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中国湖南省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国访问。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激励士气。11月20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此后林伯渠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士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国民党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伯渠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

　　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并担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民部长。他在任内聘请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被迫辞去农民部长一职，转而全力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参加北伐。9月20日，蒋介石邀请林前往北伐军总部工作，林伯渠遂随军先后至南昌、九江。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汉口，其后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国民党，前往庐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部队，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1933年，林伯渠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伯渠转而担任当地政府财政部长。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是他参与领导培育的延安作风；“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给他的寿诞贺词，尽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据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事情。

　　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富，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曾就国民党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专门致函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经过，要求转告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公函全文如下：

　　后方留守处肖主任：

　　顷据绥德分区专属呈称，有佩带二十二军符号武装队伍五人，于一月十三日突然来至佳县古本乡联保所属一保石圈峰村，将正在该村学校计算村公账目之居民张鸣儒、张鸣盛、张保儿、张买地、张候娃、张富有等六人，捆绑拉去。据该队伍等声称，是缉捕逃兵。但张鸣儒等六人，都是老百姓，并非逃兵。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缉捕逃兵，也应该持具公文，通知当地行政机关，如此任意逮捕，蹂躏人权，扰乱秩序，殊非善邻之道等情。据此，请速电榆林高军长双成饬令部属速将张鸣儒等六人释放并制止今后再有此事发生为盼。

　　延安时期，林伯渠多次手拄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家串户，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生活、生产、支前、土改等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为发展边区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40年他亲率农业技术人员勘察南泥湾，认定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1942年8月，延安、安塞、延川、绥德等县发生特大水灾，他亲自赶往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1945年为了抗旱保秋，他带领边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解决边区难民移民的就业吃饭问题，他指示开办难民工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坚决留下来同陕北人民共渡难关，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作出了贡献。

　　1945年是林伯渠虚龄60寿辰，3月2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林伯渠的寿辰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都亲临祝贺。林伯渠在致辞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60年的征程，并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1954年，林伯渠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林伯渠故居坐落在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筑。林伯渠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故居由于年久失修，仅存一道封火墙。为纪念跨越二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诞辰100周年，临澧县委县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动工修复。故居座北朝南，为三进，每两进之间设一天井，有正房14间，杂室5间，建筑面积857平方米。砖木结构，硬山顶，两侧封火墙造型，室内门、窗、壁、望板、地板均用木板拼合，并刷涂桐油成深褐色，后堂屋“九牧世家”之匾牌，高悬梁上。整个建筑古朴典雅，且“诗礼伴家”之气息浓厚。故居内开设六个陈列室、陈列林伯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照片和文物资料。故居前有稻田，后有茶山，左晒场，右池塘，腰围约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于前晒场中央，一派庄重肃穆的气象。 “林伯渠同志故居”匾牌是邓小平亲笔题写。

　　朱明，一个普通革命者的化名。她一生只活了42年，但有几件事足以让世人难忘：其一，抗战之初，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并在延安整风中以一篇《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教材被树为典型；其二，仰慕、追随林伯渠多年，并在1945年嫁给了这位可敬的老人；1953年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变节老底，被列为惊天大案，1961年被侦破后立即自杀身死。50年之后，尽管案件仍然疑点重重，但新材料还原了朱明的部分真实形象。

　　朱明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她的家庭太平天国时即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过给皇家管库的官。小钧璧听父亲说过，家里大厅的柱子上曾被“长毛”砍过几刀，至今还有伤痕。到了民国初年，家境渐衰，但随着铁路的初兴，父亲又投资做大生意，结果破产更速。

　　王钧璧在母亲家长大，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学者，舅父们多学农工医等实科，母亲和姨母接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每日晨起临摹《灵飞经》等法帖，平日里要抚琴吹箫，演习《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一类曲子。所谓三岁念唐诗，十二读“红楼”。

　　住在安徽乡下，也能感受军阀统治的苛酷。大户人家的女眷几乎不出门，王钧璧的母亲她们也很少看戏和旅游，购物多是让佣人到铺子里去把东西拿回来先看，选好了再买。“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她们都很喜欢宝石蓝的绸缎衣裳，后来因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到处流行，她们就说宝石蓝不好看了，以后不再穿了。”

　　言不露齿，行不露裙。王钧璧从小接受淑女的训练：吃饭要慢且不带声音。说话要轻声莺语，浅笑含蓄。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笔直。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要风骨凛然，仪态万方。听到的启蒙故事，外国的如安徒生的童话，多是讲公主、王子的奇遇，飞行船、玻璃鞋等幻想；中国的总不离帝王伟业、忠孝节义、英雄美人等等。王钧璧的家长口中，霸王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游玩南京胭脂井时，家长们说，梁武帝当初投井时，嫔妃也跟他下去，井水都变成红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是说女孩子应当尽忠其夫。玩点将台，他们也大发感慨，说做人当如此英雄，至今还会不断有人凭吊……

