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1979年）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1897年11月26日[3]  （农历冬月初三日）出生在今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童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此后一段时间积极筹备并进行长辛店补习学校的讲演（对象为工人），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好了基础。

　　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见到列宁。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2月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4年12月中旬，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望抱病的孙中山，并与李大钊二人代表中共与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汪精卫为首），商讨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的相关决策。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后补入瞿秋白为成员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年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贯彻中央决议，但张国焘不愿意去，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

　　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张即被边缘化，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于4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转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1979年12月3日因病去世。
 

　　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

　　反共十分卖力却不得信任

　　五四运动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一大上，作为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主管宣传，陈独秀任总书记。后来3次去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过。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最高领导职务。长征途中，他宣布另立“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长征结束后，中央在陕北开始清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张国焘为此惴惴不安，情绪低落。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虽然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反共十分卖力，但仍得不到信任，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在台湾，张国焘受到他人的欺凌，租住的房子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侵占。张国焘为此很受刺激，于1949年冬携妻及3个儿子移居香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际金价走俏，对炒金一无所知的张国焘，见别人靠炒金发了财，便拿出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一开始赚了不少，张国焘十分高兴，便将全部积蓄拿来炒金。谁知战争不久便结束，国际金价大跌，张国焘所赚的钱全部赔光，连老本也搭了进去，血本无归。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

　　然而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想起以后的日子，张国焘禁不住潸然泪下。就在张国焘于香港陷入窘境的时候，新中国此时却蒸蒸日上。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陆之事。

　　靠出卖中共要人情报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冻病交加魂丧异国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以上为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台湾国民党高官蔡孟坚回忆文章，为杨子烈与蔡通电中所述之情景。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松山墓园。

　　另有一种说法：张国焘在加拿大衣食无忧，逍遥快活。所谓的贫病交加，是宣传部门编的。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张国焘的贴身警卫何福圣也有口述历史，为后人研究张国焘提供了重要史料。

　　书籍目录：

　　上部 家事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童年时代

　　第三章 中学

　　第四章 大 学

　　中部 伴侣

　　第一章 南川 南昌 解放区

　　第二章 上海 北京 沈阳

　　第三章 阎 良

　　下部 再后来……

　　第一章 风雨飘零

　　第二章 重返北京

　　附录：小花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