩如烟海,其覆盖的主题之广自然不用多说,但要说汪老的文章涉及最多的、写得最好的恐怕还当数“美食”。
不用说《汪曾祺谈吃》、《吃食和文学》、《四方饮食》、《故乡的食物》这一类直接在题目里凸显“吃”这一主题的文章和文集,今年出版的 “作家与故乡”系列中汪老的两本选集(《水蛇腰》和《我的高邮》)里依然能常常看到美食的“影子”。
对于汪老来说,天下美食派系众多,“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汪曾祺语)各地口味各具特色,但其中令汪老最难忘怀的,恐怕仍要数故乡高邮的那些美食。汪老曾特意作《故乡的食物》和《故乡的野菜》等文给故乡美食“作传”,即是为证。
谈到高邮的特产,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红心咸鸭蛋。对于名满天下的高邮鸭蛋,汪老自然不会忘掉,在《故乡的食物》中被拿来单独“立传”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汪老心中,高邮鸭蛋是故乡的小食之王恐非夸大。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汪老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如此直白的语言,尽管一边说对于异乡人的称道有着不高兴,可是一边心里的那种自豪却是显露无遗了。怪不得,即使是皇城根下产出的咸鸭蛋,在汪老眼里也只能被评价为“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高邮鸭蛋的妙处固然在于其美味,而“咸菜茨菇汤”对于汪老来说,吃得则就完全是一种情怀了。汪老在文中自陈,“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然而,当汪老在老师
沈从文家里,吃到师母张兆和做的“茨菇肉片”时,却叹道“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这道“茨菇肉片”,我小时候也常吃,长大以后却很少见到。尽管有着较高的营养价值,但大小饭馆里却极少见到拿其入菜的,再加上毕业后同样地“背井离乡”,因此我在读此文时,对汪老的这种情感甚有共鸣。
汪老写故乡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他甚少提及奢华的菜品,文中记录描写的皆是普通人家的家常食物。所以,与其说汪老写故乡的美食是为了传播故乡传统的饮食文化,还不如说作者其实是借着故乡的美食,来浇心中思乡之情这块块垒吧。对于我这个故乡的地理位置与高邮紧邻,口味也近似的读者来说,读汪老的这些文章,格外能体会到蕴藏在其中的情怀。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汪曾祺受戒
《受戒》是一篇饱含诗情的小说,表现的是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小说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聪明漂亮的主人公明海在家叫小明子,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出和尚。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因为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不仅出家的目的是世俗的,寺庙里的生活方式也如此,充满了尘世的气氛。荸荠庵的小和尚过着很清闲的日子,连早课、晚课也不做,只是敲几声磐,然后挑水、喂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尚中,大概只有一个老和尚最守规矩,他是吃斋的,但过年时也破戒。明子的舅舅仁山是“当家的”,掌管寺庙里里外外的俗务。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夫妻俩在庙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小日子。三师父精明能干,风流倜傥,能玩牌,会“飞铙”,还长于唱山歌小调。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也举行宗教仪式,可那欢快的场面更像是人生的舞蹈。有时,“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小英子一家4口人,尽管性格不同,但都禀承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小英子热情泼辣,心灵手巧,热爱劳动。她和常往她家跑的明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海会画花,小英子就把它们绣出来。他们共同劳动,一起薅草,车水,“扌歪”荸荠随着岁月流逝,春去秋来,他们的心田里渐渐长出了爱情的苗子。
《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
作品中两个部分的内容是相通的,具体的联结就是明海的行动;不仅如此,两个部分还互相印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有着一种内在的欢乐,浸润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世主义精神,令人想起《诗经》和古代乐府中那些欢快的民歌。这是一首人生的赞歌,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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