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汤用彤(1893.6.21-1964.5.2),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致力于佛教史、玄学和印度哲学研究。所著《隋唐佛教史稿》阐述了佛教传入唐朝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等。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
人物生平
幼承庭训
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府学堂(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
清华学堂
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6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大洋彼岸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
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
学成回国
192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
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一惜别。
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
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
1938年
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未设校长)。这一年,
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
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
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
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
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
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
汤用彤儿子汤一介
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接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任职北京大学副校长。
汤一介回忆父亲汤用彤
1943年,当时我们全家都在昆明,我只身到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父亲一生给我写过三封信,都是我在南开的一年半期间写的。当时在南开读书非常艰苦,吃饭的时候是八个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抢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饭。其他的学生家在重庆的居多,他们可以在家中带东西吃,而我家在昆明,没有办法带东西吃,于是就给家里写信抱怨生活太苦。父亲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前方的战士都在流血牺牲,你受的这一点苦跟前方的战士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你应该安心学习,不应该把生活的困苦看得太重,生活的困苦对于你的锻炼会有好处。但是在私下里,他让母亲弄了一些猪油,在里面加了一些盐给我带到了学校,在没有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伴饭吃。
我曾经有个妹妹,比我小一岁。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她得了肾脏炎。我到了重庆之后她就去世了,但是父亲他们没有告诉我。后来我从堂姐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写信责怪家里不告诉我(这个消息)。父亲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当时之所以没有告诉我是希望我能够安心读书,我的妹妹去世他也很难过。他说:不告诉你是因为爱护你,因为告诉你,也于事无补,徒增你的悲伤。
我在联大附中读完初二之后,就直接到了南开读高中,因为没有读初三,高一时在功课上感到很紧张,有点跟不上。我就给父亲写信诉说我学习上的困难和苦恼。父亲就写信给我,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爬山爬得越高看得才能越远'。你现在在学习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你不要松懈。你的知识越多,对于许多道理就可以弄得越清楚。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最喜欢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这首曲子说的是南明亡国的情况。在国难危重的时期,他几乎每天都用湖北的乡音读这支曲子以寄托自己的忧患意识。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当时我只有十三岁,不仅学会了读这支曲子,还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有了一种关怀。
在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大约是在1942年,父亲找来庾信的《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其中一段对我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庾信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被梁派到北魏作聘问(外交工作),因为才华出众,被扣押在北魏做官。在这种情况下,庾信把怀念故土的意识写进了《哀江南赋》,希望自己的家风不要在他那一代断了。父亲让我把这篇文章熟读,还给我讲到我的祖父。父亲对我说他喜欢读《哀江南》和《哀江南赋》的原因,是因为我祖父生前就喜欢读这两篇东西。父亲还给我看祖父六十岁的时候,祖父的学生在万生园(现在的动物园)给他过寿,祖父的学生给祖父画了一幅万生园的图,祖父在这幅图上写了一个序。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前一句话是说做事情不要怕困难,合乎道义的事情不要怕负责任,过很简单的生活,就可以随遇而安,减少苦恼。后一句话是说不要总是追求功名和安乐。父亲对我说你记住这两句就可以了,以此来告诫我如何做人。
人物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中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季羡林《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太炎先生,几位国学大师,比如
梁启超、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
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 …我认为,
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
钱穆:①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②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 斯诚
柳下惠之流矣。
胡适:锡予(汤用彤)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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