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

　　尚钺（1902～1982），号健庵，字宗武，河南省罗山县人，尚钺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

　　1917年，尚钺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

　　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是河南省国货维持会的活跃分子和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19年暑假，他与同学组织青年学社，创办《三日报》。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当时，在鲁迅的指导下，参加进步文学活动，编辑刊物，创作小说。其代表作《斧背》与《病》，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鲁迅对他的评语是：“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讽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人民。”

　　1926年冬，在李大钊的激励下，尚钺未及毕业，便脱下了学生装，回到家乡罗山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北伐军暂时停留武汉，便遵循李大钊的指导，南下上海、武汉参加革命，经郭沫若介绍在北伐军政治部编审科任上尉科员。

　　1927年4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9月6日经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汪后之介绍，尚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省委机关刊物《猛进》。10月受组织派遣到豫南，任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兼当地苏维埃主席。12月受命赴罗山、光山一带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公开身份是信阳市狮滨中学英语教员。1928年，被任应歧的杂牌土匪军逮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获释。其间，中共豫南特委遭敌破坏，经武汉赴上海寻找党组织时再次被捕，被押解至杭州陆军监狱关押受审。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

　　1929年春，尚钺经楚图南介绍，被派往吉林省毓文中学任教。在学校秘密组织读书会，与楚图南共同创办了《灿星》周刊。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列宁英文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师生与学校的反动分子作斗争。

　　这期间，他的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说尚钺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后来，因教育当局无故开除学生，尚钺为之鸣不平，据理力争，而被校方解聘。随后，来到哈尔滨第五中学任教。不久，又因发起组织“反帝同盟”，被当局撤职，勒令离境。

　　1930年，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先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组织部工作，后调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任采访部主任。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尚钺以往的经历进行了政审，恢复了其党组织关系。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的妻子陈幼清带着3个孩子随红军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第3子尚海伦失踪，这是尚钺第一次丧妻失子。

　　1932年4月，尚钺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中共满洲省委要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尚钺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由于与省委意见不一致，而被开除党籍。后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为自己申诉，没有结果，于1934年回国，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继续办《北方红旗》刊物。不久，北平市委遭敌破坏，党的关系完全中断，便以尚健庵之名，颠沛流离，于1936年来到宁夏中卫县中学教书，任国文兼英语教员。

　　在学校，尚钺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名义，自己垫款从平、津、沪一带设法邮购了《呐喊》《彷徨》《野草》《大地》《母亲》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介绍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在离开中卫中学前，与孟长有、姚怀廉、左琏、刘应春等12位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顶端题字：“青年的弟兄们，我们的道路只有审思、明辨而不挠地前进！”这体现了一个伟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与足迹，也体现了一个前辈长者与其后诀别的砥砺与期待。几十年后，年近八旬的尚钺，在自己的《经历自述》中写道：（当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又找不到党组织，就决定到延安去找党。有十二个同学听说我要走，他们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还不肯回去。半路上我们下马车去吃饭，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让他们拿着到陕北延安去找党。我的信是写给延安党组织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绍，并把我在宁夏对这十二个人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一事向党作了汇报，希望党继续培养他们做宁夏建党的骨干。我带着孩子、家眷，不能过黄河，只能绕道去陕北。后来我在武汉还收到这十二个人的来信，说他们到延安后不久，党就分配他们到洛川学习去了，他们很高兴……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去宁夏调查我以后，我才知道党真的派这些同志回宁夏去搞建党工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成为宁夏的第一批烈士……

　　告别了中卫中学，尚钺又来到省城宁夏中学（今银川一中）任教。一段时间后，为了寻找党组织，于1937年回到北平，没有与党组织联系上，便又去了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汉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1938年到武汉，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武汉失守前，又随第三厅迁往重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三厅被迫解散。他遵照党的指示，离渝赴滇，先后在昆明瑞云中学、云南大学任教，讲授国文和中国通史。同时，继续培养学生走向进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曹昭抡、李公朴等人。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1945年，尚钺重新入党。1946年8月，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到上海、山东、华北解放区，在山东大学、山西北方大学、河北正定华北大学任教。1949年秋，随党政大军进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这期间，他除了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编写了100余万字《中国通史讲义》，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1954年，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深受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的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40余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不准尚钺讲课，不准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

　　1960年，受到党政双重处分，1962年，组织上对其所谓的问题予以甄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尚钺不仅受到学术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对自己观点坚持不变，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

　　1976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撤销了对尚钺的所有错误处分。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复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他1926年入党的党龄。

　　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为他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为了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0岁。

　　尚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提出不同于“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的“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峙的第三学派。他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演变﹑停滞的历史。

　　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

　　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判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

　　他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线索，不应以鸦片战争为界限人为地将其割断。由于独特的史学见解，他曾长期受到批判，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主张治史要有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史德。