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天津人，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先生一样，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1962年5月19日上午1时病逝台大医院。

　　

　　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宣统二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习电机工程。

　　1914年（民国三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1915年（民国四年），春季，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代表团首席代表。会后赴美。

　　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嗣兼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

　　

　　《大学一解》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的文稿，于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这篇文章最能集中体现清华教育理念之一——通才教育思想。

　　该篇文章有一个明显的框架。就是用了心理学的三要素，结合了中国传统论述中的大学之道，阐述大学的理念。其实在我看来，所有的框架的准备，东西的结合，都是为了阐述作者的对大学目的和方面的理解，是一种理念的阐述。为了阐述自己的里面，作者精心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框架，用中国的东西来破除读者的心理逆反（那个时代恐怕恰是民资自尊心比价虚弱的时代），然后用作者最熟悉的心理学作为切入点。既东西结合，旁博中外，又论述起来得心应手，最终达到服人的目的。于是乎，造就了此等名篇大作。

　　文章涉及到大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尤其关于通识教育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文中说到“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这与当下的通识教育理念并不相同。作者将生活分为一般生活和特种事业，指出大学主要是为一般生活做准备，这与当下大学定位要培养所谓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顶尖人才”大异其趣，又与当下国外一些高校提出“造就幸福生活的人”隔时间、空间而相呼应，给人以幻世之感。关于通识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紧张关系，作者又指出“社会事业人才之造就，由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吾以为甚是。反观当下的中国法学教育，有人批评说理论与实务脱节，其不知职业发展本是如此，实务经验就是需要实际工作以后逐渐积累，大学四年，怎能容下全部职业的内容。故此并非教育之病，本是如此也。

　　

　　1948年底，国共争夺北平的战斗已经在圆明园打响，隆隆的炮声传到了原本寂静的清华园，清华学子们纵谈时事，听说一众知名教授们在政权鼎革之际大多会留下，而校长梅贻琦却要随着蒋氏政权南撤台湾，当下就有学生组织起来恳切劝他留下，同时，梅贻琦也收到了发自吴晗的“挽留”函电，是奉周恩来之命以中共军代表身份发出的，梅贻琦“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电极工程学士出身，虽然在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清华校史中刻意被淡化，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他带领清华在抗战的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而且梅贻琦多次表明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然而梅贻琦终究是像胡适一样乘飞机悄然地飞往南京了，对于出走的理由梅贻琦解释道“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梅贻琦之后辗转来到了美国，掌控了清华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这一次梅贻琦又将何去何从呢？

　　此时，国共的邀约比之前还要殷切，周恩来总理在公开谈话中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的确梅不像一些去台湾的科学家一样，担任过党军政的要职，或者坚持过“反共”立场，相反他担任校长期间，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保护过游行的学生，不过梅贻琦终于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沉默而坚持的梅贻琦为什么一再远离新政权呢？或许从他在1945年的日记中可以推想，他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和中共的看法，出身清华的林从敏也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可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梅贻琦的想法，但是对于学术自由的尊崇思想文化理念的不一致，的确是一些科学工作者们无奈背井离乡，远赴台湾的重要原因，几年后梅贻琦用那笔庚款基金在台湾新竹建起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进而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而在大陆的清华教授们教书育人的同时开始了站队与“洗澡”。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校友很高的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陈岱荪：梅贻琦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陈寅恪：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张静愚：凡是和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易发言，甚至与友好或知己相处，也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