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

　　穆旦（1918—1977），诗人、翻译家。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浙江海宁人。1918年出生于天津，193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大量诗作，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穆旦就停止了诗歌的创作而倾毕生之力从事翻译。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著有《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等，其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

　　

　　1918年4月5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生于天津。与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有亲属关系。

　　1929年入南开中学读书，从此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写诗。当时日寇侵凌，京津首当其冲，穆旦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1934年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木”与“穆”谐音，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并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大量诗作，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

　　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并在《清华学刊》上发表。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1937年七七事变后，10月随大学南迁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年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连续发表《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

　　1942年2月投笔从戎，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1943年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1945年创办沈阳《新报》，任主编。

　　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另有相关创作《阻滞的路》、《活下去》。

　　1947年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

　　1948年在FAO（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和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9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

　　1949年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与正在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结婚。

　　1952年6月30日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3年初自美国回到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

　　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

　　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

　　1976年3月31日右腿股骨颈折断。翌年2月26日春节期间，穆旦于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9岁。死前，穆旦在《冥想》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79年平反，但为时已晚。

　　

　　穆旦是四十年代"九叶派"诗人的一个代表，也是现代诗人中非常成功的一个，他的创作被誉为"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袁可嘉语）。他对英美现代诗人特别是叶芝、艾略特、奥登的熟悉，对他们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理论的吸收，以及他年轻的活力，都使他的诗歌具有突出的现代特质。

　　穆旦以独立不倚的立场通过充分个人化的主题方式来表达民族意志与时代情绪，他用带血的手拥抱苦难的人民，悲怆地欢呼“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九死一生的从军经历让他深情怀念埋骨异乡“化入树干而滋生”的抗日英灵（《森林之魅》）。他质疑正义、多数，剖析爱情、友谊，揭示知识、文明的疾病，体现出唯物论者与怀疑论者的超凡智慧。但诗人写得最深邃动人的还是个人在破碎的世界中自我分裂的心灵创痛。在泥淖中匍匐挣扎的生命意识，绝不轻信又无所着落的精神困顿，日常生活习俗对人的无形改造和磨损的悲剧体验，等等，这些主题构成对传统诗意的反叛和悖逆。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在《20世纪中国新诗选》中，张同吾认为，“《赞美》是一首赞美中华民族觉醒的厚重之作。”“的是荒芜的村落，是野草中呼啸的干燥的风，是沙漠、骡子车，是干涸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让这些象征贫穷单调而又有生命力的意象，构成四十年代中国的缩影。他赞颂，那些佝偻着身子的人民是不屈的，因而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这首诗用人与自然两组意象相关联相映照，从精神上表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不掩饰痛苦，又看到希望，因而让人感到诗思厚重，能摇撼人的心旌。”

　　

　　穆旦写于1942年的《诗八首》是一组被公认为最难解的现代爱情诗，这大概与穆旦语言的陌生、晦涩，以及诗意的深邃辽远有关。每有表达，诗人都要求其容纳足够多的东西，“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超载，然而这正是艺术的协调。”只有这样，他才能将充盈深沉的思想完美无损地传达出来，以呼应世界的丰美。本文将着重分析穆旦是如何彻底地颠覆传统爱情意境，从而将对爱情的解读从表面升华至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中。

　　《诗八首》的独异之处正在于它突破了抒情的滥觞，击碎了甜言蜜语背后的虚伪、海誓山盟道具上的外衣；以犀利的诗语和深邃的目光，从人性深处曝出所有的自欺与谎言，从而把自我的灵魂放在了审判的刀俎之下。因此，《诗八首》是爱情的透镜，而不是妆台。

　　诗人们歌咏着爱情，人间男女追逐着爱情，但被放大的往往是瞬间的激情和美好的心愿，爱情的本质和规律却在无意间被忽略，而穆旦的《诗八首》用相对的观念、怀疑的精神、理性的审视、诗意的反讽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正是作为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

　　

　　《赞美》是穆旦创作于1941年12月的一首抒情诗。诗歌以“赞美”为题，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为全诗的抒情基调，在中华民族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艰苦的年代，唱出了一曲高昂的民族精神的赞歌，流露出诗人对历史耻辱的悲悯，对民族灾难与命运的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崇拜。

　　《赞美》是一首意象繁多、意境深邃朦胧的诗歌。诗作以第一人称“我”为抒情主人公，既表达了作者个体的感受，也涵盖了所有忧国忧民的炎黄子孙的心声。

　　全诗由四节构成。第一节通过密集的意象对祖国辽阔而苍茫的土地、悠久而沉重的历史、贫穷而屈辱的民族进行描绘，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民族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热爱。

　　第二、三节则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农夫身上，他像祖祖辈辈一样在这块充满苦难沧桑的土地上生息繁衍，默默耕耘，背负着希望和失望，承受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当抗日的烽火燃起的时候，年轻人的热情感染了他，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思想激励了他，他毅然“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坚定地加入到抗战的时代洪流中去。很显然，“农夫”是诗人精心设置的一个形象，是正在觉醒的广大劳苦人民的象征。

　　最后一节，是感情的再度抒发，是对一个已经站起来的民族的更深、更广的赞美，诗人在全诗最后，连用两个‘‘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重章迭唱，是战争必胜的战鼓鸣响，更是一个古老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所发出的振聋发聩之音。诗歌意象众多，情感丰富，很好地表现了穆旦诗作“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的特点。

　　全诗规模宏大，激情澎湃。尽管流露了低沉悲怆的情调，但贯穿全篇的是一种强烈的爱，是作者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坚定信念。作者从“耻辱的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闪光，民族的转机。诗人把希望寄托在舍家保国、义无返顾的农夫身上。当战争打破了乡村的安宁，农夫便听从时代的召唤，踏上一条征战之路。他是单个的人，又是一群人的代表，甚至象征着整个中华民族。

　　在诗歌语言上，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汉语的弹性，善于利用多义的词语、繁复的句式、反复的咏叹来传达复杂的诗情。同时，不时运用现代汉语的关联词以揭示抽象的词语、跳跃的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创造出一种“介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文体”。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1年12月

人物评价

　　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四十年代初期，闻一多遍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1952年，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

　　五十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

　　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又指出，这样的“彻底性”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使他的作品到今天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王佐良认为“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他认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