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 。“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走出了阴影，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1949年到台，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史馆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等。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绍兴柯桥镇江头人。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掌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的确是传奇，即使今人来回顾这柏拉图式的马拉松爱情长跑，也会为他们的柔情感动。说是爱情传奇，但两人的爱情有一种清雅如秋水的明净，可以看到中国戏曲中才子佳人的影子。而他们生活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时期，他们的爱情也有欧风的韵味。罗家伦与张维桢一见钟情，两地相思，靠鱼雁传书度过六年分离，以一个月相处，两人互许终身，八年长跑，缔结良缘。这样的恋爱与婚姻，可谓十全十美、百里挑一。让我们钻进历史的隧道，看看他们怎样书写他们的爱情传奇。

　　1919年“五四”运动后，是年12月，罗家伦前往上海展开学生团体串连，另一方面也在逃避北洋军阀搜捕，当时他是在“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中认识张维桢并一见钟情；张维桢是上海女子学校的学生。爱情委实很微妙，在妇女解放之风匝起的时期，两人仅靠这一次短暂的见面，互生好感。1920年初，罗家伦从上海回到北京，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给张维桢。张维桢回赠了罗家伦一张个人小照片。这类似古代的才子佳人互赠扇子和手帕。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在经历五四运动复刊后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文中他写道：“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中国旧式的婚姻牵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结合，不必说了，就是现在根据‘一面爱’或者‘照片爱’的所谓的‘自由结婚’，难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吗？”罗家伦的主张仿佛和他的实践开了个玩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他和张维桢的爱情就是不折不扣的“一面爱”或者“照片爱”，当然，他们人格上的了解靠的是鱼雁传书，漂洋过海的锦书维系着他们的爱情。

　　1920年8月，罗家伦经上海到美国留学，非常遗憾的是，罗家伦错过了和张维桢见面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罗家伦生病，“来沪七日，大烧凡四十二小时”。可想而知，在离开上海的轮船上，当汽笛鸣响的那一刻，罗家伦是怎样的愁肠百转。

　　邮轮去美国，在港口，刚刚病逾的罗家伦写道：“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这是罗家伦1920年寄出的信，此时，张维桢正在浙江湖州湖郡女学求学，张维桢的同学之中有毛彦文，后来嫁给了原国务总理熊希龄；余雅琴，后来嫁给了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罗家伦到美国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1920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薇贞吾友”：“此地的风景也好极了！秋天的景象，衬出满林的霜叶。明媚的湖光，傍着低回的曲径，更映出自然的化工。晚间霜气新来，树影在地；独行徘徊，觉得淡淡的月色常对着我笑。唉！我爱此地极了！今寄上大学院照片一张，聊供清览。”写这封信的罗家伦大概如是想：良辰美景，无奈我一人，你快到美国留学，一起分享。

　　罗家伦在普林斯顿大学如鱼得水，多读书，少作为，功课常至深夜。他在给张维桢的信中写道：“此地为大学区域，风景极佳，有湖山之胜，而建筑复古峭多逸趣。……此地美如春花，静如古寺，我们会餐时每晚要穿黑大礼袍的，所以极像一种隐士生活。”正是罗家伦情谊绵绵锦书的影响，后来，张维桢也到了美国留学。

　　除了会跟张维桢高谈阔论民族兴亡和学问之道，罗家伦也会如所有热恋男子一样变得敏感任性乃至孩子气。虽然，两人在心中总是推心置腹，但由于无法面对面交流，误会也是在所难免。当张维桢书信变少时，罗家伦便会酸酸地在哪儿发牢骚，“你近来少写信。想是你朋友很多，忘记在远方的人了。”当收到爱人照片时，他也会变得兴奋异常，“感激欢喜的心，不必我说。”高兴的时候，罗家伦还会在信里跟张开起玩笑，故意说什么近来有外国女士赠他礼物，在信的末了再做解释让爱人万莫误会，仅仅嬉笑之词而已。

　　张维桢寄给罗家伦的照片，赋予他求学的动力，“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无限的愉快。”罗家伦鼓励张维桢做学问，为她买书寄回国内。

　　1921年下半年，罗家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哲学和思想史。在纽约期间，罗家伦给张维桢寄情书的同时，把游览华盛顿墓的纪念花也一并寄出，至于书，或许是情侣之间传递心意的一种觉佳的方式，喜欢读某一类的书，两个人的精神交流更愉悦，两颗心靠得更近，似乎超越了距离，尽管他们的相隔有十万八千里。罗家伦寄给张维桢的书有易卜生戏剧三种，王尔德戏剧三种，就连怎样读也交代得清清楚楚。“诚恳的心思，愿随太平洋的水流到彼岸。”两个人的目光在一本书上也能相遇，这是精神上的合二为一。

　　1922年张维桢考进沪江大学，1923年罗家伦到了欧洲。在此之前，由于误会，两人的通信一度中断。1925年5月罗家伦第一次寄给张维桢一副颈珠，这精心挑选的饰物可以看出罗家伦的良苦用心：“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游览展览会的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此时，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分别已经五年，这份遥远的礼物，千里之外的心意，感动了张维桢，1926年新年，她回赠了蜜枣和松子糖。

　　1926年4月罗家伦打算回国，但他没有运书的费用和川资，此时，张维桢申请到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即将赴美留学。张维桢给罗家伦汇去五百法郎，资助她的心上人回国。同年7月23日，罗家伦回到了上海，两人只有一个多月的团聚时间，他们有时在上海的法国公园见面，两三周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互相托付了终身。虽然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对于饱尝了多年的分离相思之苦、又即将面临别离的恋人来说，一朝一暮都是那样的宝贵。

