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生于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余英时文集》是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英时。

　　这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五卷。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学人与学术。具体介绍了钱穆、陈寅恪、胡适、牟宗三先生、顾颉刚、洪业、费正清、林语堂等人极其学术、著作等。

　　目录：

　　钱穆与新儒家

　　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自序

　　附录：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寿钱宾四师九十

　　《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弁言

　　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钱穆与中国文化》序

　　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序言

　　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
 

　　余英时认为毛在三个时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但他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近年来，中国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一直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褒扬过于热烈则又有可能助长党内“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

　　现年83岁的旅美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先生曾经撰写过一篇名为《打天下的光根—毛泽东于中国史》的评毛文章。

　　文中，他认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 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 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 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毛泽东120诞生周年到来之际，余英时接受了专访。他首先谈到毛泽东在江西、延安和文革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我觉得毛在三个时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但他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在早期的时候他在党 内没有多大地位。我看到陈独秀晚年时在监牢里的回忆，就说毛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还有像跟他在井冈山时期在一起的红七军军长龚楚把毛描写为实际 上是“占山为王的”传统的造反式的人物。所以，他一心想推翻现有政治，自己作领袖，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大家把中共在江西的失败都归咎于第三国际的领导不 利，所以推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遵义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样就把军权交给毛了。最初一段时间，周恩来还做过一段中共的领导，但很快毛在井冈山与当地土 霸发生很深的关系，利用传统的梁山泊造反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实力，最终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到了延安时期，所有大权就集中在毛一人手里。

　　所以延安时候，毛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文革时代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事情了。比如刚刚死去的高 华，他讲《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就是用档案研究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得出的结论就是延安恰恰是文革的前身，杀的人之多，不过都是些当时无名的人。因 此也就没有受到外面的注意。所以毛要想作领袖，领袖欲很强，占山为王，然后发展自己的王朝，这在很早很早就发生了，在他身上一以贯之，只是头一个阶段他没 那么大势力罢了。

　　现在毛泽东诞生已经120年了，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一生，您认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毛泽东这个人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

　　余英时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比斯大林还厉害的强人。

　　我认为是时代造成的。而时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 的。关键就是在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老蒋抓起来，逼他一块儿抗日，不剿共，共产党才得到发展的机会。所以，在文革晚期，他们在批评林彪时就提出过林彪当时曾 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了。所以，没有抗日战争这个关键，毛泽东是起不来的。而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其他人的采访，比如说六个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延 安访问团”）在1945年初去访问延安，其中留下记录的有（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有山东学者傅斯年，他们的观察都差不多，说毛是一个占山为王的人 物，基本上是靠传统的打天下的那种势力。但共产党组织和苏联的支持显然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使他合法化了、现代化了。

　　那么，怎样理解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立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最终战胜蒋介石有无必然性呢？

　　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候，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避不开的了。也不是说必然性，就是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因为它的 力量太大了，占的天下有一亿、两亿人了。不像江西时代，已经没办法剿灭了。在不能剿灭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刚刚收复中国，经济情况极坏。我那时从乡下出来到 沈阳，到北京，后来到上海，我们所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把所有铁路所有交通一起破坏了，跟农村的交通都是断断续续的，秩序已经没办法维持了。另外 一个原因就是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 主主义的问题。

　　那么，中国过去总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之所以败给毛泽东是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民心呢？

　　文革宣传画与毛泽东像章

　　余英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毛的造反合法化。

　　这（样说）太简单化了。因为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显现出来的“帝王性”是不是一个历史文化必然呢？还是他的个性造成的呢？

　　个性也有关系，但最大的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旧社会”，蒋介石 统治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社会的资源、财产、土地、房屋种种，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能把它都没收过来，国民党也没有力量把它变成党产。只有在共产 党（统治时代），把所有人民的生产资源全部收归党所有，也就是共产党所有。要想吃饭你非得靠共产党不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才能发挥他那种（帝 王）威力，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财产，比如像梁思宁在国民党时代，社会上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同情她支持她的，她办学校，讲反对国民党的话，都可以说 的。在共产党、毛泽东时代，说得很清楚，你说你要不干政协委员，看你吃什么东西，你试试看。所以，这就是分别所在。这点是很关键性的，就是所有财产、所有 资源都控制在一党之手以后，而最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在党内又被毛泽东抓在他手里，成了他个人的决定了。

　　毛泽东在文革时提出要破四旧，但他本人在床边放满了线装书，对中国古代的帝王权术，《三国志》、《水浒》等古书很感兴趣，很有研究。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呢？

　　余英时认为，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傅斯年在与我做的特别回忆时曾说过，毛泽东托人买一些各国的演义，不管是《三国演 义》、《东周演义》，各种民间小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间夺取政权。所以，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套严格地讲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的一 人专政也是从读封建古书来的，马列主义不过是给他一个门面。他心里想的是“造反”两个字，后来用的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他的 造反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