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

　　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福建古田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著有《金翼》（英文）、《凉山夷家》、《民族学研究》，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内容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目前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

　　

　　林耀华先生于1910年3月27日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一代宗师，学界泰斗。1910生于福建古田。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伦敦英文版）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林耀华先后深入藏区、东蒙草原及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居住地进行民族工作和学术考察。参加并领导对云南省诸少数民族的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担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并担任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会的领导职务。其著作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

　　他的许多民族学论文辑成《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其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被聘任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主编的《当代人类学》通讯编辑、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他的传记已被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30多年来，他应用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起源论研究，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内容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目前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他的许多民族学论文（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辑成《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他自1941年起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致力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的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被聘任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主编的《当代人类学》通讯编辑、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近年来，他的传记已被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如美国《世界名人传》第6、7版，英国《当代成功的国际名人传》和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等书。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林耀华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重要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深受吴文藻等燕京学派开创者的学术影响。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时，他有有幸作布朗氏的助教，此后成为用结构-功能学派理论研究中国农村宗族的前锋人物，直到接触美国当时流行的平衡论并将其概括于《金翼》最后一章。林先生去哈佛大学之前的研究主题和领域限于汉人社会，属于燕京社会人类学派，即学科史上的“北派”。1940年林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贵州苗民》》(The Miao-Man People of Kweicho, 1940)，当年并在哈佛大学《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 No.5, 1940)发表，获得广泛好评。1941年，林先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毅然回国，辗转到西南大后方，在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后转入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自此全面致力于中国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人才培养，对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研究。1943-1946年间，他跟同仁和学生历尽艰辛对川康交界的四土嘉戎、凉山彝族做长期实地调查而形成的民族志研究论述，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划时代作品，更是人类学科的经典篇章。

　　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回迁北平后，林先生继续担任系主任，密切接触中共地下党，并因此作为学界代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1950年，林先生跟陈永龄先生共同主持了“清华北大燕京内蒙古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民族调查”。内蒙古已于1945年解放，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对前来做实地调查的首都高校师生给予特殊的关照，负责全部食宿旅行费用。三校师生25人组成的调查队在当地工作两个半月，形成集体撰写的《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史地、经济、政治、家族、文教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呼纳盟境内少数民族所做的调查，具有真实性和资料价值。这部调查报告于1997年出版。

　　1951年，他作为少数民族研究专家，率政务院中央文委西藏工作队社会科学组进入西藏，进行了2年多的西藏民族社会调查。1949年之后的这两次调查，与当时的中央政府赴少数民族访问团平行，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民族研究与工作做了前期准备。1952年林先生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到他去世前长达50年时间里，他都在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调查和研究。除了“文化大革命”这段特殊日子之外，林先生一直是中国民族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用当前的学术眼光看，林先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对其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他者文化”研究。后现代学者对“他者”研究充满质疑，但林先生作品迄今受到包括当地人在内的学界正面肯定。这是因为林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始终抱着平实之心、平等态度和求实求知的朴实态度，因而能与包括凉山彝族在内的当地少数民族结下深厚情谊。

　　林先生告别人世前夜，还拉着子女和学生们的手说，凉山彝家的研究成果世界公认，后辈学者要继续下去。他还留下了将自己平生积蓄捐赠给凉山彝族教学研究的遗嘱。古今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而有成就者成百上千，但能像林先生这样对少数民族在研究中一往情深，在实践中且身体力行的人仍属凤毛麟角。他的学术境界和道德风范，值得晚辈永远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