　　看一看1926年8月13日罗家伦给张维桢的信，那种哪怕正常的社会交际和应酬，也是对恋人约会的侵扰。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王云五请罗家伦吃饭，罗家伦满怀愧疚地“请假”，他写道：“薇贞！倾回接王云五君请帖，约明晚七时在大东条吃饭，似不好意思不去。去则非九十时不能。想起和你在一起的快乐，又有减少，不高兴之至。明日我拟约你于七时一刻在法国公园原处一谈，我于九时左右赴张菊生处，你可自己回家办事，想无不可。盼望之至。你的——志希。”

　　短暂的相聚，又把一次聚会当作分离。1926年9月，张维桢去美国留学。两人又以情书诉说相思，如罗家伦信中所言：“……信停止了，念你的意志还没有停止……”次年，张维桢取得学位回国，这对离别多年的“纸信伉俪”方才是修成正果，于1927年11月13日结婚。此时距他们初次相识，已是整整八年。而在这八年间，他们两人能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其余都是靠书信笔谈。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纯粹，执著，沉静，在来如流水兮逝如风的网恋时代，绝对是与童话无异。

　　早在1919年的《新潮》杂志上，罗家伦就写过一篇妙文《是爱情还是痛苦？》，文中借用严复在《群已权界论》里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有高识侠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这，仿佛是罗家伦爱情的预言，他与张维桢的恋情也正是验证。精神深处的契合才酝酿出了这段传奇的经历，对彼此的忠贞不二的信念支撑他们走过了八年漫漫人生路。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演绎出许多美妙的爱情传说。

　　传说中，才华洋溢的罗家伦就读北大时，曾苦恋北大校花，校花虽嫌罗家伦相貌，但被罗家伦文情并茂的百封情书所打动。校花后来对罗家伦开出三个条件：留洋博士、大学校长、夫妻同行必须保持相当距离，她才愿下嫁。

　　罗家伦后来历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并在回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校长。传说中罗家伦“环绕地球一圈”，终如愿以偿，与美娇娘双宿双飞，成为校园最浪漫的传奇。

　　这浪漫的传说究竟从何而来？有人认为，可能是五四文人的爱情受到憧憬，因此被刻意美化，张维桢压根没有上过北京大学，两人认识时张维桢还没进入大学。

　　张维桢对这段浪漫传说，也有她的解释。根据罗家伦女儿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一书内容，她小学便已听闻“北大校花版”，曾惊异地向母亲问起，张维桢则轻描淡写回答：“哪里有这些事？都是那些大学男生追求女生太辛苦，才编出来互相鼓励的！”

　　2006年，国民党为纪念五四运动97周年，在台湾展出“五四名人书札”，其中，就有罗家伦当年写给张维桢的情书。罗的情书用国民党专用的红框十行信纸所写成，相当令人意外的是，罗家伦的热情澎湃，写给张维桢的情书，由刚开始的“维桢吾友”，逐渐变成“维桢”、“维桢吾爱”，到最后更成为“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这封公开展出的情书，信末还写到，“怀中的热火烧着，口中还是发生津液。想你的吻，一次、两次……至无限次。望你好好保重，永久爱你。只希望永久被你所爱的志希”。连马英九看了都直说“这已经是限制级了！”

　　罗家伦给张维桢结婚时，都已年近三十，这真是民国时期比翼双飞以学业为重的楷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他的得意弟子罗家伦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罗家伦只有31岁。罗家伦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罗家伦看望陈寅恪先生，罗家伦送给陈寅恪一本书，是他主编的《科学与玄学》，记载了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对联中镶嵌着“家伦”，罗听罢大笑。陈寅恪说，我再送你一个额匾：儒将风流。陈寅恪解释道：你在北伐军中拜少将，此为儒将。你讨了个漂亮太太，正是风流。看来，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在当时学者圈中广为流传，即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也拿这个来开罗家伦的玩笑。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过了七十多年，仍然留下浪漫的回响，我们回眸一望，那一代人的爱情好像一首诗，余韵袅袅，回味无穷。

　　

　　张掖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几千年来，祁连山的雪水滋润着这方水土，张掖以其深厚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旖旎神奇的人文景观，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融合、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遥想当年，商贾云集于此，僧侣不绝于途，使者相望于道，驼铃响彻古城，正谓“灵瑞毓钟张掖秀，宏仁标范永东流”。民国诗人罗家伦对张掖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美丽风光是这样描绘的：“绿荫丛外麦毵毵，竟见芦花水一湾。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故步自封，怡然自满。

　　罗家伦对清华也做了不少重大贡献，但是他与本校的教师、学生关系都不大好。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在罗家伦本人以及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看这算不上什么过失。但是清华以前是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师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首先是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罗家伦虽然自称在国民党内不属任何派别，但他毕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这层关系。这是历来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无法容忍的。他来清华之后，的确给清华吹来了一股强劲的“革命”气息，如他本人在校着戎装，在学生中推行军训等都是不得人心的。军训持续半年以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只好作罢。罗家伦当时三十出头，年轻气盛，好展才华，给人的印象不大好。这些因素都是清华师生不欢迎他的原因。当然，直接促使罗家伦去职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阎锡山控制华北，罗家伦是国民党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