　　家里属意王钧璧多懂女学，多读一些文艺。而她从小就心有灵犀，喜欢风格婉约的唐诗宋词，喜欢印象派的风花雪月，诸如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戴望舒的一句诗为其最爱：“月亮装饰着她的窗子，她点缀着别人的梦。”

　　“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只是供少数上层统治者鉴赏而已。”朱明在延安整风中曾反省自己血液里的流毒。

　　当时南京的大学强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经常镇压共产党活动。王钧璧的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他们回家常惋惜地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家里其他长辈却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不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都是“亡命之徒”。豆蔻年华的王钧璧，对“笼中鸟”的生活渐生厌倦，渴望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实现人生价值。那时，如火如荼的救亡爱国运动对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抗战爆发后，她随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钧璧准备动身到延安，路上没有护照，虽说是以去西北联大读书为借口，可路上关口设禁盘查，说这条路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只好回四川等待机会。

　　抗战之初，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上层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议论，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于是王钧璧相信了：“国民党人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钧璧见识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说风采。他在接见英国参赞时，大义凛然地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听了这一段话，王钧璧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所造成的，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好感，不知不觉在发生偏移。

　　林伯渠身上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派，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延安已成为王钧璧心中的圣地。亲朋好友劝阻她，诸如生活艰苦，陕北冬天严寒，缺医少药，流行肺病，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等，但千难万险已挡不住王钧璧的决心：“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结果我跟他离开四川。”

　　1939年春天，王钧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读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春阳照耀的黄土高原，生机盎然，崖畔上的玉茭叶绿光闪亮，翠绿的树木，红艳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切让朱明感受到新鲜。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到了林伯渠住的窑洞，林首先问起她参加整风的情形，然后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

　　朱明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朱明还进一步表白：“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这番话林伯渠肯定乐意听，但他还是引导她：“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还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

　　也许彼此都表明了心迹。

　　1945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高票当选。3月28日（农历2月15日），当他晋六十大寿时，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还送了贺联，联语是：“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

　　林伯渠在答谢词中说：“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他还作了一首《六十自寿》诗，诗云：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等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26岁的朱明送给恩师和引路人最好的礼物，是婚姻和真诚的爱情。新婚过后，朱明很快被分配到了晋绥解放区从事宣教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彭德怀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当时，边区政府组织庆功犒劳等一系列活动，林伯渠只得卧床指挥，拟写贺词，却不能亲自参与。其时，他的痔疾严重，坐褥常被脓血所污，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才把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从此，朱明才朝夕伴陪着林伯渠。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军乐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秘书长日理万机。林伯渠直接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是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联系的中枢神经。六十多岁的林伯渠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到各地视察，曾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视察东北边疆，又到过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还访问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夫人朱明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

　　1959年7月1日江西庐山，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4岁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带着朱明住进河东路251号别墅。此前，朱明陪他在全国各地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冒进和浮夸的风气令他深感不安。尽管他对领袖的忠诚早已交出自己的思考，行动上也总是与毛保持一致，但“庐山会议”还是在他心上落下片片阴影。７月13日，他在《庐山即景》诗中写道：

　　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

　　“空中蝴蝶迷茫梦”句，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委婉地批评了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而“大计熟筹问耦耕”、“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等句子，更是直截了当说出内心的隐忧。

　　庐山会议以后，林伯渠明显地衰老了。他爱听戏，尤其是豫剧。1959年10月初的一天，有关方面安排邯郸东风剧团豫剧小演员胡小凤和一群同学到林伯渠家汇报演出。那天林伯渠格外高兴，中午，他和朱明设家宴招待孩子们。饭菜丰盛，胡小凤对莲子汤的记忆尤其深。那年冬天，朱明还以林老的名义给那群女孩子寄去纱巾。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那群演员赶到林老家吊唁，悲戚中的朱明并未怠慢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她对他们说：“林老身体本来不太好，在天安门上站的时间长了，有些支持不住，让他下来，他不肯。仍坚持着，结果身体再也顶不住了。”朱明还领孩子们参观林老简朴的卧室，里边有张硬板床。朱明说，林老从战争年代过来，睡硬板床已成习惯。

　　宋庆龄在当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

　　在经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时候，她开始整理林伯渠遗物。她将夫君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钱币，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次南方之行，她开始走出悲苦的心境。据张宝昌说：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应，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文史参考》2010年8期。）

　　就在此期间，她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或许正是反映林伯渠纪念文集的出版问题。但她没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这信上的笔迹……

　　事情要回到7年前。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70多天。毛泽东于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异常恼怒。信中写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事和被捕变节的问题，举证清楚具体。据此判断，写信人知道江青的过去，也深知党内上层的情况。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并得到某种默许后，公安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事件被列为“18号案”。据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回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与原来的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王芳又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实当初这件事的影响只在极小的范围，平反昭雪也就鲜为人知。就是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中，朱明也仅在1946年出现过一次。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这是林伯渠的两句诗。也许朱明的自杀，冥冥中也有追随夫君的意味？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