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

　　唐兰（1901—1979年），文学家、金石学家，号立厂，又作立庵，曾用名唐佩兰、唐景兰，曾用笔名曾鸣。1929年后天津主办过《商报》的《文学周报》以及《将来月刊》。唐兰从事教育和科研50多年，涉及了广泛的学术领域，在研究古文字学、文字学以及古代史、青铜器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此外，对于音韵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著有《中国文字学》《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等，唐氏精于小学，故擅长篆书，用笔方健，出于汉篆，与秦篆圆婉稍异。

　　唐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浙江嘉兴市秀水兜。民国初年卒业于商业学校，曾学医、学诗词，复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遂发愤治小学，先研读《说文解字》，后渐及群经。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著《说文注》四卷，后渐致力于青铜器款识及甲骨文字研究，曾直接受教于罗振玉、王国维，并获称赞。

　　30年代初，授课于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至京，代顾颉刚先生讲《尚书》于燕京、北京两大学，后讲金文及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先生讲甲骨文字，并应聘在师范、辅仁、清华、中国诸大学讲授古文字学及诗、书、三礼。

　　1936年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日寇侵华，北平沦陷，辗转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后方研究条件很差，但先生授课之余仍坚持不懈进行学术研究，成果迭出。1940年任中文系教授，同时任西南联大中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先生继续担任北大教授，代理中文系主任。其40年代所著《中国文字学》一书，曾礼先生评价“是在掌握新资料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理论更严密的、方法更科学的文字学体系的一部代表作品”。“他提出的文字学理论，对于使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对文字改革也付出了很大精力。

　　1949年后，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调入故宫博物院，曾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部主任、美术史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史学会理事、市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

　　唐兰先生是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他终生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论著甚丰，对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史学等诸多领域都造诣很深，且治学严谨，学术创见甚多，对所及领域均有很大贡献。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等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论文50余篇，著述之多，罕与伦比。

　　1953年至1972年，唐兰先生数次将收藏铜器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9年起当选为第二、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任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理事，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逝世。

　　唐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50余年，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建树颇多。在古文字学方面，不仅考释出很多难识的字，而且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古文字的研究方法，如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使古文字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猜谜射覆式的主观臆想，走上了比较科学的轨道。

　　在文字学方面，主张文字学应从音韵和训访学中分出，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反对把文字学的研究仅仅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一种工具。唐兰提出三书说：形符(象形)、意符(象意)、声符(象声)，突破了《说文》体系。唐兰还主张用拼音字母和部分汉字组成新文字，代替现行文字。在古文字的分类中提出较为科学的自然分类法，打破《说文》归纳的五百四十部分类法。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主张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应在西周、春秋之交。对商、夏、周纪年的推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亦有独到的论点。总之，主张应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

　　此外，对于音韵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唐兰一生著作繁富，重要专著除本志《著作目录》篇已记载的有《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等外。

　　建国后唐兰曾三次回故乡与亲友叙旧，对嘉兴的建设一直关心。晚年寄给故乡亲友的诗中说："华族终当迈现代，食芹常欲献区区"，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爱乡之倩。其故居在市城秀水兜，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